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2月至1952年10月,中共针对干部队伍发动了一场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运动,史称“三反”运动。总体而言,目前学界对这一运动的研究尚不够深入,对中共发动“三反”运动的由来更缺乏细致的梳理。1笔者通过对中央文献和原始档案的分析,发现有两条线索,一条是以建国以来干部中日趋严重的贪污腐败和官僚主义现象为线索,虽然中共对此极为重视和谨慎,也通过法制和整风的方式处理了一大批干部,但无奈于对解决问题却无多大帮助,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另一条线是“增产节约运动”的发动,但与中共所发动的历次运动不同,“增产节约运动”迟迟不能发动起来,东北局高岗的报告中认为,原因是由于各级干部中存在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本来这是两条互不交叉的线,但由于高岗的报告将干部的贪污腐化和官僚主义与“增产节约运动”联系起来,触动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此事久为敏感的神经,于是,发动一场“三反”运动既可以解决干部的贪污腐化问题,又可以促进“增产节约运动”的发动,毕其功于一役,何乐而不为之!当然,在此期间,中央和毛泽东对此事的认识过程也是变动起伏的。

一 “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随著革命的胜利,中共也由农村回到城市,但同时也面临著两大问题:首先是有许多干部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像过去的农民战争一样,开始严重腐化,过份讲究生活享受,吃喝玩乐,并“改组”婚姻,弃糟糠之妻于不顾。其次是有许多干部变得非常骄傲,不惟不知道自己必须团结,更不知道要团结党外人士,尤其是国民政府的留用人员。2毛泽东熟读历史,自然很清楚地知道这正是李自成和洪秀全进入大城市后终归失败的主要原因。

  早在抗日战争末期,为了纪念明朝末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推翻明王朝三百周年,郭沫若写了一篇著名文章〈甲申三百年祭〉,文中说明1644年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以后,它的一些首领因为胜利而骄傲起来,生活腐化,进行宗派斗争,以致这次起义在1645年陷于失败。3这篇文章先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后来在延安《解放日报》转载,并且在各解放区印成单印本。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为高级干部作〈学习和时局〉报告中指出,我党历史上有过几次大的骄傲,“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4

  1949年3月,全国革命胜利在即,毛泽东抚今追昔,对此记忆犹新。他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谆谆告诫全党,“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污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著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5因此,“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6其宗旨也正是防止在胜利之际,广大干部忘记谦虚谨慎的行为准则,以致公私不分而迅速走向腐化堕落。

  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由河北西柏坡迁往北平时,毛泽东兴致勃勃地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也笑著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7

  可见,随著中共革命的逐步胜利,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始思考如何防止干部的贪污腐化、功臣自居的情况出现,如何避免受历史周期率支配的问题。虽然中共和毛泽东对此事极为重视和谨慎,但建国以来的事实却不令人感到乐观。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案件中切实感受到这一点。

  1950年春,中共北京市委对干部贪污腐化和违犯政策的情形作了一次检查。检查结果是,自1949年3月入城以来,违法乱纪、贪污腐化的干部计182人。182个违犯法纪的干部中,贪污腐化者88人,其中单独贪污24人,集体贪污6人,敲诈性贪污1人;生活腐化者57人;贩毒、吸毒者4人;其他违犯政策、纪律者90人。按职业区分,182人中公安部门73人,财经部门34人,政府部门27人,其他部门48人。8

  在绥远省(1954年3月撤销绥远省建制,原绥远省辖区统一由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领导),全省1951年上半年处理贪污渎职案件412起,被盗窃贪污损失的国家财产36•43亿元,另有327件贪污渎职案的经济损失尚未计入。已结案的249件,判死刑者3人,判徒刑者175人。贪污犯以财经、企业部门为多。新干部和留用干部占贪污渎职犯的98%。托克县正副县长为首集体贪污总值折合小米约16万斤。9

