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6期

  本文以分布在东中西部10个县(市)内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农村居民为对象,首次在中国农村对职业声望进行了社会学测定,并以此为对照,对中国城市职业声望和国际职业声望比较研究的基本结论进行了讨论、验证。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文章在考察传统意义的职业声望时,加入了带有社会分化特征的身分要素,证明就业身分对声望体系表现出很强的再分化能力,指出职业和就业身分共同构成我国现阶段最具代表性的社会位置,声望评价只有与二者相结合,才能对社会结构现实的分化过程具有更强的解释力。文章还进一步讨论了声望体系与社会分化的客观机制之间的认同关系,认为声望体系虽然与社会分化其他层面的特征不可混为一谈,但作为主观评价的结果,则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地位的主要差异,从操作的意义上来说,它可以作为一个综合指标对社会分化的秩序进行测量。

  职业声望作为工业化社会核心价值的一种反映,一直被社会学家广泛使用,以从社会层面测量社会结构分化的方向和程度。特雷曼(Treiman )在国际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标准国际职业声望量表”(SIOPS )之后,职业声望的历史继承性和国别间的相似性更受到广泛承认,被认为是测量社会地位的最主要指标之一。然而,用一个主观评价的社会价值体系测量社会结构分化的客观程度,毕竟存有理论和经验方面的误区和真空。因而,它又是一个需要不断验证和修定的范畴。此外,职业声望的国别相似性是以工业化社会为其基础的,并且,这种相似性也多少已为中国城市声望研究所证实。那么,在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的农村社会里,职业声望是否也具有这种特性呢?

  因此,有必要在中国农村社会对职业声望作深入一层的探索。本文即以中国10个县(市)农村(含十分之一城镇居民)的抽样调查资料为依据〔1〕,试图对上述问题提出一些解释。

  一、国际测定的基本结论和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职业声望作为一种研究传统,是以解释社会地位与社会分层的关系为其主线的。马克斯·韦伯是第一个有系统地研究这种关系的学者。韦伯以后的声望研究在理论上仍然围绕声望在解释社会分层结构中的意义和功能,不过更深入一层。一是将声望研究的成果引入其他专门的社会学研究领域,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地位获得模型理论(布劳和邓肯)和社会网络理论(兰曼Lanman,帕皮Pappi ,布莱克本Blackburn ,普兰蒂Plandy等)。二是对声望进行了经验研究和实际测定(沃纳Warner等)。三是将社会学统计方法运用到社会分层研究,发展出多种职业声望量表(康兹Counts,爱德华Edwards ,邓肯,诺思和哈特North -Hatt等)。这些研究不仅从方法上更加规范化,而且从理论上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和解释。其中对声望的社会心理学和文化差异论的解释颇为流行。

  70年代后,当研究扩展至国际间的比较,学者们发现职业声望具有国别间的一致性时,便试图超越文化差异论,寻求从结构同构论上解释问题。特雷曼就是国际声望比较研究和声望决定结构论的集大成者。特氏认为,国际比较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找出人类社会结构的共同不变的法则。他根据学者们在世界60多个国家所做的有关职业声望、收入和教育等的研究资料,制订出“国际标准职业声望量表”。特氏在比较各国的职业声望量表时,发现各国对职业声望高低的评价非常接近,其相关系数高达0.81.这个数字说明职业声望评价不受文化差异的影响,即使在同一社会里的各个次文化群体,对职业声望的评价也非常接近。特氏领导的研究小组在诸多个国家所做的实证研究,也基本证实了这个结论。因此,他认为职业声望本身具有不变性,不因国情、意识形态、文化或时间差异而不同〔2〕。这种不变性基本上是由社会结构本身的两个特性,即功能的必要性和组织的必要性所造成的。特氏的结论既否定一些社会学家用“文化差异”对声望评价的群体差异进行分析,又否定人类学家用“文化扩散”对职业声望在各国雷同现象的解释,而强调结构相同的作用。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职业声望反映了各国社会结构某些方面的相似性,因而得出各国的社会结构也相同的结论。特氏研究的局限在于,他所参照、对比乃至使用的职业声望量表,其本身包括的职业尽管在各社会中都有一定的代表性,但却侧重于职业在技术、知识和从事职业所得报酬上的差别,而忽略职业在权力和权威等方面的差异。特氏在制订国际声望量表时,虽然也提出了职业权力和特权问题,但他对职业权力和特权的界定是依据教育和收入差异的〔3〕,而这两个指标对权力和权威的解释力非常有限。由于职业在权力和权威上的差异有些来自劳动的社会分工,有些则来自特定社会的社会资源的分配机制,如资源分配中的身分制、继承制等,而这恰恰是许多社会中社会结构分化的基本方面,因此人们对职业声望研究的一个基本争论就是,职业声望测量的到底是什么〔4〕。

