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的爱国主义热情明显复苏:「九一一」事件后美国人的爱国主义热情高涨;欧盟宪法在法国、荷兰等国的遭否决;中日韩关系的紧张;等等。但应当承认的,目前各国所盛行的、各种媒介所讨论的爱国主义,似乎都与真正的爱国主义有一定的差距。因此,非常有必要厘清爱国主义的本意,并据此对其进行正确的引导,避免出现一些借爱国主义旗号、行其他主义、尤其是民族主义之实的现象。因此,本文试图对这一具有悠久历史、却经常被政治性运用的术语本身的涵义进行探讨。第一节主要考察爱国主义的概念本身;据此,第二节对爱国主义的对象和手段进行讨论,第三节的核心是对爱国主义的伦理价值进行分析。在结论中,本文试图就爱国主义的实际价值提出一些相关的政策思考。

一 爱国主义的概念分析

  爱国主义一开始是个地理辞汇,逐渐加入了文化内涵,最后才具备了政治意义。

  英语中的「爱国主义」(patriotism)一词来源于拉丁语中的「祖国」(patria)一词,而「祖国」的词源又是拉丁语中的「父亲」(pater)。由于国家是为人所建立的,爱国主义也就被用作表达对「开国之父」们所建立的国家的忠诚与热爱。在历史发展的大部分时间中,对祖国或家乡的热爱都是一种对土地的一种情感依附。例如,当这个词十六世纪第一次出现在英语中时,「爱国者」(patriot)不过是「同胞」(compatriot)的意思:一个与他生活在、或来自于同一个国家的人。随著工业革命及其引起的大规模社会转型,爱国主义的意义明显已经得到了扩展,对国家的风俗和传统的热爱、对国家历史的自豪感、以及为国家福祉奉献等文化内涵都被纳其中。随著时间流变,对被认为是构成祖国的特殊政治传统的价值观与原则的承诺逐渐成为爱国主义的更为主要的内涵。1

  从十七世纪开始,政治内涵开始成为爱国主义的主要组成要素。例如,十七世纪晚期,「爱国者」和「爱国主义」这两个词就位于英国政治争论的核心。十八世纪的「爱国主义」更多具有一种讽刺意味,往往代表著对政府的分裂、或反对。这一时期的爱国主义没有今天所包含的美德内涵,反而更多的是一个贬义词。2到了十九世纪晚期,与日益强大的国家权势和民族主义的兴起相对立,爱国主义的话语失去了其原本的重要性,并成为服务于民族国家的工具。今天,要区分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已经不再容易。3

  由于所涉广泛,给「爱国主义」下定义并不容易,许多著名的辞典都力求精炼,结果往往过于宽泛。例如,《韦伯斯特大词典》将「爱国主义」定义为对国家的热爱或奉献。4《简明牛津政治辞典》则将「爱国主义」定义为对祖国的热爱或保卫祖国利益的热情,但并不一定会形成具体行动。5这两个定义的相同弊病在于,缺乏对爱国主义行为的界定,也不包含对爱国主义的道德判断。比如,一个因为热爱祖国、期望为祖国作贡献而参战的士兵,可能因为在战争中虐待战俘而被遣送回国、甚至被判有罪,因为其行为并不符合爱国主义精神、反而可能损害其祖国声誉,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发生的虐俘丑闻就是典型。

  《大英百科全书》更看重的是爱国主义的文化要素,它将爱国主义定义为保存、保护以及传播一国的传统与价值观。其缺陷同样明显。而且,对一国的传统与价值观的界定非常困难;而且即使一个人并不赞同其祖国的传统与价值观,也并不能被证明他不爱国。美国作家黑尔(E. E. Hale)在其著名的小说《没有祖国的人》(Man Without a Country)中就描述的那位美国军官(Philip Nolan)就是典型。6

  相比之下,《布莱克韦尔政治思想百科全书》的定义更为全面。它不仅在定义中加上了有关行为的要素,认为爱国主义是对祖国的热爱,暗示著准备好了要以行动来保卫祖国或在对外交往中支持祖国。而且还试图将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加以区分,认为爱国主义是一个比民族主义更为古老的辞汇、更多是种情感,而非如民族主义那样是一种政治理想。该定义认为爱国主义更多是对所生活的土地或其生活方式的忠诚,而较少关心民族主义的核心问题即抽象的「国家」概念;等等。7

  中国思想对爱国主义的讨论历史悠久,对爱国主义的界定也相对全面;同时,其不足也非常明显,即对爱国主义的界定过于政治化。8例如,《辞海》将爱国主义定义为「历史地形成的热爱和忠诚自己祖国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是对待祖国的一种政治原则和道德原则。它的具体内容取决于一定的历史条件。剥削阶级的爱国主义,带有阶级的局限性,但在一定条件下也有积极意义。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同国际主义相结合。……」9

  由此可见,目前学术界对爱国主义的界定是不令人满意的。要准确地理解爱国主义,就必须在牢记爱国主义是一种个人行为时,还要时刻关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爱国主义的对象究竟是甚么?