  华东局各省市的贪污现象同样十分严重。据不完全统计,1951年1月至11月间,华东各地各级法院所处理的贪污案件共有8,000多件。在此期间,仅华东局司法机关和监察委员会所直接处理的贪污案即有179件,在案贪污犯615人,合计贪污金额288亿元。华东人民监察委员会1950年6月至1951年11月间所处理的贪污案件中,因个人贪污而造成的国家财产的损失即达人民币1,242亿元。10

  东北是解放较早的地区,但建国初期的贪污现象也十分严重。1951年3月6日,东北局纪委向东北局报告关于处理干部贪污的问题。报告中说,根据东北人民政府财政部统计,该部2,318人的贪污案材料和纪委处理的30件贪污案,以及1950年各省市在4至9月份对192个贪污干部的处理,都说明东北地区党内党外干部中贪污腐化的现象极为严重。不仅新干部(包括留用干部)中有普遍的贪污现象,就是县级以上的老干部中也有贪污现象,甚至省一级的老干部中也发现贪污现象。财政部查处的2,318个贪污干部共贪污520余亿元。11

  以上所举案例只是冰山之一角,其实际情况则要更为严重。不仅有贪污、而且还有浪费和官僚主义。如,据《内部参考》报导,在河南土改中,干部官僚主义、强迫命令作风很严重,虽经领导上一再批评,但仍未能停止。四月下旬以来此种现象又有增多的趋势。一个多月时间中,仅打死、逼死人命案件即达三十余起。12类似报导,在《内部参考》中比比皆是。

  这种情况也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重视和警惕。邓小平于1950年6月6日在中共重庆市第二次会议上曾严肃指出,“无论城市乡村,贪污腐化现象都很严重”,“这种现象如不纠正,不但影响工作,损害党的声誉,而且要垮掉一些同志”。13时任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于1951年12月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贪污行为已毁坏了一批干部,并染坏了很多干部。贪污蜕化已成为主要危险!14

  那么,有一个问题就值得注意,在中共对干部的贪污腐化和官僚主义如此重视和警惕的情况之下,为甚么建国之初干部队伍还会发生这么多的贪污腐化和官僚主义呢?笔者试著对此进行分析,认为原因主要有:

  第一,权力的集中与私营市场经济之间的矛盾。建国初期,中共通过对私营工商业的加工定货、提供原料和销售市场等方式来控制私营企业,但这种控制同时也极大地增加了党政军干部的权力,在干部握有极大权力而无法制保护的情况下,私营工商业者为了获得订单、原料和市场,而不得不向有关干部行贿。这种情况特别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更为明显。但这种行贿与其说是“资产阶级向新政权的进攻”,不如说是资本家的趋利本性所致。

  第二,小农意识的影响。在1927年到1949年中,中共就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政党,农民也一直是中国共产革命的主力军,当然这是由特殊的环境所决定的。在建国之初的党员构成中,农民出身的党员占了绝对优势,且大多为文盲。到1949年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召开时,以工人党员最多的东三省为例,在90万产业工人中,党员只有16,508人,占工人的1.8%,而在1949年12月,农民党员有340.1万,占全体党员人数比重的75.8%,文盲共309.6万人,占全党党员比重的69%。151950年5月统计,苏南区计有干部29,467名,其中贫农和中农就有18,280名,占干部总数的62.03%。16因此,我们可以说建国之初的干部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干部。这种情况早在革命年代就已经引起中共中央的重视,但由于处在战争年代,在某些方面还得以为战争所掩盖。那么,当全国革命胜利后,建设的任务落在了这些干部身上时,这种小农意识及行为就会暴露出来。小农意识的主要表现是:忽视现代机器的价值,不爱惜工业生产资料、任意浪费乃至破坏的现象时有发生;曲解党的政策,否认合法的财产权与生活资料的私人占有,主张平均主义;轻视文化,以“大老粗”自居;不懂政策、法律,任意地打人、骂人等。这种存在于干部身上的观念及其外化的行为,会影响到干部的思想作风。这些小农意识的影响也成为建国后干部贪污腐化和官僚主义的一个因素。

