中华人民共和国高校改革四十余年历史回顾与反思

  提要:建国后至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颁布,中国高校改革从来就没有间断过。四十余年来,在党和政府领导下,我国高校改革有大刀阔斧锐意进取的时候,也有因违反教育发展规律而陷入困顿与停滞的时候。经验固然可贵,教训犹为深刻。回顾这四十余年的风风雨雨,并对其成败得失进行反思,对今后的高校改革将会有所裨益。

  关键词:中国高校,高等教育,改革

  任何一种教育制度都是一种活生生的现实,其目的、结构、过程、内容和方法都要受到两类因素的影响:外部因素,即社会经济和文化条件;内部因素,即制度自身的活力。

  ——S ·拉塞克G ·维迪努,《从现在到2000年教育内容发展的全球展望》第9页

  一、改造中求发展:1949年至1966年的中国高等教育

  这十七年的中国高校,是在接受改造中前进的。中国共产党人夺取政权后,在高校中设立了各级党组织,在政治上对高校实行领导,在思想上对原有的教职工实行改造,统一了师生的思想和行动。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高校在数量和规模上有较大的发展;同时扩大招生,为新中国的建设输送了不少人才。但我们不能因此简单地得出中国高校在这一阶段得到巨大发展的结论,因为这一时期我国的高等教育有一个影响深远的失误,即大学独立精神的丧失,高等教育单纯为政治服务。我国目前的高校体制许多方面脱胎于当时的体制,当今高等教育的许多弊端与当时对高等教育政策的失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对这一阶段的高等教育进行反思是十分必要的。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高等教育指导思想和实践上走向“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道路,在建校的模式上则全面向苏联学习。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对国民党留下来的公立学校进行接管,其政策是“一般地维持其存在,迅速复课,逐渐进行必要的改造”。接管时一般宣布:(1)

  由原校政当局维持校政,条件成熟的成立校务委员会主持学校工作。(2)取缔反动党团组织,取缔训导制度,取消国民党党义等反动课程。(3)教职工维持原职原薪,学生发给人民助学金,学校经费照旧划发。至于私立学校,原拟维持,但学生大量流失,经费困难,学校难以为继,最后也由政府接管。[1]中央人民政府依据其在根据地所办大学的经验和政治的需要,对接管后的高校实行了改造。

  其中最突出的有三点:一是实行思想改造,明确提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废除国民党在大学中开设的政治课,代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并组织教师参加政治学习和社会活动。二是对高校的专业进行调整,并成立了中国人民大学等一批高等院校。为了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改变了原高校中重政法、财经,轻工科、师范、医科的专业结构,同时对大学的地域布局作了一些调整,如在新工业区和内地成立了大学。

  三是全面学习苏联的高校管理体制和教育理念。当时的文件明确提出:“不学习苏联学习,我们不但不可能迅速地建立起正式的近代化的工厂,同样也不可能迅速地建立起真正先进的高等学校。”客观地说,新中国对旧高校的改造,确实取得了一些立竿见影的效果。在政治上,迅速统一了高等教育界的思想,有利于当时社会的稳定;在数量上,扩大了高等教育的规模,使更多人接受高等教育。十七年间,培养了155万名毕业生,1.6万名研究生,还有近20万名业余大学和函授大学毕业生,特别是工科毕业学生相当于国民党时期二十年工科毕业生总和的三倍;[2]各高校在学习苏联的科学技术如国防工业,无线电等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肯定成绩不等于掩盖问题。这十七年的高等教育的实践,存在不少误区。