  一个人可能因为一个国家所拥有的文化内涵,如特殊的传统、价值观等,而热爱一个祖国。对这样的人来说,他们热爱一个国家,是因为文化、价值观本身,而非因为那片土地是他的祖国。历史上有许多这样的事例,如拉法耶特(Marquis de Lafayette)是一个为美国十三州独立而战斗的法国人,又如前来中国参加抗日战争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当然,对地理的忠诚可能更为普遍。许多人热爱祖国是因为那是他的祖国,而非恰好满足某种价值观标准的国家。10这种爱国主义并非源于某种一般性的价值观,而是以一种直接的、无条件的、稳定的方式聚集于其祖国;所以有人夸张但贴切地说,「对一国的热爱……在很多场合下不过是一头驴对它的圈的热爱。」11所以,尽管存在争议,但爱国主义的对象应当既包括地理要素,也包括文化要素。12

  其次,甚么样的手段或行为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

  有人强调爱国主义是没有前提的。比如,在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中有个著名战役,英军轻骑兵对上级的错误命令照样坚决执行;尽管战斗失败,但战士们仍受到赞美。13当然,也有人认为,公民有责任对政府行为是否符合国家利益做出独立的、理性的判断。很明显,这是一种主观因素:人们对同一事实的判断有著不同的标准,完全可能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在这种爱国主义观之下,支持战争的公民与反对战争的公民,都是爱国主义者,因为他们都对符合国家最大利益的行为有著自己独立的、尽管是不同的判断。

  这里最为重要的是战争与爱国主义之间的关系。参加战争历来被普遍视为表达爱国主义的最为首要的手段与行为。谈到爱国主义就会让人联想到战争;一旦听到诸如「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之类的话语就会让人眼前浮现出一个高大的端著枪在战场上浴血冲锋的战士形象。一旦一国人民的自由和生命、国土需要保卫时,这种情况就不胜枚举。14因为冒生命危险是勇气的最大体现,因而冒生命危险保卫祖国、人民自然就是爱国主义的最大体现了,因而从事战争本身就成为一种最高尚的爱国主义职业。15当然,这是存在问题的,例如侵略国的战士虽然「英勇奋战」,但却不可能被视为爱国主义行为。

  综合以上讨论,本文将「爱国主义」定义为:个人对国家的热爱,它是由于那是其祖国及其所代表的价值观念所激发的,并以对其国家与同胞的福祉的特殊关切的形式表现出来。16这一定义包含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个人对国家的热爱」,这是最为核心的,事实上涉及到第三节将要讨论的爱国主义的伦理道德层面;第二个层面「它是由于那是其祖国及其所代表的价值观念所激发的」,这里强调的是爱国主义的对象既包括地理要素,也包括文化要素;第三个层面「并以对其国家与同胞的福祉的特殊关切的形式表现出来」,是对甚么是真正的爱国主义的手段或行为的界定。

  需要额外强调的是第三个层面。爱国主义者对祖国的热爱体现在他愿意为祖国做甚么、并确实做了甚么。但要为爱国主义界定非常具体的行为标准的确很难,所以可以用「关切」(concern)作为对「热爱」一词的补充。「关切」一词既包括情感方面的内容,也包括行动方面的内容;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决定是否采取行动。当然,这种关切的对象不仅仅是抽象意义上的祖国,它还具体到其同胞身上。应该承认的是,这种对祖国与同胞的关切是特殊的,它比对所有他国人的关切都更为强烈、更为深切。

二 爱国主义的对象和手段

  在上述对爱国主义的定义基础上,对爱国主义的对象和手段的进一步讨论是必须;通过进一步的讨论,还可以发现,无论从对象还是从手段上看,爱国主义都存在一个从理智到盲目的连续光谱,所有类型的爱国主义都位于这一光谱的不同位置。

  爱国主义的对象事实上涉及到对两对关系的处理:第一对关系是在特殊地理意义上的祖国与作为特定价值观念代表的祖国的关系,第二对关系是作为总体的祖国与作为祖国特定时期的代表的特殊政府的关系。

  首先,就爱国主义的对象的特殊地理意义上的祖国与作为特定价值观念代表的祖国的关系来说,这事实上涉及到爱国主义的普遍存在的两难问题。一般而言,一个拥有某一国籍的人──无论他是否爱国──都会说那是「我的国家」。这种「那是其祖国」的爱国主义是与特殊的地理位置相联的,它是「只有那些拥有这一特殊国家国籍的人才会展示的忠诚。」17「这种关系的特殊性是根本的、不可消除的。」18

  但如同前文所强调的,在「乡情」之外,爱国主义还应同时强调国家赖以立国的基本价值观或理念。爱国主义者在与其祖国相关的事情上感到自豪、羞耻或内疚,同样可能因为这反映或违背了某一套价值观或理念。在这里,可以看到爱国主义情感依附的另一方面,即其祖国所体现的价值观要素。如同麦金太尔所观察到的,「爱国主义不仅涉及到对祖国的特殊关切,而且涉及到该国的特征、优点与成就。」19比如,宪法是一个国家政治文化的结晶。宪法的原则形成了所有公民共同承认和团结在一起的一体化力量,由此而产生出「宪法爱国主义」。20

  其次,「情感依附」还涉及到作为地理、文化价值观总体的祖国与作为祖国特定时期的特定表现的政府间的区分。「爱国主义者所承诺的祖国不仅仅是地理上的,也是政治上的实体。」21然而,正是「政治实体」的概念本身导致了对爱国主义的不同理解:它是某一特定的国家,但是否是某一特定的政府呢?进而,是否爱国主义意味著对特定政府的支持?或者说,在爱国与支持特定政府及其政策之间存在区别吗?