  第三,中共成为全国的执政党后,所处的环境和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艰苦的农村进入繁华的城市,从被围剿的在野党到执掌全国政权的执政党,从血风腥雨的战争年代进入到和平建设时期。因为胜利,有些人就开始骄傲自大;因为掌权,有些人就以权谋私;因为进城,有些人就被城市的繁华所迷惑。愈来愈多的人讲享乐、闹待遇。

  中共面对著日趋严重的干部贪污腐化和官僚主义问题,也相当重视,并且采取了一些措施,主要有二,一是前面提到的法律手段,中共在1949年11月即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委员会,由朱德领导,加强党的纪律。随后,在工作中处理了一批干部。二是通过中共所擅长使用的整风手段。在短段的两年时间内,中共就发动了两次整风运动。1950年5月,中共发动了建国后的第一次整风运动,发动这次整风运动的原因是,“由于我党已取得全国胜利,由于两年多以来党的发展已增加了党员约二百万人,其中很多人的思想作风极为不纯,还没有来得及给以有计划的教育训练;由于老党员老干部中亦有很多人骄傲自满,发展了严重的命令主义作风,任意违反党与人民政府的政策,……甚且有贪污腐化、政治上堕落颓废、违法乱纪等极端严重现象发生,这种情况,迫切地要求……,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17这次整风到1951年春结束。但运动究竟取得了多少效果,实在是令人质疑的,因为不久中共又决定在1951年开始发动一次整党运动。就当时的具体案例看,干部的贪污腐化和官僚主义不仅没有消减之势,反而愈演愈烈。面对这种状况,中共应该怎么办?

二  “增产节约运动”

  增产节约的含义包括增产和节约两个方面,因为这一运动与“三反”运动有著较为密切的联系,所以,为了探究“三反”运动的发动,就必须对“增产节约运动”作一细致的梳理。

  中共之所以在建国之初就发动这一运动,主要的原因还是为了解决国家的财政经济困难,以及为了发展生产的需要,当然这一运动还有著历史渊源。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为了解决延安的经济困难,一方面号召发动了“大生产运动”,另一方面则发起了精兵简政运动。1941年11月,李鼎铭等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提出了精兵简政。同年12月,中共发出“精兵简政”的指示,要求切实整顿党、政、军各级组织机构,精简机关,充实连队,加强基层,提高效率,节约人力物力。181942年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中指出,“在这次精兵简政中,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专案的。”19由此可见,在中共面临经济困难时,采取了“大生产运动”和“精兵简政”两项措施,来保证渡过经济困难的局面。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中共面对的经济形势同样是相当严峻的。1949年12月2日,薄一波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经过精打细算之后,1950年的财政赤字还会达到百分之十八点七。20怎么解决问题,除了其他办法之外,中共无疑想到了用增产节约的方法。陈云在1949年12月2日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第四次会议上作了题为〈发行公债弥补财政赤字〉的报告,报告指出,“现在,政府正努力整理税收,增加收入,并且决定在政府机关和部队中厉行节约,增加生产。”21这是笔者所能见到的较早使用了“增产节约”一词的地方。

  1950年6月,中共中央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题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报告指出,“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22据王东等人的研究,认为“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中央正式将增产节约提到了议事日程。”23由此可知,增产节约与为了解决建国初期的财政经济困难有著密切的联系。

  随著抗美援朝的爆发,对新中国尚未恢复的财政经济而言又是一个巨大的压力。1950年11月15日,中财委在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经中央同意,确定战争期间财政经济的方针是国防第一,稳定市场第二,其他第三。15日和17日,陈云在此次会议上作了〈抗美援朝开始后财经工作的方针〉的报告,指出:“简单地说,就是把明年的财经工作方针放在抗美援朝战争的基础上,与今年放在和平的恢复经济的基础上完全不同,表现在财政上就是要增加军费及与军事有关的支出,同时各种收入也必然减少。”24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中国国防费激增,1950年,国防费占财政支出的41.1%,到1951年则达到43.0%,到1952年下降达到32.8%,详见下表:

表1:1950-1952年经济建设费和国防费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重

项目

年份
 绝对数(亿元)  比重(%)
财政支出 经济建设费 国防费 财政支出 经济建设费 国防费
1950 68.1 17.36 28.01 100.0 25.4 41.1
1951 122.5 35.11 52.64 100.0 28.7 43.0
1952 176.0 73.23 57.84 100.0 41.6 32.8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2)》,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第215、220页。

  国防支出的增加使国家财政紧张起来。1951年的财政支出概算比1950年概算数字增加50%,其中军费开支占总支出的55%,比1950年增加约一倍。25为了解决军费开支,弥补财政赤字,中共采取了多种措施,而增产节约无疑会成为应急措施之一。

  当然,中共对“增产节约运动”的认识和发动也经历了一个过程。1950年2月6日,《人民日报》社论〈学会管理企业〉一文指出,“克服财政困难的主要办法,就是节约和生产。节约是要全国人民节衣缩食来帮助国家克服困难。……在工厂企业中,我们要努力设法节省材料,爱护机器,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减低产品成本费。生产就是说要增加农业和工业的生产。”26

  1950年3月3日,为了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中央人民政府通过并公布了陈云起草的《统一财政经济工作》,其中指出,“厉行节约。所有机关和公立学校,必须规定工作人员的数量及每个人员的工作任务。所有国家工厂和企业,除规定职工人数及生产的质与量外,必须实行原料消耗的定额制度,铲除囤积材料的浪费行为。一切国营经济部门,均须提高资金的周转率,保护机器资材,建立保管制度,严惩贪污浪费人员。”27这里明确的指出了厉行节约的具体方法。

  1950年6月15日,陈云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作〈目前经济形势和调整工商业、调整税收的措施〉的报告,其中指出,“为了顺利地完成经济和财政方面的任务,我们希望全国军政公教职工,人人负责,厉行节约,节省一切可能节省的开支”。28

  从以上的材料中,可以发现这一时期增产节约的两个特点,一是“增产节约”只是为了解决财政困难的措施;二是此时的“增产节约”还没有形成运动,只是泛泛而谈。

  但是,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改变了这种状况。据许蕾的研究,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报刊上就开始提倡增产节约,支援战时经济。到1951年上半年,增产节约运动已经在各地初具规模。但这一时期主要是在经济部门提倡节约资料、提高劳动效率、革新技术等等,也就是说希望通过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使经济发展获得更多的资金和活力。29但此时的增产节约仍然沿著前一时期的基本思路在发展。 1951年10月23日,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毛泽东在开幕词中提出,“为了继续坚持这个必要的正义的斗争,我们就需要继续加强抗美援朝的工作,需要增产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中国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务。”30实际上细读这句话,可以发现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是中国今天的中心任务,而增产节约则只是其方式之一。增产节约虽然只是一种经济手段,但随著要求出现一个全国性的爱国运动,增产节约也渐有成运动之势。应当说,此时毛泽东的语气还较为平和,更多的是一种鼓励和号召。但是,特殊的战时环境和强有力的政治宣传及现实的需要,使得增产节约很快就发展成为全国性的“运动”。当鼓励变成要求后,人们的行为开始显得有些夸张,报纸上关于某某厂保证节约多少资源、某某村保证节约多少粮食的内容愈来愈多。1951年11月26的《内部参考》报导,“华东局已制定增产节约的具体方案,工矿、财经部门明年共可增产节约九万余亿元”,“上海市委拟定增产节约的方针和步骤,市财委估计明年可增产节约四千多亿元”。31