  对这个问题表示的疑义,其一是职业代表的是否社会结构分化的基本方面。一般认为,工业化社会中最能代表社会位置的莫过于职业〔5〕。那么,我们这个农业转型社会的社会位置体系,是否可以单纯的职业来代表呢?讨论这个问题的意义在于,声望作为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只有与特定社会中最能代表这种价值的社会位置相联系,才能对社会结构的层级化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其二是声望作为主观指标,反映的是不是或在多大程度上反映的是社会结构分化的客观过程。当然,声望作为一种主观性的地位特征,在评价时一般也要以客观性的地位特征为依据。那么,依据的程度如何,声望的差异反映的是否社会地位分化方面的主要差异,因而可以成为测量人们社会地位的重要差异性指标呢?这些正是我们进一步研究问题的理论出发点。研究声望的实践意义则在于,声望体系作为一个可操作的量表,可以直接用来对社会流动和由此引起的社会分化状况进行测量,指出流动的方向和分化的程度。这种实际测量的结果对于制定社会政策和开展实际工作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声望研究是解决上述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的不可逾越的基础性研究。

  这项基础性的研究在我国城市已有所进展。开始于80年代初期的中国城市职业声望研究,较有代表性的是林南和谢文在北京市〔6〕、边燕杰在天津市〔7〕、蒋来文等在北京市和广州市〔8〕的抽样调查。京津两地的研究目的之一是参与国际比较,从中找出特氏结论的合理性和存在的问题。研究的基本结果都印证了特氏跨国研究的基本结论,认为存在一致性的基础是工业化社会存在同样形式的劳动分工。但也从诸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城市职业声望与他国的差异性,认为存在差异性的原因是除去工业化的分工模式外,历史的和文化的力量也左右着人们将职业意义内化的过程。然而出于比较的目的,京津职业声望量表在设计中着重考虑到可比性,因而同样侧重于测量职业的技能、知识和所得报酬等。但天津量表已经考虑到职业的权力和权威,增设了行政干部群体内部的等级。90年代初在北京和广州两市的调查,在量表设计上则显然已更多地考虑到中国社会结构分化中职业和就业身分的双重作用,而将就业单位的所有制性质与某些有代表性的职业相结合。虽然这项研究没有在跨国比较上做出更多努力,但是量表设计上的变化,已经带有变革的意义。

  如果将就业身分等反映职业权力、权威乃至特权的要素加入声望量表,观察声望体系的秩序是否发生变化,变化是整体性的还是局部性的,是变革性的还是修正性的,也许有助于我们在理论上回答职业声望测量的是什么,其效果如何等问题。另外,中国城市职业声望与国际测量表现出的一致性,在农业转型社会中或准工业化社会中是否也普遍存在,它们以怎样的方式存在,这种存在对于描述和测定农村社会结构的分化具有怎样的意义,也是同样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二、中国农村职业声望的测定和就业身分的设计

  从社会分工的复杂程度上说,城市是个典型的职业社会。传统的农村则与此相反,单一的农业使农村职业结构简单,失去了分化的意义。农民在土地上固着,没有流动的机缘,职业评价和选择对他们也就没有意义。因此,已往职业声望研究中社会学家主要关注的是工业化社会的职业声望。那么,研究农村职业声望的客观基础是什么呢?