  2003年上映的美国影片《五角大楼文件》(Pentagon papers)非常典型地体现在爱祖国与爱政府之间的区别。22对一些人而言,仅因美国正处于战争这一事实,就足以控告埃尔斯伯格对国家不忠,因为他使政府面临困难、给予美国的敌人以「支持和安慰」。对另一些人来说,埃尔斯伯格的行为恰恰表明他是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他非常有勇气、不自私,敢于冒被投入大牢的风险,因为他认为美国卷入越南战争对两个国家都是极大的伤害。他的行为有利于其祖国,而非相反。

  如前所述,爱国主义的手段表现是一种对其国家及同胞的福祉的「特殊关切」。著名哲学家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就认为,爱国主义位于「一系列富于忠诚的美德之中……这一美德系列还包括对婚姻的忠诚、热爱自己的家庭与亲戚和朋友,以及对诸如学校或棒球俱乐部等的忠诚。」23也就是说,爱国主义可以被恰当地理解为普通人在其家庭、朋友以及作为诸如宗教团体中的一员时所感受的那种「源自地位的义务」(positional obligations)。24这事实上说明了爱国主义的「区别性关切」的内涵。

  「区别性关切」表明,爱国主义是一种偏爱,它使人们在特殊场合下将同胞的福祉置于外国人之上。正如大卫·麦卡贝(David McCabe)所说,爱国主义是一种原则,它源于国籍在道德上所施加的特殊义务与特殊待遇。25在这里,「义务」与「待遇」暗示著爱国主义的「区别性关切」维度在现实中的体现。因此,爱国主义常常要求人们随时准备为其同胞的福祉做出牺牲;或者说,「一个人是否爱国的试金石是他准备为祖国及同胞所做的一切。」26

  对于不同的个人、不同的国家而言,爱国主义的对象和手段都是不同的,因此爱国主义必然存在一个光谱,这一光谱的一端是理智,而另一端则是盲目。如同社会心理学家的解释一样,理智爱国主义是与平等、公正、基于对国家价值观的批判性理解的「批判性忠诚」(critical loyalty)相联系的。27对理智爱国主义者而言,他们所热爱的国家更多是种事业,其最终目的在于建设一个道德上特殊的共同体。28换句话说,「爱国主义者必须促进国家的经济与政治变革和进步」,并推动制度和程式的公正。29而盲目爱国主义要求对国家不加批判的忠诚。它事实上是与「无论是对是错,总是我们的祖国」相对应的一种情感,非常危险地接近于民族主义。30对盲目爱国主义者而言,凡是祖国的律令都是正确的,无论它来自于祖国本身、还是因祖国而来的特殊政府。

  具体到爱国主义的对象和手段而言,这一光谱的表现形式可能存在差异。首先,就爱国主义的对象中存在的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文化价值观的热爱的区分而言,单纯地热爱文化价值观的普世主义和单纯地热爱特殊地理位置的特殊主义都属于盲目的爱国主义,只有将二者合理地结合起来的才是理智的。

  普世主义者认为,之所以热爱祖国,是因为祖国拥有爱国者所珍视的政治价值观和原则,如果有一天本国不再拥有这些理念、或者别国拥有这些价值观和原则,那么他的忠诚和热爱就会相应地发生转移。31或者说,普世主义意味著对理想的忠诚,效忠必须给予那些代表此种理想的国家,而不管其政治边界在哪里:好公民应当视自己「更多地是世界公民,而非任何特定共同体的公民」。32而特殊主义者强调,它热爱的祖国是一个由特殊的种族、语言、地理、宗教、物质等因素整合起来的、具有历史、文化独特性的共同体。艾德蒙·伯克是这种特殊主义的典型代表,他所热爱的是本地共同体的充满自身特征与特质的政治与社会生活。33「一个国家,可以有自己的一套信念,但其灵魂则是界定于共同的历史、传统、文化、英雄与恶人以及胜败荣辱,这一切都是珍藏于『记忆的奇妙琴弦』。」34

  事实上,「祖国的优点和成就的事实与『那是他的祖国』的事实二者,都不能单独构成爱国主义的基础。只有当我们承认了这一点,才能理解爱国主义者对其祖国的热爱及对其福祉的特殊关切。」35真正理智的爱国主义必须将二者合理地结合起来。