  纵使可以用“革命的需要”,“形势所迫”等诸如此类堂而皇之的原因来搪塞了事,但理性的分析也许更有说服力。

  其一,教育的规律为急功近利的“政治化”运动所代替,为后来的教育虚无论和知识无用论奠定了基础。51年的“肃反”、53年的“三反五反”58年的“大跃进”、54年批俞平伯与胡风、55年批梁漱溟、57年开始的“反右”运动都是发生在这十七年间。前三者对高校冲击不太,后三者特别是“反右”运动,当时不少高校不同程度地介入进去,那些以直陈国事为已任的知识分子,处在指责与被指责,相互揭发、质问、攻讦的恶性斗争中不能自拔,所有这些,对大学的正常秩序是有一定的冲击的。尤其是毛泽东在57年7月在上海发表的“知识分子是梁上君子”论,[3]为中国知识分子定了位,也为他们在今后愈演愈烈的政治运动中的悲惨命运定下了基调,使知识分子地位的急转直下,知识与教育在人们眼中也失去了它神圣的光环。

  其二,高校逐渐沦为政治的附庸和工具,丧失了它应有的独立精神和话语权。

  接管后,各高校的原有的学者、教师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新政府的改造,他们仍然是学术骨干,但在政治上他们是无话语权的,到后来,连学术上的自由也给剥夺得一干二净,勇敢者,尚能直言诤之,但大多人迫于形势而缄默不言。就连素以“自由学府”之称的北大,也在政治运动的冲击下低下了它高贵的头颅。

  当时北大的校长马寅初先生,在接二连三的批判下被迫辞职;清华大学才气横溢的教授钱钟书从1949年到1957年间,没有发表过任何文章、评论,也没有新作问世。此等“大家”尚不能独善其身,其余众生更不在话下。当时也有不屈服于权威的学生,如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四年级学生林希翎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个。据杨炳章先生的自传《从北大到哈佛》一书中描述:1957年5月某日,当杨先生来到北大体育馆时,看到不少人簇拥着一个年轻的女学生,她挥舞着手臂,不断发表高见,“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头脑,要想自己的问题,要说自己的话,要走自己的路。难道总是让人牵着鼻子走吗?”当然,这种特立独行的人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肯定没有好果子吃,过了几天,林希翎就成了“天下第一号”右派分子而镗锒入狱。

  其三,高校体制的全面行政化,使高校丧失了应有的活力,无法领导思想之潮流,反而成为“改革的最后一块堡垒”。在这种高度集权的体制下,有关高校的教育方针、发展规模、教育模式、课程和教学内容等等,总之事无巨细,都有政府统一做出规定,高校唯执行而已。说得不好听一点,高校也成为政府的一个特别的执行部门。高校办学自主权受到极大的限制,最后演变成一块旧体制的“活化石”和“改革的最后一块堡垒”。对这种高校体制,学者孙美堂有一针见血的论述:“教育行政化,高校不是或不完全是真正意义上的高校,而是行政体系(广义的行政体系,包括党、政、团、各种‘群众’组织等官僚队伍及准官僚队伍)在高教系统的延伸。其主要特征是:庞大的行政队伍(包括主管部门和学校内部的)是支配和支撑高校的真正主体;单位和人员按权力框架编排在不同位格等级中;权力意志是高校运作的根本的价值信号;权力价值标准和价值根据是评价人的行为、肯定人的价值的根本标准和根据。”[4]

  其四,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苍白,使我国高校建国后,基本上没有产生有影响力的大学教育家和高等教育的办学理念。尽管在50年也曾在高教领域开展过“红”与“专”关系的讨论,即所谓政治思想与专业学习关系问题的讨论。但它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基本上一边倒地批判重视专业知识而忽视政治思想教育的观点。总之,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所有高等教育的研究与讨论,都没有跳出简单引证马列经典著作的某些话语或领导人的观点,加以诠释和发挥的窠臼。诚然,1957年刘佛年也提出过这样鲜见的观点:“用行政的权威来禁止所谓的异端邪说,独尊某一种学说,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做法,只会造成学术的停滞,思想的凝固。”

  [5]对全盘苏化的问题,也有人提出比较理性的看法。如50年代初任清华大学校长的蒋南翔提出,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主要方面,但不是唯一内容。同时也要向人民民主国家和英美国家学习有用的东西。如他们出版的好的教材和书籍,我们应参考;他们的自由选课制度,也可以批判地加以吸收。[6]尽管类似这样的声音永远处于弱势的地位,而且这些观点在现在看来,也无甚惊人之处,但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却是需要一定的勇气和见识的。