  首先是近10余年农村社会分化的现实。近10余年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乡村工业化的推进,深刻地改变了农民的职业结构,农民向非农的转移迅速而广泛,农户家庭中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口比重逐渐加大。本次调查所涉及的10个县域内,1992年底持农业户口的回答人(尚不包括不在调查地的非农人口)在主业中从事非农职业的占34%以上,其中经济发达地区的比重更高,一般都在60—80%以上,分布在多个行业和职业类型中。如将回答人亲属中从事非农职业的人口也计算在内,这个比例就更高。农民职业结构由单一向多元的迅速变化表明农民可进入的职业领域越来越宽广,且越来越突破某些传统的非农业领域。显然,不从职业流动上来认识农村社会的分化就把握不到农村改革的脉搏。农村社会分化的现实,正呼唤着新的认识范畴和分析方法。

  与非农化相伴随的,是农民向城镇或经济发达的农村地区的流动。这种流动不仅使农民完成了自身的职业转变,使城市人无法忽视他们的存在,而且将大量的职业信息在农村特别是以往边远落后的农村中传播。此外,大众传播媒介物在农村的普及,使农民对更广范围的职业也具有了概念上的理解。本次调查所涉及的10个县域内,被调查农户中,拥有黑白电视机的占59.3%,拥有彩色电视的占24.1%,拥有收音和录音机的分别占38%和37%;每周收看电视天数3天以上的占76%,听广播节目天数2天以上的占50%,看报天数2天以上的占34.4%。考虑到调查涉及边远落后闭塞的农村地区,农村文盲的比例较高,调查中允许被调查者挑出自己“不清楚”或“没听说过”的职业,对此不进行评价。调查的实际结果表明,除去个别边远落后地区的农民,如河北南皮县农村等,对声望调查涉及的百种职业回答“不清楚”或“没听说过”的比例较高外,从总体上来说,农村居民已经具有较强的职业意识和职业评价能力。他们在调查中对各种职业表明的看法以及对调查表现出的积极参与的热情,都说明在农村研究职业声望已经具备了条件。

  不仅如此,农民的职业意识和评价能力,实际上已经在客观地影响着农民的择业过程。虽然从职业评价到职业选择再到实际转移是三个不同的具体过程,并且往往具有不一致性,但是流动的现实可能性使农民对职业的概念早已突破了“农业”的范畴,对职业的选择越来越重视。当然这种选择由于受到农民身分的限制,实际上是有限的。而农民身分与某些特定职业结合后所形成的专门职业,才是农民实际上可以选择的范围。因此农民对职业的体验往往是与职业身分联接在一起的,这与城市居民对职业与单位身分相联接的体验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农民在职业选择中除去受单位身分的排斥外,又加上一层城乡社区身分的限制。可以说,农民对现存的职业身分体制具有最深刻的体验,同时也是以此来给社会职业和个人的社会地位定位的。

  因此,与以往城市声望研究和国际声望研究不同的是,本次农村声望研究中特别重视了对带有强烈身分特征的职业声望的研究。现阶段中国社会的身分特征植根于职业和与就业相关的体制,我们称之为就业身分。就业身分的主要标识有单位身分和户籍身分。在声望调查中单位身分以所有制类型来划分,选择较有代表性的厂长、工人、司机和文秘职业与之相结合,形成4个单位身分群体。户籍身分则以户籍为农业户口的“农民”与目前他们可以从事的职业相结合。

  将身分特征加入的考虑基于这样一个假设:传统意义的职业,可能不是我国现阶段最具代表性的社会位置;由职业和就业身分结合而成的社会位置,可能是更准确刻划社会地位的指标。所以,以就业身分为表现形式的社会体制,与工业化的分工模式和历史文化传统,共同决定着特定社会人们将职业意义内化的过程,从而形成该社会对“职业—身分”声望的认同体系。

  基于这个假设,在选择100种职业时,我们主要考虑到以下几个因素:1)城乡职业分化的程度和职业结构。主要参照第四次人口普查的职业分类标准,基本上涵盖了该分类的所有大类和中类;2)比较研究的可能性。为了与以往国内和国际职业声望研究进行比较,尽可能包括国际声望研究和中国城市声望研究中已经测定过的一些职业;3)农村居民对这些职业的敏感和熟知程度,4)加入一些带有强烈身分特征、在城乡社会结构分化中已经较稳定的职业类型,如农民工、私营业主,等等;5)关注一些新出现的在职业分化中引起社会重视的职业群体,如经商人员群体、自由职业者群体,等等。在100个职业身分中,选择小学教师作为参照职业,因为小学教师是农村居民十分熟悉的职业。统计中则以小学教师作为评分的参照〔9〕。