  第二,仍就爱国主义的对象进行讨论,在对作为整体的祖国的热爱和对特殊政府的热爱区分上,理智的爱国主义者站在祖国一边,而盲目的爱国主义者则站在政府一边。理智爱国主义者认为,祖国是一个「道德上特殊的共同体」,并非特殊的政府或一时流行的政治情感,因此对祖国的忠诚是无条件的,「而对特定政府、特定的政府形式或特定领导人的忠诚则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它们要促进祖国的发展、而非阻挠甚至摧毁它。」36盲目的爱国主义者对政府有著虔诚的热爱,尤其当特定政府的政策可能与祖国的长远发展产生冲突时,他们往往站在政府一边。这种盲目性、非理性尤为明显地体现在其对待政治异议的态度上。盲目爱国主义要求的是一种一致性,反对任何对国家、政府乃至政策的质疑。根据盲目爱国主义,异议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它使国家两极分化,如果发生冲突,它一定发生在人民与非人民、国家与反国家、爱国与背叛之间。正是这种逻辑,才导致诸多以爱国主义为名对人民的镇压,例如法国大革命中的各种镇压,37又如布什政府在「九一一」后以反恐划线的做法。

  第三,对爱国主义的手段而言,从理智到盲目的连续光谱具体体现为从和平主义直到军国主义的一个连续光谱,其核心是对待「他者」的态度。对自身祖国与同胞的特殊关切,极易使爱国主义者陷入在祖国与外部世界之间的选择两难。尽管有人认为,战争、或者说外部威胁会导致爱国主义的上升,38但更为普遍的观点是认为爱国主义会影响一国的对外政策:相当多的证据表明,民族自豪感与对国家忠诚都是与对抗性的外交政策姿态相联系的,爱国主义越是高涨,对抗性的外交政策行为就越是可能;或者说,战争也就越是可能。39

  当然,一个人完全可能既是爱国主义者,又对人类其他部分有著同等的道德关切。鲁斯鲍姆(Martha Nussbaum)在《爱国主义与普世主义》一文中提供了经典的论述。「如果我们真正相信所有人生而平等、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则我们在道德上就必须思考,爱国主义概念要求我们与世界其他部分如何相处、为他们做些甚么。」40随之而来的,在祖国介入战争时,是不是选择和平就意味著叛国、不爱国呢?是否必须为了选择和平而拒绝爱国主义与忠诚呢?尽管根据区别性关切原则,无疑应当支持祖国与同胞,但那并不意味著战争是必然的选择。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是否支持祖国,而在于如何支持;和平主义的爱国主义在很多情况下更符合爱国主义的精神。

三 作为「私德」的爱国主义

  在前文对爱国主义的定义中,第一个层面是「个人对祖国的热爱」,这事实上涉及到爱国主义的伦理道德价值;而这正是对爱国主义的最重大争议之所在。41有人认为,爱国主义在道德上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它所体现出来的明显偏爱──区别性关切和乡土观念──与公正原则相背。42或者说,真正的道德与公正原则是不允许任何偏爱的。43

  当然,许多人对爱国主义的伦理价值进行过讨论,认为「爱国主义是一种道德义务」。最为主要的论据有以下几个方面:(1)这是人们的一种情感判断,「人们一般将道德与政治哲学……基于这些情感与判断之上,只有当它们以别的方式被证明是不一致的或明显错误的时候才会对其进行纠正。」44(2)因为祖国赋予个人一切,因此个人必须出于感恩而爱国。「我们的生活、教育以及自由,都来源于祖国。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我们就必须归还我们所接受的一切,其方式是为公益服务。」45(3)祖国为个人提供了诸多不可或缺的益处,这使对祖国与同胞的特殊关切成为一种公平交易:只有在一个人做了他该做的时才会是公平的。46(4)也有人根据实用主义观点认为,爱国主义之所以可成为一种义务,是因为它可能获得好的结果。

  当然,这两种观点都相对极端,都不完全正确。首先,认为爱国主义是一种「道德义务」的观点过于绝对,其所有这些论据都是很难站住脚的:47(1)一个道德信仰没有理性基础就意味著这一信仰应当被拒斥。(2)感恩戴德并非一种政治义务,不能与对父母的感恩戴德相提并论;48感恩戴德也「并非是偿还的组成要素,而是对友善的回应。」49而且,感恩戴德只有在自由地、被当作礼物似的情况下、而非人们为之付出代价的情况下才是适当的。但一个人因其祖国而受益却主要是通过如遵守法律、纳税等行为付出代价。(3)「互惠」(Reciprocity)考虑显然忽视了那些无法对共同事业做出贡献的少数人,如残疾人的爱国主义的问题。50(4)而实用主义的「有用规则」论的核心困难在于,爱国主义者自己就不认为自己是种美德;而是认为,爱国是因为「那里有维持投资价值并从中获得最大利益的目的。」51