  这十七年的高等教育总体上来说是在被动改造中求发展的。其结果是,一方面,高校在办学的数量上和规模上较以前有较大的进步;基本上建立了一套新中国的高校管理体制;为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急需的人才;高校环境相对“稳定”。

  另一方面,频繁的政治运动严重地腐蚀了高校的独立精神;知识分子的地位和灵魂开始受到挑战;高校在人才的培植模式和管理体制上政治化格式化的烙印十分明显,使高校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教育本身的规律。

  二、风雨飘零:1966年至1976年的中国高等教育

  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中国高等教育备受摧残的十年。

  从1966年7月开始,全国高等学校全面停止招生达6年之久;停止派出和接受留学生达6、7年之久;停止招收研究生达12年之久。原有417所高等学校,只保留了309所。1972年高校开始用“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十年间,全国仅有毕业生103、3万人,而其中67万人是1965年前入学的。原先确定的68所重点高等院校,被撤销了4所。文革前全国高等学校共设有专业601种,专业2833个,在文革中,停办了大批专业,很多理科专业被取消,或者“理向工靠”,许多为各行各业培养通用人材的工科专业变成为某一行业甚至为某一个产品服务的很窄的专业,工科院校中一些偏理科的专业有的被撤销,有的名存实亡,文科专业更是被大砍大并,十分混乱。高校的研究工作几乎全部停顿,人员下放,图书资料失散,文物被破坏,损失无法估量。[7]

  以广东省为例,在1964年全省有高等院校20所,到文革开始后,只准办10所大学,并强令一些学校搬到农村、山区去。许多高校被强行“调、并、迁、改”。

  校舍被大量占用,图书仪器设备被大量破坏,教师和干部队伍备受摧残。暨南大学被撤销,广东工学院改名为广东矿冶学院,迁到粤北,华南工学院一度分为广东工学院和广东化工学院。这一时期,“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学校在解放军宣传队和工人宣传队的领导下,整天搞“斗、批、改”,连续开展“批判修正主义”、“评法批儒”、“反击左倾翻案风”等政治运动。1975年全省高教战线学大寨、学朝阳农学院、,以劳动代替教育。1975年中山大学掀起“教育革命大辩论”。[8]所有这些政治运动,都大大地偏离了教育规律,使教育活动沦为政治运动的牺牲品。

  在教育思想上“政治挂帅”,校园内处充斥着“高等学校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等诸如此类的口号,把高等教育引向彻底的政治化的轨道。在教育实践中,否定了建国以来形成本已脆弱的高等教育的组织和制度,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严重下降。尽管停止招生的6年后的1972年起,不少高校开始招收“具有两年以上实践以经验的优秀工农兵”,但当时废除文化考试,实行的“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招生办法,不但使高校学源质量严重下降,更为严重的是,所谓的“推荐”上学极大的破坏了教育体制中的公平、公开原则,其后果是灾难性的。当今天人们“应试制度”大加讨伐之时,当时的人们又是何等地希望“考试”。一位经历了这段历史的署名为雷颐的作者,在《大学生》杂志中以《珍惜考试》为题要人们珍惜考试制度。他(或她)写道:[9]

  1966年初夏,在突如其来的狂热中,高考制度被正式废除,这是后来一系列“斗、批、改”中最先实施的制度。当时,起码是多数青年学生,由衷地拥护这一决定,大概只有极少数人看到这一“废除”将带来的极为严重的社会后果。但当“推荐”制实行了才不几年,它的种种弊端便暴露无遗,“推荐”成了“走后门”的同义词。如我所在的部队,也有过几次‘推荐’的名额,但实际上都是“带帽”下来的,即当时的一些权势人物为自己的子女或熟人专门拨下来的名额,他人不得“挪用”。……社会道德的败坏,就是由此开始的。所以当时有人说:“考试废,道德堕。”不说教师或成年人,就是当年的狂热的青年学生,此时大多也认清了废除考试的弊病。……所以传来要废除推荐制、恢复高考制度的消息确实令人难以置信。

  ……

  作者以本人的亲身体验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基本的道理:教育公平性的丧失,就是社会道德堕落的开始!