  该项抽样调查在10个县(市)进行(包括上杭县、张家港市、新会县、临夏市、曲靖县、玉林市、南皮县、孝感市、彰武县和新都县)。总样本(成功率94%)数合计3012个,其中,回答人为男性的占70.15%,女性占29.85%;受过大学以上教育的占1.53%、中学占29.48%、小学占35.03%、文盲占33.96%;农业户籍的占79.97%,城镇户籍占19.7%,其他户籍占0.3%;就业人口(包括离退休后再工作的、长期病休的、企业停产暂无工作的、留职业停薪的人员)占99%以上。

  经以上回答人评价的“职业—身分”声望,是一个复杂的结构体系。

  三、职业声望等级序列的一般结构

  职业作为描述社会位置的参数,本质上是一个刻划个人社会特征的类别参数〔10〕,它所描述的社会位置是不分高低顺序的。但是,身分和声望却是两个等级参数。职业与它们的结合产生了刻划社会结构特征的新变量,例如职业身分和职业声望,它们则是等级参数。

  本次100种职业声望的排序,描述的就是这样一种等级的纵向序列〔11〕。我们以此为基础,与80年代至90年代初中国几大城市职业声望的调查结果,以及国际职业声望调查的主要成果进行比较〔12〕。为便于比较,先将100种职业中的身分因素搁置一边,只从单纯职业的意义上进行考察。

  在本次100种职业声望排列中,最高得分组20个职业集中了高级教育和专业人员、高级别行政管理干部、最低得分组20个职业则集中了那些非技术性的、劳动条件差并且受到传统观念排斥的职业。两组职业声望的排序,与中国城市声望和国际声望排序在总体上具有很强的一致性。近20年来的声望研究表明,那些教育程度高的专业人员和职别高的行政官员,无论在中国城市还是其他国别都具有最高的声望;而那些非技术性的、重体力劳动的职业,则一律地具有最低的声望。这种一致性和稳定性,在以往国内外的职业声望研究中已有基本结论,本次研究的贡献是提供了农村居民对职业声望的评价也具有这种基本趋势的证明。这种趋同性从一个侧面说明,我国农村社会的分工模式正在向工业化的一般分工模式转变,转变的程度至少已经影响着农民将一般职业的意义内化的过程。

  不过,农村声望评价也表现出一些不同的特点。

  第一,对专业群体的评价不同。中国农村的声望排序中,专业人员群体中的大学教授、工程师、科学家往往被给予最高的评价,对医生、律师的评价相对较低;而在城市和国际声望评价中,医生、律师则往往被给予最高的评价。

  第二,行政管理人员的排位占有非常突出的高位。在最高得分组20个职业中,这类人员有7个,占30%,其中政府部长、大城市市长、法院院长均在前5位,甚至企事业单位的政工干部和文秘也都排列在前20位以内。而在中国城市声望排序中,这类人员均未进入前5位,在前20位中占有的位置也不多。不过,就这一群体的整体位置而言,在中国城乡职业声望乃至台湾地区的职业声望体系〔13〕中,都占有中上的位置。而在国际声望研究中,对这一群体在研究设计及研究结果中都未给予重视,这是与不同国家的社会地位分化的突出特征相一致的。

  第三,对文化类职业的评价普遍低于城市,没有一种进入前20位。但是在城市职业声望评价中,对文化类职业的排序则较高,作家、记者、画家、导演均进入前20位。这一差别表现出城乡居民在文化上和对文化类职业认同上的巨大差异。

  第四,对军人职业的评价高于城市,排列19位,而在城市(北京、广州)则排位较低。这一差别表现出城乡居民由于就业机会不同而产生的观念差异。对于中国农民来说,参军至今仍是他们改变农民职业身分最直接的途径,因而对这一职业极为重视。

  上述差异一方面与城乡在分工体系和职业结构方面的差异有关,由于这些职业的意义和重要性在城乡表现的不同,因而所得到的评价也不同。另一方面说明人们在评价声望时依据的社区准则是变化的。当人们对某个职业,例如农村居民对军人、医生、个体经营者等有直接认识和体验时,评价依据的是具体社区的社会评价准则,当对某个职业没有直接认识和体验时,例如农民对大学教授等,评价依据的则是全社会的评价准则。