  其次,爱国主义不是一种「道德义务」,并不意味著从道德角度讨论爱国主义没有意义呢。爱国主义不是一种道德义务,其真正意义在于,爱国主义不是一种道德必须。而当论及「必须」或「义务」时,必须牢记的是,那是一种外部命令。换句话说,爱国主义不能由外部强加。因此,麦金太尔才会得出结论,尽管爱国主义不是一种道德义务,但它仍可以是种美德,如同对家庭、对朋友等的忠诚一样的美德。52因此,「个人对祖国的热爱」意味著,从伦理道德的角度,爱国主义不是一种道德义务、不是一种「公德」,不能通过国家机器、公共权威等强迫某人爱国。换句话说,爱国主义更多是「个人」的值得追求的道德选择,是种私人事务或「私德」。

  爱国主义不是一种「公德」,还在于另一个事实:即公共权威所依赖的政治合法性与爱国主义所暗含的举国团结在道德上是冲突的。根据格林的观点,权威是「一种在统治者、臣民与行动之间的三位一体的社会关系。」其体现形式为:当且仅当下列事实存在时A对B拥有权威,即A要求B做C时(1)给予B做C的站得住脚的理由;(2)排除掉一些B可以不做C的理由。53这一公式抓住了有关权威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即「它是通过提供一系列特殊的行动理由而发挥作用」。这种理由可称为「权威的特殊理由」(authority's distinctive reason),其首要特征是必须「站得住脚」,必须与一般的理由──如「那是应当做的事情」、「那是符合你的利益的」、「那样做会使你高兴」等等──有质的区别。这一特殊理由之所以「站得住脚」是因为,政治权威是集体行动中解决困境的可行办法。如同弗里德曼(R.B. Friedman)所说,「当人们就将要做甚么无法达成一致时,困境产生了因此,为了避免混乱,必须对由谁决定做甚么取得一致。」54这事实上对从霍布斯、洛克以降的社会契约论所强调的权威之所以得以产生的根源进行了重新诠释:要解决集体行动中的困境,就必须要形成集体行动的共识,并授权相应的权威成为共识的代表。最终,权威成为一种精心设计的发明物,用以在面临实质层次的争议时赢得程式层次的共同同意,其机制是将一些人的判断确定为「公」的、而将另一些人的判断确定为「私」的。55

  尽管公共权威的合法性来自于人民的共识或共同同意,但这一理念的实现并非直接的,而是通过公民对决定权力将如何运用的原则、制度与程式的接受来实现的。56因此,必须坚持的一个原则是,共识必须是可撤销或废止的。或者说,公共权威只能严格地限于上述的「权威的特殊理由」,而不能超越这一界限去干涉「私」判断。尽管在程式层次上,「私」判断允许公共权威获得主导地位,但在实质性问题层次上,「私」判断并不因为通过正式程式合法化的公共权威的行使而消失。尽管可能期望人们服从他们认为是讨厌的法律,但却不能指望人们不对他们讨厌的法律表示反对、或不试图运用已有的程式来废除这些法律。

  一旦这一必须坚持的原则被放弃,就存在一种危险,即伴随公共权威的行使,授予「公」判断合法性的「私」判断很可能不再发挥任何作用。因为,一旦权威在获得合法性后,往往通过将政治异议──如反对他们讨厌的法律、甚至试图运用现有程式废除它们──纳入创造与强加法律的权威程式中、而非法律的实质内容中,从而消除、至少是大大削减政治异议生存的空间,并导致剥夺人们对政治合法性的发言权。政府仍可以是明智的、审慎的、公正的、宽容的甚至是民主的,但不再是合法的──因为其所依赖的共识已经不再发挥功用。

  正是因为这一危险的存在,爱国主义不能成为一种「公德」,因其要求的忠诚不可能与可撤销的个人同意相调和。如果我们忠于祖国更甚于忠于政府、且二者发生冲突的话,则会产生两种情况:或者以祖国是一项事业的名义挑战政府的合法性,或者简单地背叛事业与理想、而追随特定的政府。在前一种情况下,爱国主义是一种私人的事务,而非公共事务,因为每个人都仍天然地保留著其「多元」特色,用共用的国家事业的标准来判断当前政治权威体系。在后一种情况中,政治异议往往自动地被贴上不忠的标签,而权威体系自动地充当了爱国主义的工具,即爱国主义成了一种「公德」。出于对被扣上不忠的帽子的恐惧,政治异议的发展空间大大受限。