  “文化大革命”十年对高等教育乃至整个教育领域的摧残,表现为有形的和无形的两年方面。

  有形的损害有:(1)全国有大量的大学及其院系专业,没有经任何论证就被强行地调整或合并或改变隶属关系,有的还为“战备”需要,被迫迁往农村或偏远的山区。为此有些院校进行了反搬迁行动,如广东的华南农学院从1972年起,进行了5次反搬迁的斗争,最后取得了胜利。[10]当然这仅属绝少数。这就是新中国高教史上所谓第二次院校大调整。这次院校大调整与第一次不同,虽然两者都是自上而下的,但第一次的调整,还不失条理性和客观性,第二次则完全出于政治需要,由权威人物说了算,学校是没有任何发言权可言的。所以这次调整不但没有改变原有的高等学校布局不合理的状况,而且加剧了这种不合理。(2)全国高校的硬件如校舍、图书资料、教学设备等被大量破坏,如广东的暨南大学被撤销后,校园被占长达8年之久。而像北大这样的名校,简直就成了红卫兵小将们的“乐园”和各种工作队、宣传队的常驻宿舍。校园里的一切公共场所如体育场、教室、图书馆等成了现成的批斗场和集合地,各种图书资料或化为灰烬或散失殆尽。甚至个人的收藏或作品也不能幸免,如马寅初校长在文革期间,忍痛将国内外朋友赠送的各种花瓶、瓷品和玉器摔碎,当作垃圾扔掉,又把自己呕心沥血研究而写成的上百万字的稿件付之一炬。那是何等无奈而又可悲的事啊!

  (3)对招生制度和教学制度的全面破坏,使高校少为国家培养百万名以上的大学生,从而使中国人才出现严重的断层。当地球上的其他国家正在大力培养本国的高精尖人才时,我们的国家却以从肉体上和精神上折磨这些老人家为乐事,折磨完这些老人家,却又不培养年青的一代。足足10年,作为培养人才集中地的高校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我想这在近代教育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事。这种人才上的断层影响是深远的。有一位90年代的大学生说:“我只觉得目前的中国像一只迎风破浪的船,拼命划桨的还只是那些老水手,也有年轻的水手过来帮帮忙,但大多数年轻的水手却在船头的甲板上尽情玩赏尽情欢乐。”[11]尽管他是在批评年青人,但我想问的是“我们的中年人那里去了?”事实上,他们大多数人在从事不需要技术、收入最低的工作,有的甚至下岗或面临下岗!

  无形的损害有:(1)高等教育的十年浩劫,其实也是对中国高等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浩劫。建国后,不少一流的学者文人荟萃中国各高校,其中有些是与中国共产党一起闹革命的,有些是对新中国充满憧憬而放弃国外优越的生活条件回来建设祖国的,有些是想独立于政事以外专心搞学问的。但都无一例外地受到折磨与摧残。轻者心疲力尽,重者命归黄泉。梁晓声在《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中写道:“‘反右’、‘文革’,使这两类知识分子(梁把中国的知识分子分为‘文人’型和‘科研’型两类,引者注),皆遭到了同样的厄运。相比于‘科研’型的知识分子,‘文人’型的知识分子由于职业习惯的说和写,每每罹祸严重,遭际也更惨。发配者不计其数,‘劳改’者不计其数,入狱者不计其数,死残者不计其数。”[12]中国高等知识分子在经过此劫后,不少人变得更加小心翼翼,以“无为”图自保;也有不少人钻营求官,以显达图自扬;也有不少人与世俗相融,贩卖知识,不论那一种,都是知识分子独立精神的退化与自尊的丧失。古代意义上旷世独立的知识之士已绝迹。梁晓声说“每见中国知识分子在官僚们甚至在政客们面前的毕恭毕敬受宠若惊,我感到万分害羞!”[13]话虽然这么说,这怎能怪得了知识分子呢!(2)这十年中国高校的混乱与停滞,严重地延缓了中国教育的现代化的进程。从高校的管理体制到教学体制无一不是处于崩溃的边沿,教学科研全面瘫痪,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更无从谈起。这十年里,世界上的不少高校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教育改革,以迎接新的科技革命和教育的全面现代化作好准备。而我们的高等教育却在混乱中倒退,其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三、重拾旧山河:1997年至1983年的中国高等教育