  第五,对经济类职业评价较高。在100种职业身分体系中,经济或经营人员群体包括了企业经营者、经商者(个体户)和各类经济业务人员。其中大中型国营企业厂长被列入前20位,排位第7,其他企业经营者和经济业务人员均被列入中组和中上组(前60位),个体经营者虽然在这个群体中排位最低,但也排列在第63—64位。这种评价比近年在城市职业声望(京、广)中的评价略高。虽然我们没有专门的社会统计资料,说明“经商者”或“经营者”的声望是否比以往有所提高,但是近10余年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商者阶层先富裕起来的事实,无疑使“商人”和经营者的形象空前鲜明、地位空前突出起来。这种现象反映出我国转型时期社会流动规范和模式的变化。在改革时期,市场结构的作用有可能强于个人的社会性资源对流动的作用,使某些原来难以流动的社会群体,如农民、社会闲散人员、普通工人和职员等,尽管缺少正规教育或某种政治身分,也获得了向上流动的机会。因为市场接受了他们的现状,并以某种方式允许他们利用新的机会向上流动。

  尽管如此,上述差异在总体上并未破坏国际和中国城市职业声望测量中已经发现的职业等级秩序,并且与之保持了相当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不但具有跨国别跨城乡空间的稳定性,而且具有跨时间的稳定性。

  不仅如此,当我们深入一层分析时,还发现不同生理特质(年龄和性别)和社会特质(民族、教育、收入、就业、户籍、行业、职业、单位所有制、就业身分和社区身分)的人,对职业声望的评价也趋向于一致(以P >T 值测定)。虽然因个人特质不同,特别是社会特质不同,在具体声望上的绝对得分有所差别,但是这些差异与中国城市声望研究的结论是基本一致的,差异性只表现在某些人对个别职业的评价上,并且表现得很微弱也缺少规律性。从总体上说,不同生理特质和社会特质的人,对职业声望的评价具有相当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说明,职业声望评价基本上不是个人生理和心理特征的反映,而是社会整体心态的反映,而这些心态则是社会最突出的客观地位差异的准确反映。这是我们将要在后文中加以说明的。虽然在研究中我们并未忽视个人特质对声望评价的影响,但在分析问题时却需要对评价的总体状况进行描述,找出一般的集中趋势。在这里,统计分析的意义在于,忽略个体的差异,抽象出一般的整体的态度。因此,声望量表本身所表现的也正是评价者的整体心态。

  四、等级序列中的身分群体

  如前所述,职业声望的纵向排序具有跨时空的相对稳定性。那么,就业身分作为中国特定时期的社会现象,将会对声望体系产生怎样的作用和影响呢?让我们将它加入声望体系,进行深入的分析。下表列出的是100种职业身分声望体系中5组身分声望的排列顺序,为比较起见,同时还列入了属于“干部”群体的教师和行政人员。职业身分群体声望排序表


  如表所示,职业身分的排列表现出很强的规律性,其中最明显的是整群分割、群内分化、群际交叉和绝对声望与相对声望的不一致性。

  整群分割,表现出群体地位的一致性。5组职业身分群体在纵向序列中明显地具有群体一致的地位。从表中可以看出,5组职业身分群体中存在明显的等级序列,最高为厂长组,最低为农民组。如果从这5个群体中各抽出得分最高或最低的职业单独排序,那么所排出的序列与群体序列是完全一致的。可以看出,这咱排列仍然保留着前述职业声望体系原有的秩序,这种秩序在总体上并没有因为身分要素的加入而被破坏。这说明,职业声望体系有着相当的稳定性,并且,身分声望是以职业声望为其基础的,是职业声望体系的次级结构。不过,值得进一步讨论的是,这种次级结构的内部出现了分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已经对职业声望体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群内分化,表现出身分要素具有的分化作用。加入身分因素后,各职业群体内部发生分化,各自成为一个高低排列有序的等级结构。单位身分群体内部的分化是以工作单位的所有制公有化的程度为依据的。公有化的程度越高,声望排列的位置越高。这种等级分化的序列在4个单位身分群体内都非常一致。可见,单位身分对职业声望体系的分化作用是十分明显的。人们虽然对职业拥有一套在文化传统上沿袭的相对稳定的看法,但是在身分体制作用下,人们已经很难对一个笼统的或单纯的职业的声望作出准确的判断。例如,对“工人”这个职业,如果不考虑他在哪类所有制单位工作,就很难对其地位做出准确的判断,因为在国营企业和乡镇企业工作的工人,其地位差异是很大的,因而必须考虑从业者在哪种所有制的单位工作,也就是说只有将职业与单位身分放在一起考虑,才能对具体职业的声望地位做出准确的判断。