  将爱国主义视为一种「私德」,并非意味著将爱国主义与国家相分离,而是将爱国主义与权威的行使──或许可以不那么准确地说,政府──相分离。如果把这与政教分离进行类比,更能促进本文的论述。随著现代民族国家的日益普及,国家政权与教会的关系日益成为阻碍民族国家发展的一大困难,宗教逐渐退出了政治生活领域,但它仍在个人的精神生活、甚至是日常生活中占据著重要地位。就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而言,任何对民主、自由的向往都要求禁止特殊信仰、或更广泛的宗教虔诚成为主导一切的公共政治生活原则。进而,宗教虔诚可能仍是公民社会中个体成员们的一种美德,但它已经不是一种「公德」、而是一种「私德」了。国家不再试图促进、或者是压制宗教信仰,而只是通过简单地规定「宗教自由」将宗教虔诚或宗教信仰与政府公共权威的行使相剥离。如果一国内的某一教宗教徒开始运用公共权威大规模抵制不信教的、或异教徒时,则该国必将陷入纷争、甚至战争与分裂。因而,国家不能使用公共权威促进或压制宗教信仰,宗教虔诚至多是种个人美德。就爱国主义而言,如果以公共权威促进爱国主义情感,则意味著禁止所有的政治异议、要求无异议的举国团结,这就意味著用来自公民的共同同意、对公民进行镇压。因而,公共权威应当像对待宗教虔诚一样对待爱国主义,爱国主义只能是种「私德」。

  公共权威不能既赞成共识的可撤销性,又将爱国主义确定为一种公共美德。当国家拥抱爱国主义时,它就拥抱一种与被统治者共同同意原则相冲突的对祖国的忠诚观念。因此,爱国主义并非一种「公德」,但它可以是种「私德」。但这并不意味著它「不可与他人共用」。围绕爱国主义信仰而展开的集体行动是任何公民社会都接受的,如同围绕宗教信仰展开的集体行动为任何公民社会接受一样。

结 论

  爱国主义应当是个人对祖国的热爱,根源于那是其祖国的事实及其祖国所代表的价值观念,最终以一种区别性关切的形式体现出来。这一定义同时包含爱国主义的对象、手段和伦理价值三个方面。从对象和手段上看,爱国主义存在一个从理智到盲目的连续光谱,不同人的爱国主义位于这一光谱的不同位置。最为重要的是,爱国主义是一种「个人」事务,因此它不能作为一种「公德」;或者用普里莫拉兹的话说,爱国主义并非一种道德义务,而只能是种道德选择──一种「私德」。57

  对爱国主义的这一分析有著其实际价值。首先,对公共权威而言,由于是一种「私德」,爱国主义不应当被政治性地运用,不能通过公共权威强制推行爱国主义。最为重要的是,不能借爱国主义的名义,对政治异议、政治对手进行政治打压。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很多,如小布什在「九一一」恐怖袭击之后,便以反恐划界,如果不支持政府的反恐措施便会被扣上「不爱国」的帽子。

  其次,对个人而言,爱国主义应当更多是居于光谱中间位置的,每种极端都不应当被认为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这意味著:(1)爱国主义与一种优雅的人道主义相包容。坚持爱国主义对祖国与同胞的特殊关切,并不意味著不能拥有对其他国家及其居民的关切。(2)坚持爱国主义也必须承认,其他人也可同等地热爱他们的祖国,这体现了一种真正的爱国主义精神。(3)爱国主义应当是理性的、批判的。它并非命令爱国主义者在任何情况下、以任何方式促进其祖国的利益。例如,尽管它要求爱国主义者为其祖国而战斗,但只有在战争是正义的、并保持其正义性的情况下才会如此要求。