  1976年历经十年的政治浩劫终于随着“四人帮”的跨台而结束。中国进入拨乱反正时期。在高等教育这条战线上,主要有以下几个重大的举措。(1)在全国范围内恢复与改革招生制度。根据邓小平在科教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77年11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国务院批准从当年起,对高等学校招生制度进行改革。新的招生制度实行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原则,采取自愿报告,统一考试,地方初选,学校录取,省、市自治区批准的办法。废除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实行的“自愿报告、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招生办法。对久违校园和知识的年青人来说,这不谛是天大的喜事,我们从当时报名参加高考的人数就可见一斑,仅1977年,全国约有570万的青年参加高考,各大专院校从中录取了约27万名学生。(2)恢复研究生制度和建立学位制度。教育部与中国科学院联合发出1977年招考研究生具体办法的通知。至此,中断了12年的研究生教育终于恢复!据不完全统计,当年招收了约10700人。

  相当于文革前1965年录取人数的7倍,以后逐年增加。1980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从1980年1月1日起实施。(3)对在文革期间被拆散、合并、撤销的高校重新恢复,同时增设了一批新学校,并从宏观上对一些专业进行调整和重新设置。经过这5年的努力,我国的高校基本上恢复了元气。[14]

  元气虽然恢复了,但当时的高校仍然存在不少问题。我们可以从侧面来了解一下当时高校的一些情况,还是让我们看看执中国大学之牛耳的北京大学吧。恢复高考后的北大“不光学生有问题,教员也有问题,甚至可以说更严重。许多教员多年没有教书,没有看书,专业知识都扔到高碑店和鲤鱼洲去了。……这些人在‘文革’中经过风雨,见过世面,如果说本职业务没搞的话,兼职政治活动倒是搞了不少,形成各种派别,各种人事考虑。”“八十年代初,一旦恢复招生制度,提倡教研任务,马上出现一个人浮于事的问题。北大长期以来,只准入不准出,真正教课的人员仅占全学校教职工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北大显然需要裁员,中央也主张北大裁员。可让谁走呢,谁也不能走。真正裁员,在中国来说,就等于失业;调动工作,等于降职,而且别的单位不要怎么办?……结果是谁也不拍板,谁也走不了。裁员有困难,扩编没意见。‘四人帮’倒台了,党中央号召大抓科研,大抓教育,北大作为全国科教重点,自然要大大扩大才是”。[15]北大的这种景况在高校中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我们可以把当时高校存在的几个主要矛盾概括如下:其一,学生强烈渴求知识与教师知识相对贫乏的矛盾。

  在文革中的一代人基本上都无一例外地患上了“知识饥渴症”,一旦能从学校中接受到系统的知识,简直是“久旱逢甘露”,然而,经过十多年“革命的冼礼”,高校原有的知识分子,死的死,老的老,残的残,即使身子硬朗的,再也不敢在课堂上“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了。年轻一点教师,由于长期从事政治运动或被政治运动冲击,真正有一定科研和教学水平的已经不多,能跟得上世界步伐的则属凤毛麟角。其二,高校中仍然政治到上,学术仍处于从属地位。这一点,我们从已故作家戴厚英的小说《人啊!人》中,可以充分地感受到在高校教职工之间那种人性与非人性之间的撞击。在学术研究上特别是人文科学上,到处闪烁着“政治的光辉”!教坛上的言论,也樊篱重重。可见,对知识分子的“改造”确实走到了作用!乃至已21世纪的今天,仍有人在大学的讲坛上人云亦云。其三,高校的管理体制和思想观念仍然没有多少的改进。在管理体制上,恢复了建国后的“中央统一领导,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两级管理”的体制,过分集权的现象仍然没有改变。从内部体制上来看,仍然是“官办”学校,人浮于事,长官意志,政治生命大于学术生命,权力与派别斗争的现象仍然是当时中国高校“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这5年的中国高校可以用“重拾旧山河”来形容。国家有关高校的重大政策,不外是四个字即“恢复、调整”,真正有革新意义的举措不多。从许多方面都沿用了建国后原有的一套东西。这许多方面都沿用了建国后原有的一套东西。这也是形势所至,非人力所能为。真正意义的高校改革的还没有起步!