  单位身分所具有的分化作用,从职业群体地位相互交叉的现象中也可以看到。

  群际交叉,表现出身分声望对职业声望体系重新分割的过程。前已述之,职业群体作为一个个整体,在声望总序列中的地位是按群排列的。身分声望序列产生后,群体内部的分化对这种整群分割的格局产生了影响,出现了职业群体之间在声望地位上的交叉。在这里,单位所有制身分起着最重要的作用。例如,作为司机职业群体的声望明显低于厂长群体和文秘群体,但是具有国家机关身分的司机,其声望却高于厂长群体中的乡镇企业厂长和私营企业厂长,也高于文秘群体中的中外合资企业文秘。同样,工人作为职业群体的地位低于司机群体,但是具有国营企业身分的工人,其声望地位高于身分不稳定的出租汽车司机。显然,由于身分声望的存在,职业声望原有的排列顺序被部分地改变了,职业群体的地位不再是统一稳定的了。不过,户籍身分和职业特权身分在这方面的影响和作用却是有限的。这两种身分都已经化约为稳定的职业类型,如干部、工人、农民本身就是职业类型,对它们声望的评价依据的显然是职业本身的特征,如职权的、技能的和地位的等等,因此身分特征并没有对它们产生特殊的再分化作用,这几大群体之间的声望排列没有任何交叉。因此,在考虑身分因素的作用时,这两种身分的影响要低于单位所有制身分。

  身分群体内部分化和群际交叉的现象说明,就业身分对声望体系表现出很强的再分化的能力,单纯的职业并不能完全表现我国现阶段最具代表性的社会位置的特性;对职业位置的社会评价,也不能完全准确地测量和解释我国社会分化的实际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职业和就业身分二者共同构成我国现阶段最具代表性的社会位置,声望评价只有与之相结合,才有可能对社会结构现实的层级化过程具有更强的解释力。

  绝对声望和相对声望的不一致性,是职业身分声望纵向序列的又一个特点,集中反映在“农民”身分群体的分化上。在近10余年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农民群体内部发生了剧烈的分化,这种分化是以职业的多元化为表现形式的。在100种职业声望量表中,列出了目前具有农民身分的人大概从事的职业范围,比较典型的有乡村卫生员、乡镇企业工人、种田农民、农民合同工、雇工和保姆。小学教师和农林技术员中也有一定数量的“农民”身分的人,但目前绝大部分已经转为国家或地方编制的人员,故不计入。这个群体内部的分化,使一部分拥有农民身分的人的绝对职业地位得以提高。例如,乡村卫生员排列68位,其位置远远高于大部分体力工人和服务业职工;具有乡镇企业工人身分的“农民”,排列73位,其声望地位也高于大部分重体力工人和服务业人员。但是,正如上表所示,作为“农民”整体,其群体地位的相对位置仍然是最低的,种田农民、农民合同工、雇工和保姆,都处于声望体系的最低层。

  如上所述,职业与身分的综合声望体系,较之单纯的职业声望表现的的确是社会结构更为丰富的分化过程。问题在于,这种主观的评价系统,在多大程度上与客观的分化过程相吻合。

  五、声望体系与社会分化机制间的认同关系

  从声望体系内形成的就业身分序列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声望体系与我国目前特有的社会分化的客观机制——单位制、行政制和身分制之间具有强烈的认同性。

  单位体制及其在社会分化中的作用,已经有人做过专门研究〔14〕。这里进一步讨论的是,单位作为一个典型的类别变量,怎样被赋予等级分化的意义,以及单位的其他等级地位特征所形成的级序,与单位的声望级序之间的关系。这里,我们选择几个由职工可以通过单位直接获取的社会性资源——收入、补贴和福利(补贴和福利在这里可以被看作是单位特权),作为考察不同所有制单位等级的指标,对此加以说明。