  但是,事情并没有想象中那样简单,空喊口号只是造成了增产节约的气氛,但从实质上说,这些口号的内容似乎很难贯彻执行。究其原因,一般学者认为是由于在增产节约中发现了大量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而正是干部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阻碍了增产节约运动的深入发展。但笔者通过对资料的细致考证,发现情况并非如此。如果换一个视角,以民众对增产节约运动的反应为切入点,倒是可以看出运动迟迟不能深入的原因所在。

  在福州市,有不少干部和知识份子对增产节约还存在一些模糊思想。有人认为,“我们已经很苦了,没有甚么好节约了”。有人把节约看成是“把三顿饭改为二顿,把干饭改为稀饭”。有些工厂企业部门片面地强调节约,忽视从积极方面增加生产。许多工商界人士把“增产节约运动”片面地看做“就是为了捐献”,因而情绪不高。32

  在皖北,有人认为,这是“旧话重提”,与过去的精简节约运动没有差别,只是为了克服临时困难而已。有的人看到国营公司、粮库、银行的货多、粮多、钱多,以为国家实际上不困难,增产节约仅仅是为了保持共产党的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有的人说,进入城市后,不比打游击时期,应该“正规化”,所以各方面必须有个“派头”。还有人认为,节约是领导干部的事,他们说,领导干部一批,就花许多钱,只有领导干部好好计划一下,就可以增产节约许多钱,我们反正不能作主。还有人认为增产节约与己无关,这是生产、企业部门的事。33

  在上海市,干部和群众中普遍存在著“无产可增”、“无约可节”的思想。在企业部门中,许多人员认为现在的产量有的已超过历史上最高纪录,再要增产困难很多;在机关工作人员中,一般认为“增产是企业部门的事”、“节约原来已做得差不多了”。上海海关有的工作人员说:“过去每月用电四万多度,现在只用五、六千度,还要节约,真是贪心不足。”还有些机关工作人员认为精简节约就是“降低待遇”,就是“裁员”,存在著个人顾虑。有些从老区来的干部说:“现在财经已经好转了,本来希望一九五二年改薪金制,这样一来,薪金制又告吹了,还要降低生活水平,真是说不过去。”34

  从这些反映可以看出,广大民众对增产节约运动漠不关心,认为与己无关,而这才是增产节约运动不能发动、陷入僵局的主要原因。但是,当时国家的财政经济困难又决定著中共必须发动增产节约运动,怎么办?

三 “三反”运动的艰难发动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反对干部中的贪污腐化和官僚主义与增产节约运动本来是互不相关的两件事,但这两件互不相干的事又是如何联系上的呢?

  事情还要从东北局说起,根据1951年5月中央的有关要求,同年秋天,东北局在党内布置了一个反对贪污腐化和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据报导,1951年8月31日下午,东北局召集直属机关两万多名干部集会。在会上,中共东北局书记高岗作了三个小时的报告,“深刻而尖锐地批判了贪污腐化现象和官僚主义作风”。35由此看出,这时的反对贪污腐化和官僚主义的斗争与增产节约还没有甚么联系,前者主要是在非生产部门,特别是在党政机关进行。而后者主要是在生产部门,特别是在工矿企业部门。

  真正把增产节约运动与反贪污腐化的整党运动结合起来的,是在1951年10月下旬。10月22日,东北局发出了一个关于全面展开增产节约运动的通报,要求扩大实行增产节约运动的部门。“这一运动不仅在工业与生产部门应该开展,而且在东北所有一切部门,包括财政、贸易、合作、文教、学校与政府其他各部门都要开展起来。”通报要求这些非生产部门一方面要学习国营厂矿企业开展运动的经验,“另一方面要结合本部门的具体情况(目前主要的要结合各机关开展的反贪污蜕化、反铺张浪费与反官僚主义斗争),制订增产节约与提高工作效率的计划,有领导有组织地开展这一运动”。36根据许蕾的研究,认为这是目前能看到的比较早地提出把“三反”和增产节约结合在一起的档。37