  但另一方面,这几年是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时期,许多青年人逐渐从政治的盲目中走向了思想上的独立,尽管代表权威的政府对学生这种倾向仍然有着较大的分歧。1982年,在上海市理论工作座谈会上,与会的人员曾对那个时代的大学生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出现了不同的几个看法。(1)充分肯定当代大学生,认为他们从个人崇拜中解放出来,遇事能独立思考,富有探索精神,这正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具有时代意义的东西。(2)认为当代大学生向往和追求直理,政治上敏感,要求上进,主流是好的,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少:①只要民主,不要集中,轻视组织纪律。②强调个性解放,追求个体价值,在招生、毕业分配上要求服从“我”。③讲实惠,向钱看。④厌恶政治,不信马列。(3)认为当代大学身上既有十年内乱造成的伤痕,又有进入新时代的积极因素,特点是:①思想容量深,思考总是多,不迷信,不盲从,但世界观有偏差。②迫切要求改革,但自我修养较差,看问题有片面性。③求知欲高,但辨别能力低。[16]我想第(2)(3)点肯定是会议的主流观点。因为中国从来很少相信年青人,仍然是一个老人的社会,青年人的地位虽然有所改善,但远远无法与老人的权威相抗衡,所以,总是有一帮社会权威的代表对青年一代的言行举止评头论足,然后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全面观点”,“虽然……,但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的句子充斥其间。殊不知,世界上许多东西是相互排斥的,既然“不盲从,不相信权威”,就不可无条件服从所谓的“组织”和书本上的种种教条。另外,指责大学生世界观有偏差,自我修养差,辨别能力低;只讲民主,不讲集中;讲实惠,向钱看;云云,完全是一副高高在上唯我独尊的姿态,所以,做中国的青年是很可悲的。每当我看到那些在老人世界中保持自我的年轻人,我总是满怀崇敬之情;而当我看到那些在现实的压迫下提前进入老人世界的年轻人,又不禁悲从心来!

  正如有些学者所说:“经过几次学潮,社会各界当代大学生评价每况愈下。各种各样的指责纷至沓来,像‘抱大的一代’、‘垮掉的一代’、‘自私自利的一代’,弄得大学生很痛苦,精神上很迷茫。社会的担扰、猜疑、批评,促使大学生进行深刻的自我反省、自我批评、自我否定……。存在于大学生身上的种种‘毛病’和‘劣迹’,一时被渲染得面目全非。假如真的是这样,我们的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还有什么希望可言?因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人身上,而大学生则是同龄青年中的精英部分,既然精英都‘跨掉了、烂掉了’,那整个青年人又如何能肩负起继往开来的历史使命?”[17]

  呜呼!做青年人难,做中国的青年人难上更难!

  好在,中国并没有因为老年人对年轻人的苛责而停滞不前!

  在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上,针对50年代把教育的体质定性为“教育是社会的上层建筑”的结论,在教育界提出了质疑,并为此展开了讨论,最后认为教育的社会上层建筑性和生产力性,反映的是教育现象和社会其他现象的联系,不是教育特有属性。在此基础上,提出“高等教育是中等教育基础上实施的专业教育,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社会活动。”虽然这种提法把高等教育仅仅归结为一种专业教育,并没有揭示其本质,但在当时,已经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使高等教育逐渐从纯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阴影下走了出来,更加重视高等教育中对人的培养,而不是简单地对人的改造或某种格式化的塑造。