  个人所有单位的所有制类型,规定着不同的分配制度。据1992年的一项调查〔15〕,不同所有制企业职工的月平均收入按高低排列的顺序为:三资、全民、集体和其他。但是,一般来说,三资企业或个体私营企业的职工并不占有或很少占有工资或收入以外的各种补贴和福利资源。根据一项关于城市居民消费补贴的调查研究〔16〕,消费补贴无论是“明补”还是“暗补”都在消费过程中形成居民之间福利水平上的差别。这种差别在不同所有制单位就业的职工之间表现得甚为明显,按占有补贴的多少,不同所有制单位的排列顺序为:中央省级全民所有制单位、其他全民所有制单位、集体所有制单位、个体私营经济、其他所有制单位(包括三资企业)。如果考虑到劳保福利的因素,这种差别则更大。显然,补贴和福利改变了前述收入差距的方向,三资企业从排位第一降至倒数第一。从综合社会性资源的占有来看,不同所有制单位由高到低的排列顺序是与国有化的程度成正比例的。除去单位所有制不同外,单位级别在我国现有体制下,也是形成单位等级差别的要素之一。例如,集体企业内部素有等级差别,“大集体”在工资、福利、保障等方面都优越于“小集体”。这种差别的方向一般来说也是与国有化或“地方所有化”的程度成正比例的。

  在这里有意义的是,声望体系中单位身分的等级顺序与单位的多个客观地位特征形成的等级顺序是基本一致的。这种一致性对我们至少有两个意义,即声望作为主观评价的结果,是特定社会基本的客观差异的直接且准确的反映;其二,单位声望与单位的其他等级特征共同表征单位的社会地位;并且,由于单位声望的差异反映了单位其他地位特征的差异,因此,可以作为独立的测定人们社会地位的重要差异性标准。

  在声望研究中,我们还列出一组行政干部群体作为测定的对象。这个群体的声望结构,与我国现行的干部行政工资级别制下的分层结构也有相当的一致性。尽管目前社会上对干部群体有着各种看法,并且声望又是人们评头论足的结果,但是这与一般经验上人们所说的“民”对“官”的“情绪”毕竟是两回事。这说明,声望评价从总体上说不是人们心理情绪的反映,而是客观地位差异的反映。

  这里称谓的身分制在一定程度上与单位制和行政制是一体的,只不过表现出更强的多样性。就业单位身分是其中之一,等级依单位所有制而定,如前所述,它与声望级序具有一致性。职业特权身分,是身分体制的另一个主要体现。具有这种身分特征的人主要是工人、农民和干部。这三种身分虽然都是以职业特征为内涵的,但是由于脑体差别、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的存在,并且这种差别长期以来被劳动人事制度、户籍制度、商品粮制度等进一步固定了,因此使具有这三种不同身分的人在占有和支配社会性资源上存在较大的差别,处在不同的社会地位上。根据这三种身分的人所占有的社会性资源的总量方面的差异(收入、补贴、教育),他们的等级地位按高低顺序排列为:干部、工人、农民。本次声望调查中,这三类群体的整体声望,同样也按干部、工人、农民的顺序排列。身分制还有一个要素是个人就业身分。这种身分之间的高低等级关系,是由劳动分工所形成的职责和权力差别所规定的。声望调查的结果也反映出与这些差别相同的等级关系。社区身分是与上述身分特征相关联的又一种特权身分,在这里我们主要指城乡户籍身分。在声望调查中,我们涉及了城乡两大居民群体,他们的声望排位也显示为城市高于农村。即使农村户籍身分的人在个人的就业身分上升为企业管理者,如乡镇企业厂长、雇主或私营企业厂长、个体经营者后,他们的声望已经高于某些城市户籍者,但是从总体上来说,仍然低于与他们有同类身分但拥有城市户籍的人,如乡镇企业厂长和私营企业厂长的排位高于国营和集体企业工人,但是仍然处于厂长群体中的最低地位,排位在城市国营企业、集体企业厂长之后。

  在这里,我们只对职业—身分声望与声望体系中反映出的社会分化机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初步考察,并未涉及其他的分化机制如教育的和收入的,以及所有这些分化机制间的相互关系。对这些关系的社会学测定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专文加以说明。这里只需指出,声望体系与社会分化其他层面的特征是不可混为一谈的,但是声望体系在相当程度上准确地反映了社会地位的主要客观差异,从操作的意义上来说,它可以作为一个综合指标对社会分化的秩序进行测量。