  从这份档可以看出,增产节约运动正在逐步地超出经济领域。但是,在非生产部门执行这一运动有相当的难度。而东北局的这份报告将之与这些非生产部门中干部的贪污腐化相联系,将两个本来毫不相干的运动在特殊的机缘下联系起来。

  1951年11月1日,高岗向中央递交了一份报告,主要内容是,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认为,“目前运动开展不起来的原因,是由于党内存在腐败行为”,“于是东北局决定开展反贪污、反浪费运动,才慢慢使增产节约运动开展起来。但是,仍然不够有力。”东北局“发现反贪污反浪费运动之所以不猛烈的原因,主要是领导上存在官僚主义”。38

  11月20日,毛泽东代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转发高岗报告的批语,第一次要求各地,“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在展开这个运动和这些斗争之后,每一部门都要派出必要的检查组检查所属的情况,总结经验,向上级和中央作报告。”39这也是目前所能看到的在中央文件中较早地将二者联系起来的档,目前学界基本上将这一事件作为“三反”运动的开始。

  不过,毛泽东在批发高岗报告时,其思路基本上还停留在东北局报告的框架里,也就是说这时的“三反”运动主要还是最大限度地为战时经济服务。但是,这份报告将增产节约、反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联系起来,一方面符合了解决当时增产节约运动进退维谷的情况,另一方面又触动了中央和毛泽东早已对干部的贪污腐化问题的极为敏感的神经。由此看来,“三反”运动能同时解决这两个问题,何乐而不为之!

  真正促使毛泽东思路转变的是1951年11月29日华北局的报告,报告详细地汇报了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和前任地委书记刘青山的贪污情况。就像前文论述的那样,这正是中央与毛泽东一直担心的问题。30日,毛泽东在报告中的批语中指出,“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40就在同一天,毛泽东在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的报告中批语,“此电第三项所提反贪污反浪费一事实是全党一件大事,自从东北局揭露大批的贪污犯以后,我们已告诉你们严重地注意此事。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著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务请你们加以注意。”41短短时间内,毛泽东的思路发生了两个重大变化,一是“三反”的意义开始超越动员战时经济的范畴,而转变成纯粹的整党行为;二是毛泽东认为,贪污浪费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腐蚀造成的,其重视的程度逐步升温。

  一天后,中共中央颁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其中指出,“为贯彻精兵简政、增产节约的中心任务,必须进行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坚决斗争”,42并且强调“各级领导机关必须仿照实行惩治反革命条例那样,大张旗鼓地发动一切工作人员和有关的群众进行学习,号召坦白和检举,并由主要负责同志亲自督促和检查。一切贪污行为必须揭发,按其情节轻重,给以程度不同的处理,从警告、调职、开除党籍、判处各种徒刑、直至枪决。典型的贪污犯,必须动员群众进行公审,依法治罪。”43这个批示仍然是把增产节约运动作为全国工作的中心,而把“三反”运动作为发动增产节约运动的一个措施;但在这个批示中第一次对“三反”运动进行的方式方法作了具体规定。

  1951年12月4日,毛泽东在北京市委的报告中批示,“中央责成你们在接到本指示三星期内,至迟在一个月内,有计划地初步地检查自己单位的所属下一级单位工作人员的贪污现象”,“中央责成你们大体上仿照北京市委的报告样式,在接到本指示后一个月内,向中央作第一次关于检查和惩治贪污人员的报告。”44

  1951年12月7日,政务院会议通过成立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由薄一波担任主任,委员下设办公机构,每周开三到四次办公会议。虽然还有“节约检查”的名义,但中节委实际成为领导“三反”运动的机构,“增产节约运动”的中心位置逐步被“三反”所取代。