注释
  1 See M. G. Dietz, "Patriotism: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erm,"in I. Primoratz ed., Patriotism (Amherst, NY: Humanity Books, 2002).
  2 Ian Mclean and Alistair McMillan eds., 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of Poli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400. 
  3 See Maurizio Viroli, For Love of Country: An Essay on Patriotism and Nationalis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5), pp. 1-2. 
  4 Webster's Revised Unabridged Dictionary (MICRA Inc., 1998). 
  5 Ian Mclean and Alistair McMillan eds., 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of Poli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400. 
  6 由于诅咒美国,Philip Nolan被流放,但他却对一位年轻军官说,这(美国)是「你的祖国。你属于她,好比属于你的母亲。」当他临死前得知美国领土已经大大扩展时,他感到非常高兴。在他死后,有人如此评价他:「他热爱祖国甚于所有人,得到祖国的关照少于所有人。」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但已经被美国人当成是真实的事情来看待。See Cecilia E. O』Leary, To Die For: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atriot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27-28; John J. Pullen, Patriotism in America: A Study of Changing Devotions, 1770-1970 (New York: American Heritage Press, 1971), pp. 66-68. 
  7 David Miller ed., The Blackwell Encychpaedia of Political Thought (London: Blackwell Reference, 1987), p. 369. 
  8 在中国,对爱国主义的讨论更多用于政治教育目的。例如,有不少词典有「爱国主义教育」词条,但却没有「爱国主义」词条。又比如,杂志上发表的有关爱国主义的文章大多是谈论「爱国主义教育」的,几乎没有对「爱国主义」的概念进行学理梳理的。书籍中也大多是进行教育宣传的,大部分书籍是以「爱国主义讲座」、「爱国主义教育辞典」、「爱国主义教程」等作为标题的。 
  9 《辞海》(1999年版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第1810页。 
  10 沃尔特·拉塞尔·米德:《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曹化银译,中信出版社,2003年,第242页。
  11 Quoted in S. Nathanson, Patriotism, Morality, and Peace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1993), p. 3. 
  12 爱国主义的政治层面不应当被包括到其定义中,因为它事实上是不为真正的爱国主义所接受的,而且涉及到爱国主义的伦理价值。因此,第三节将对爱国主义的政治层面进行详细讨论。 
  13 例如,当时的一位英国诗人阿尔弗雷德·德尼森(Alfred Tennyson)就此写下了流行一时的《轻骑兵旅的冲锋》(The Charge of the Light Brigade):「有人犯了大错,但战士们没有应答,也没有人问为什么,他们只是执行命令,迈向死亡之谷、随时赴死,骑著那六百匹马。……他们的荣耀何时退去?哦,他们的英勇冲锋!整个世界为之震惊。他们的冲锋万岁!高贵的六百骑士、轻骑兵万岁!」See Alfred Tennyson, "The Charge of the Light Brigade," in Henry S. Pancoast ed., English Prose and Verse (New York: Holt, 1915), p. 601.
  14 卢梭在《爱弥尔》中就讲述了一个非常经典的故事:一位斯巴达母亲有五个孩子在军队中,她焦急地等待著来自战场的消息。一个奴隶来了,这位母亲战栗地问他有何消息。「你的五个儿子都战死了。」「贱奴,我是问你这个吗?」「我们已经胜利了!」于是,这位母亲便跑到庙中去感谢神灵。Rousseau, Émile, quoted in Walter Berns, Making Patriots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p. 10. 
  15 John Somerville, 「Patriotism and War,」 Ethics, Vol. 91, No. 4 (July 1981), p. 568. 
  16 普里莫拉兹对「爱国主义」的定义与本文相似,二者的差异在前文及第二节都有涉及。他认为,爱国主义是「对某一国家及其政体的热爱,部分是由于那是其祖国这一事实所激发的,并以对其国家与同胞的福祉的特殊关切的形式表现出来。」See I. Primoratz, 「Introduction,」 in I. Primoratz ed., Patriotism ( Amherst, NY: Humanity Books, 2002), p. 12. 
  17 Alasdair MacIntyre, "Is Patriotism a Virtue?," I. Primoratz ed., Patriotism ( Amherst, NY: Humanity Books, 2002), p. 44. 
  18 Alasdair MacIntyre, "Is Patriotism a Virtue?," I. Primoratz ed., Patriotism ( Amherst, NY: Humanity Books, 2002), p. 45. 
  19 Alasdair MacIntyre, "Is Patriotism a Virtue," I. Primoratz ed., Patriotism ( Amherst, NY: Humanity Books, 2002), p. 44. 
  20 尤尔根·哈贝马斯,《包容他者》,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38页。
  21 I. Primoratz, "Introduction," in I. Primoratz ed., Patriotism ( Amherst, NY: Humanity Books, 2002), p. 10. 
  22 该影片讲述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1967年,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设立了一个专门工作小组,编写1945至1967年间美国的对越政策史。作为小组成员,来自兰德公司的丹尼尔·埃尔斯伯格(Daniel Ellsberg)对美国的越南政策存在怀疑与不满,试图将小组研究报告《五角大楼文件》公诸于众,但未成功。最后,埃尔斯伯格将其透露给《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1971年6月,《纽约时报》两次连载《五角大楼档》的部份内容,在全美掀起轩然大波,并导致政府与媒体间的直接冲突、官司打至最高法院。尽管最高法院的判决并未涉及埃尔斯伯格及《纽约时报》是否爱国的问题,但该案例仍显示了爱国主义在爱国与爱政府之间的激烈争论。有关该案例的内容及讨论,可参见Thomas M. Susman:「好的,坏的,丑的:电子政府与人民的知情权」,《交流》,2003年第3期;西米:「埃尔斯伯格,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叛徒」,《华盛顿观察》周刊,2003年第11期(总第27期),2003年3月19日,http://www.washingtonobserver.org/SocCul-Ellsberg-031903CN27.cfm,2005年7月10日访问。
  23 Alasdair MacIntryre, "Is Patriotism a Virtue," in I. Primoratz ed., Patriotism ( Amherst, NY: Humanity Books, 2002), p.44. 
  24 Igor Primortz, "Patriotism: Morally Allowed, Required, or Valuable?" in I. Primoratz ed., Patriotism ( Amherst, NY: Humanity Books, 2002), esp. pp. 192-196. 
  25 David McCabe, "Patriotic Gore, Again," in I. Primoratz ed., Patriotism ( Amherst, NY: Humanity Books, 2002), p. 121. 
  26 I. Primoratz, "Introduction," in I. Primoratz ed., Patriotism ( Amherst, NY: Humanity Books, 2002), p. 10. 
  27 See T.W. Adorno, E. Frenkel-Brunswik, D.J. Levinson, and R.N. Sanford,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New York: Harper, 1950); Daniel Bar-Tal and Erving Staub eds., Patriotism (Chicago: Nelson-Hall, 1997). 