  四、峰回路转:1983年至1992年中国高等教育

  这十年的中国高校,在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推动下,开始正视自身存在的问题和弊端,进行了一些尝试性的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如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一样,由于传统的惯性和深层次的问题太多,很难有突破性的进展。尽管如此,毕竟已经确立了改革的方向,、开始放眼望世界。这一时期的高等教育理论的研究,呈现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这十年的实践,为今后高校的全面改革奠定了基础。

  1983年4月,国务院批转原教育部、国家计委《关于加速发展高等教育的报告》,要求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尽快扭转教育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局面,采取多层次、多规格、多种形式加速发展高等教育。在提高教育质量的同时,积极发展数量,并增加了教育事业费与基建投资。

  1985年5月,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学校应充分调动师生员工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努力增强学校主动适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动力和活力,使各级各类学校教育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1986年,国务院发布了《高等教育管理职责暂行规定》,明确了中央与地方管理教育的职责、权限,并赋予了高等学校在保证执行国家计划的前提下实行联合办学,接受委托培养、招收自费生,自主分配一定比例的毕业生,有权调整教学计划、教学大纲,选用教材,进行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有权任命副校长以下的干部,一部分学校还有权审定教授和副教授的任职资格。

  1992年8月,在内部体制改革试点学校已取得一定效果的基础上,国家教育委发出了《关于国家教育直属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的通知。对校内的人事制度、分配制度、住房医疗退休制度改革作了一些宏观上的规定。在这一时期还尝试性进行后勤改革。主要是后勤系统相对独立,实行经费和任务的承包。

  这一时期的高校改革有急也有缓,有所侧重。在1983年至1985年间,改革侧重于增加高校和学生的数量,三年间在全国增设了312所高校,在招生规模和基本投资上也有较大的增加。而在1985至1989年后,则侧重于下放权力,扩大高校自主权,从管理体制上较以前有较大的突破。1989年至1992年,则侧重于稳固原有的改革成果。基本上实现了全国第三次高等教育工作会议提出的深化和加快教育改革、持续而稳定地发展高等教育事业的任务。

  但这一阶段的高校改革中存在着急躁冒进的情绪。80年代,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对人才的需要量越来越大,政府没有充分考虑到高等教育发展应有的规律和质量、片面追求数量上的扩展。大量增设新高校,据统计,从1983年至1985年3年内,新建院校达301所。仅1985年一年就增设新高校114所,形成了我国高等教育史上一个前所未有的膨胀高峰。据有关资料介绍,日本1983年每校平均4401名学生,南朝鲜1983年平均每校4164名学生。我国在1990年的全国1075所高校中,在校学生不到2000人的竟达733年,占全国高校总数的68.2%,1000人以下的358所,占33.3%.其结果造成学校规模小,师生比例低,办学成本较高,资源内部使用率低,学科重复设置过多,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严重影响学校办学的潜力。

  当年盲目重数量轻结构的办学思想所造成的这种局面,留给了1992年以后的高校改革来解决。

  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中国迎来了第二次思想解放。

  高校也打破了相对沉静的局面,开始进入了一个全面改革和发展的时期。十四大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我国原有高校的教育体制是在单一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下形成的,基本上是国家集中计划和政府直接管理的办学体制。