  1951年12月8日,毛泽东在回福建省委办公厅的电报中指出,“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全国可能须要枪毙一万至几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45

  1951年12月13日,毛泽东在转发习仲勋关于西北地方反贪污斗争报告的批语中指出,“我们大家都很忙,但对此事只须抽出几天时间,专心致志加以调查研究(要有人和钱的数目字,即使是估计的数字也好),弄出个头绪,写一个指令,开一个干部动员大会,斗争就可以展开,以后继续推动斗争向前发展,就很容易办了。”46

  由此可见,虽然中央和毛泽东对运动的估计极为严重,但其对发动“三反”运动还是相当乐观,不仅对发动运动时间之估计较短,而且始终认为“三反”运动是实现增产节约的方法,主要是为了促进增产节约运动的发动,且“三反”运动还未能成为工作的中心。中共在使用政治运动方面相当得心应手,多次的政治运动也多是依靠几个“指令”和几个“动员大会”,就能开展起来了。但用这样的方式在发动“三反”运动上却遇到了难题,虽然各地纷纷向中央报告“三反”运动的情况,但作为一场政治运动而言,“三反”运动的“温度”则远远不够。那么,既然中央屡次指示要各地发动“三反”运动,为甚么运动始终不能发动起来呢?笔者认为从各地民众对“三反”运动的态度中可以看出些许端倪。

  在中南区展开“三反”运动初期,广大干部中存在的主要思想是,一是思想麻痹,认为本机关贪污浪费不严重。这类思想认识较为普遍存在;二是有顾虑,中南局统战部机关动员大会上各处长都不敢表示态度;三是各项工作较忙,领导上不能集中力量领导这个运动。47

  在北京一些干部中对“三反”运动有些不正确的认识,市人民政府系统有部分干部认为市人民政府各机关已进行过反贪污反浪费运动,贪污问题不严重。有些人说:“机关干部管财政,没有甚么贪污的。”有些人认为,“现在各种办公用品和开支已够节省的了,不能再减少了。”北京市总工会、妇联、青年团、文艺等团体的工作人员大部分不关心这一运动。市妇联一位干部说:“我一直没搞过经济工作,那有甚么可贪污的。”一些干部认为,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都是领导上的事,自己想贪污、想浪费、想官僚主义却没有机会。48

  由此看出,在中央施加的压力相对不大的情况之下,各地干部对此运动实在是不关心,特别是对于领导干部而言,更很少有干部主动地在大会上公开检讨自己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错误。

  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也显得有些著急。为了促进运动的发动,中央和毛泽东也只有加大运动的力度和温度,而其中的关键是打通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这从他对运动的指示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出来。

  1951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中央关于西南局决定停止整党学习全力转入三反给各中央局的电报中指出,“中央认为西南局停止原定整党学习计划,全力转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整风运动,是完全正确的,请各中央局也照这样做。”49这份电报开始不提增产节约运动,而是将“三反”运动作为工作的中心,显示了对“三反”运动的重视极大地提高了。

  1951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转发西南军区党委关于三反斗争的一周通报的批语中指出,“各级领导同志都要学贺龙同志那样亲自『上前线』,把三反斗争当作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大战争,务必取得胜利,并且务必于一九五二年一月上半月得到显著成绩,下半月取得更大的成绩,各大军区都应发关于三反斗争的每周简报,互相比赛战斗成绩,由中央加以评定。”50

  同日,毛泽东在关于中央、大区、省市三级一切工作部门向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作三反报告的指示中说,以上部门“在一九五二年的头四个月内,须每月作一次报告,以便中央有所比较,看出各级领导同志对这一场严重斗争哪些是积极努力的,哪些是消极怠工的(消极怠工的原因,一种是领导人有官僚主义,一种是领导人手面不干净),以便实行奖励和惩处。不作报告者违纪论,须推迟时间作报告者须申明理由。”51这份指示具有重要意义,其不仅将矛头对准各级领导干部,而且规定了时间,并且指出凡不如此作的领导不是官僚主义,就是手面不干净,对于推动各级领导积极进行“三反”运动作用重大。