  28 Alasdair MacIntyre, "Is Patriotism a Virtue?," in I. Primoratz ed., Patriotism ( Amherst, NY: Humanity Books, 2002), p. 52. 
  29 John L.Sullivan, Amy Fried and Mary D. Dietz, "Patriotism, Politics, and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of 1988,"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6, no. 1 (1992), pp. 200-234. 
  30 Robert T. Schatz, Ervin Staub, and Howard Lavine, "On the Varieties of National Attachment: Blind Versus Constructive Patriotism,"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20, No. 1 (1999), pp. 151-174. 
  31 Andrew Oldenquist, "Loyalties," in I. Primoratz ed., Patriotism ( Amherst, NY: Humanity Books, 2002), p. 34. 
  32 Wilfred M. McClay, "The Mixed Nature of American Patriotism," in Society, Vol. 41, Issue 1 (Nov/Dec2003), pp. 37-45. 
  33 参见[英]艾德蒙·伯克:《自由与传统》,蒋庆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5章「法国革命的教训」,第177-206页。
  34 Samuel P. Huntington, 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4), p. 339. 
  35 I. Primoratz, 「Introduction,」 in I. Primoratz ed., Patriotism ( Amherst, NY: Humanity Books, 2002), p. 11. 
  36 Alasdair MacIntyre, 「Is Patriotism a Virtue?,」 in I. Primoratz ed., Patriotism ( Amherst, NY: Humanity Books, 2002), p. 53 
  37 对法国大革命因追求一致而导致大规模镇压的经典论述,参见苏珊·邓恩:《姊妹革命: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启示录》,杨小刚译、鲁刚校,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
  38 例如,著名进攻性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家米尔斯海默就持此观点,see John Mearsheimer, "Back to the Future,"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5, No. 1 (1990). 
  39 See Debbie Schildkraut and Peter Furia, "Patriotism," in Karen Christensen and David Levinson, eds., The Encyclopedia of Community (Thousand Oaks: Sage, 2003); Minxin Pei, "The Paradoxes of American Nationalism" in Foreign Policy, May/June 2003.马基雅维利也持类似的观点,see H. Zmora, "Love of Country and Love of Party: Patriotism and Human Nature in Machiavelli," in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Vol. XXV, No. 3 (2004), pp. 444-445;及[美]列奥·斯特劳斯、约翰·克罗波西主编:《政治哲学史》,李天然等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25页。
  40 Martha C. Nussbaum, "Patriotism and Cosmopolitanism," in Martha C. Nussbaum, For Love of Country? (Boston: Beacon Press, 2002), p. 13. 
  41 有两本书对这一争论作了有益的介绍,see J. Cohen and M. C. Nussbaum eds., For Love of Country: Debating the Limits of Patriotism (Boston, Mass.: Beacon Press, 1996); I. Primoratz ed., Patriotism (Amherst, NY: Humanity Books, 2002).  
  42 在这方面做出深入探讨的是Thomas Nagel, Equality and Partial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43 David McCabe, "Patriotic Gore, Again," in I. Primoratz ed., Patriotism ( Amherst, NY: Humanity Books, 2002), p. 137. 
  44 David Miller, "In Defence of Nationality," Journal of Applied Philosophy, Vol. 10 (1993), p. 4.
  45 M. Viroli, For Love of Country: An Essay on Patriotism and Nationalism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9. 
  46 See R. Dagger, "Rights, Boundaries, and the Bonds of Community: A Qualified Defense of Moral Parochialism,"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9 (1985).  
  47 本段论证主要参照Igor Primoratz, "Patriotism: A Deflationary View," The Philosophical Forum, Vol. XXXIII, No. 4 (Winter 2002), pp. 443-458. 
  48 See A. J. Simmons, Moral Principles and Political Obligations (Princeton,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chap. 7. 
  49 F. R. Berger, "Gratitude," Ethics, Vol. 85 (1974/75), p. 299.  
  50 See R. E. Goodin, "What Is So Special about Our Fellow Countrymen?" In I. Primoratz ed., Patriotism (Amherst, NY: Humanity Books, 2002), pp. 150-152. 
  51 F. Toennies, "TheConcept of Gemeinschaft," in W. J. Cahnman and R. Heberle eds., On Sociology: Pure, Applied, and Empirical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65-66. 
  52 Alasdair MacIntryre, "Is Patriotism a Virtue," in I. Primoratz ed., Patriotism ( Amherst, NY: Humanity Books, 2002), p.44. 
  53 Leslie Green, The Authority of the Stat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8), pp. 41-42. 
  54 R. B. Friedman, "On the Concept of Authority in Political Philosophy," in Joseph Raz ed., Authorit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77. 
  55 R. B. Friedman, "On the Concept of Authority in Political Philosophy," in Joseph Raz ed., Authorit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78. 
  56 Thomas Nagel, Equality and Partial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8.  
  57 Igor Primoratz, "Patriotism: A Deflationary View," The Philosophical Forum, Vol. XXXIII, No. 4 (Winter 2002), pp. 457-458. 

  潘亚玲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2004级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