  还需要指出的是,声望虽然反映了社会地位分层化的客观过程,但是它本身所描述的并不是实际的社会分层结构。声望研究的意义在于,声望作为一个等级变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测定社会分层化程度的标准框架或量表。而实际的社会分层状况,则是社会分化和社会流动过程沉淀的结果。研究中我们看到,人们对职业身分声望的评价与他们的流动愿望之间,流动愿望与实际的流动过程之间,存在着相当的差异性,这是三个相互关联但又相互独立的过程。也就是说,人们对职业的评价影响着他们的选择,但是选择时却更多地考虑到个人能力与向往的职业之间的差距。人们在评价职业时,社会评价系统或评价的一致性更起作用,而在选择职业时则是个人的条件、愿望和差异更起作用,一旦进入实际的流动过程,个人的选择又会让位于社会的就业机会结构。对这三个过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统计测定,尚有待于系统研究。这里强调的只是声望体系与实际社会分化过程之间的联带关系和差别。***本项研究在统计方法和数据处理方面,得到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白威廉(W.Parish)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沈崇麟副研究员的实质性的帮助,特致谢意。

  注释:

  〔1〕有关该项调查的基本情况和统计数据,请参阅《中国城乡居民家庭生活调查报告》,同名课题组,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版。

  〔2〕特雷曼:《劳动分工与职业分化》,《职业声望比较研究》,纽约:学术,1977年,第5—19页(Treiman ,D.,1977."The Divisionof Labor and Occupational Stratification",OccupationalPrestig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p.5—19,New York :Academic.)

  〔3〕特雷曼:《劳动分工与职业分化》,《职业声望比较研究》第5—19页。

  〔4〕〔5〕许嘉猷:《社会阶层化与社会流动》,三民书店1986年版,第90—100页。

  〔6〕林南、谢文:《中国城市职业声望》,《美国社会学杂志》,1988年1月(V ·93N.4)(Nan Lin &Wen Xie ,"Occupational Prestige in Urban China",AmericanJournal of Sociology,V.93N.4,January,1988.)

  〔7〕边燕杰:《中国职业声望的一项比较分析》,提交给《美国亚洲评论》的文章,1993年2月(Bian Yanjie ,"Chinese OccupationalPrestige :A Comparative Analysis",Forthcoming The AmericanAsian Review,Feb.1993.)

  〔8〕蒋来文等:《北京、广州两市职业声望研究》,《社会学与社会调查》,1991年第4期。

  〔9〕将100种职业按照随机抽取的办法分成11个组,每组中都包括小学教师。也就是每组有9个职业各不相同,有1个职业(小教)是相同的。在问卷访答中,也按照随机的原则控制每组职业出现的频率。这样每个被调查人只对1组即10个职业,按其社会地位的高低进行排序。每一组排序中最高职业的序号为1,最低为10.允许将“不清楚”或“没听说过”的职业排列在中间位置(序号为5);对分不出高低的几个职业放入同一序号。在统计分析中,以小学教师作为参照职业,即每一组的每个职业的得分都与该组小学教师的得分进行比较,对两者之差加权平均后得出该职业在总排序中的得分,并以百分数(0—100)来排列高低。计算公式:职业得分(均值)=该职业得分-小学教师得分/组(参照边燕杰计算方法)。

  〔10〕彼特·布劳:《不平等和异质性》,王春光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4页。

  〔11〕有关该100种职业声望的排序,请参阅《中国城乡居民家庭生活调查报告》,同名课题组,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145—148页。

  〔12〕美国全国民意调查中心主持的职业声望量表(NORC),转引自潘锦棠主编的《劳动与职业社会学》,红旗出版社1991年版,第175页;特雷曼:《标准国际职业声望量表》(SIOPS ),《职业声望比较研究》,纽约:学术,1977年,第235—259页(Treiman ,D.,1977."Standard International Occupational Prestige Scale",Occupational Prestigein Comparative Prespective,p.235—259,New York:Academic.)

  〔13〕瞿海源:《职业声望量表》,见许嘉猷,出处同上,第110—111页。

  〔14〕李路路、王奋宇:《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结构及其变革》,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4页;李汉林:《中国单位现象与城市社区的整合机制》,《社会学研究》1993年第5期。

  〔15〕李强:《社会分层与流动》,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148页。

  〔16〕仲济垠:《城市居民消费补贴与收入分配》,《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研究》,赵人伟等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53—279页。

  作者折晓叶,女,1950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婴婴,女,1952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