  无疑,必须对这种体制进行一次大的变革。1993年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审时度势,正式印发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进一步明确了教育发展的目标、战略、指导方针、改革与发展的基本思路以及重大政策,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虽然经过从拨乱反正开始近16年的恢复和改革,但从宏观上来看,1992年前后的中国高校仍然存在以下几个主要问题:(1)体制上缺乏自我适应、自我发展、自我创新的能力。在办学体制上看,高校按上级指令办学、无压力、无动力,完全一副“国营单位”的作派,私立民办学校虽然有所萌芽,但其地位、规模不可与“公立”同日而语。在管理体制上来看,政府包办一切,条块分割十分严重,中央各部委都有自己的一摊子,相互之间“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此谓之“条条”;各省管自己的学校,相互之间“井水不犯河水”,此谓之“块块”;中央与地方管理各自的学校,同样相互之间“你不犯我,我不犯你”,此谓之“条块”。在这种情况下,高校之间无法协作,无法实现资源共享,严重地影响了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整体投资效益的提高。同时,主管部门仍然对高校过多地行使自己的行政权力,而高校由于缺乏充分的自我管理能力,也依赖于政府的主管部门的行政手段来解决自身的各种问题。经济与法制在高校的运作中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在投资体制上,完全依靠政府投资的状况虽然有所改变,但其他的投资渠道还没有得到法律的充分承认,而政府的投资已明显不能满足高校充分发展的需要。(2)高等教育结构上存在诸多缺陷与不足。教育层次结构不合理,研究生、本科生和专科生培养比例不适应社会需要。教育科类结构上不合理,一些与社会联系密切的应用性学科发展与社会需求有着较大的距离,如计算机、财经、政法、通讯、运输等专业供不应求,而诸如中文、历史、哲学等比重过大。

  在形式结构上,普通高校的成人教育的潜力没有充分挖掘出来,学校规模过小,布局过于分散,办学形式单一。在地域结构上,主要集中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而经济落后的地区如宁夏、青海、西藏等省区高等教育发展缓慢,1991年,三个地区共有高校16年,仅占全国的1075所的1.5%,而高等教育发展的滞后又制约了当地经济和文化的发展。(3)高校内部管理体制上存在许多不合理的地方。在人事体制上,不利于吸引人才,教育、科研第一线的人员比例偏低,而行政与后勤人员比例过高,在队伍的建设上,缺乏竞争机制,论资排辈的现象较为严重;在分配制度上,平均主义严重;在住房医疗退休保险制度上也有待改革。以上种种弊端已严重地阻碍了我国的高校现代化进程,中国高校已到非改革不足于生存的时候!

  参考文献:

  注释:[1]庞文弟,《回顾历史缅怀先驱迎接未来》,载《中国高等教育》1999年第8期,第28页。

  [2]熊明安,《中国高等教育史》,重庆,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第458页。

  [3]毛泽东在1957年7月到达上海后,对干部们说:“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这是讲得透底。知识分子把尾巴一翘,比孙行者的尾巴还长。……知识分子翘起尾巴来可不得了呀!“‘老子就是不算天下第一,也算天下第二’,‘工人、农民算什么呀?……。一百天以前我在这个地方讲过,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现在没有基础了,他丧失了原来的社会经济基础,就是那五张皮没有了,他除非落在新皮上。有些知识分子现在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他在空中飞,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我说,这些人叫’梁上君子‘。他在那个梁上飞,他要回去,那边空了,那几张皮没有了,老家回不去了。……经过这一场大批判,我看他们多少会觉悟的。”毛泽东用他特有的诙谐中蕴含着无限权威的语言嘲弄着这帮手无寸铁的书生,虽然图了一时之快,然而共和国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何博传先生所著的《山坳上的中国》第十七章的相关内容。

  [4]转引冉云飞《沉疴:中国教育的危机与批判》,海口,南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147页。

  [5]喻岳青《应答实践对理论的呼唤:我国高等教育原理研究五十年回顾》,转引人大复印资料《高等教育》2000年第2期,第4页。

  [6]见注[1][7]季明明主编,《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第5页。

  [8]参见《广东省志:教育志》,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8月版。第221-222页。

  [9]见《大学生》1997年第10期。第24-25页。

  [10]同注[8][11]暮耘,《进步中的沉沦》,见《大学生》1999年第9期,第22页。

  [12]梁晓声,《中国各阶层分析》,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第317页。

  [13]同上,第324页。

  [14]同注[7]第4页。

  [15]杨炳章,从北大到哈佛,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年4月。

  [16]宋强等著,第四代人的精神,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年6月第1版,第358页。

  [17]雷渡桥主编,混沌初开:来自当代大学生心灵的报告,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年9月第1版,第17页。

  作者: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务处副处长、副教授地址:广州市白云大道北2号(510420)

  电邮:[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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