  1951年12月31日,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和政治局会议的决定,中央直属机关总党委召开了党、政、军、团、群等机关处长级以上数百名干部参加的党委扩大会议,限期1月1日至1月10日,各院委、部、会、院、署、行、局、处及其下面的一切单位,务须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坦白检举,于1月11日送来报告。违者,不论部长、行长、署长、处长、局长、科长、股长或经理,一律撤职查办。并在会上指名宣布几个部是做得好的,几个部是中等的,很多部是落后的,并指出部长姓名。52结果就是他们当日回去,连夜开会。元旦也在开会。很多部长、副部长参加完团拜会就回去,戏也不看了。53

  1952年1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关于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的指示中强调,“请你们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缩短学档的时间(有四五天就够了),召开干部会,限期(例如十天)展开斗争,送来报告,违者不是官僚主义份子,就是贪污份子,不管甚么人,一律撤职查办。在干部会上应指名批评落后的单位及其领导人,指名奖励做得好的单位及其领导人,宣布撤职的名单及理由。”54

  接到这样的指示,各地领导不敢怠慢。“三反”运动开始在全国各地迅速发动起来。在1月里,各地给中央的报告明显增加了。薄一波认为,“几个大会一开,中央机关带了头,全国范围的『三反』运动就势如破竹地开展起来了。”55

  通过对“三反”运动发动过程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一方面是中共长久以来对干部贪污腐化的警惕,且建国后干部贪污腐化的严峻事实又日益警醒著中共和毛泽东;另一方面是为了解决建国初期的财政经济困境,中共开始实行“增产节约运动”。本来这是两个不相干的事情,但东北局高岗的报告将二者联系了起来,认为要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反对干部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这一看法既触动了中央和毛泽东对干部贪污腐化久为敏感的神经,又能促进陷入困境的“增产节约运动”之发动。“三反”运动发动之初只是为了促进当时的“增产节约运动”的发动,但不久,“三反”运动就得以取代“增产节约运动”而成为当时工作的中心。同样,由于“三反”运动的物件是各级领导干部,所以“三反”运动的发动也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最后,在中央的严厉指责和限期发动之下,“三反”运动才得以真正发动。

*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高华教授的悉心指导,笔者在此表示真诚的感谢!文中的部分资料来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和江苏省档案馆,在此也一并致谢!

  注释
  1 关于中共发动“三反”运动的起源,学界的主流观点是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发现了干部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而干部中存在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又阻碍了增产节约运动的发动,所以为了发动增产节约运动,必须反对干部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持有这种论点的有:许蕾的《政治运动的动员机制──以“三反”运动为个案》(《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程瑾、朱仁的《“三反”、“五反”决策内幕》(《山西老年》,2006年第6期)等;另外一些学者认为“三反”运动不仅发端于增产节约运动,而且也有中共防止贪污腐化的考量,张鸣的《执政的道德困境与突围之道──“三反五反”运动解析》(《二十一世纪》,2005年12月号)、王顺生、李军的《“三反”运动研究》(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等。
  2 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修订版),上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1),页510。
  3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页950-951。 
  4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页948。
  5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页1438。
  6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页1438-1439。
  7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页160-161。
  8 王朝彬:《三反实录》(北京:北京警官出版社,1992),页3-4。 
  9 王朝彬:《三反实录》(北京:北京警官出版社,1992),页4。
  10 王朝彬:《三反实录》(北京:北京警官出版社,1992),页8。
  11 王朝彬:《三反实录》(北京:北京警官出版社,1992),页10。
  12 新华社:《内部参考》,1950年6月2日,第154号。 
  13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页158。
  14 参见王关兴、陈挥:《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页179。
  15 赵生辉:《中国共产党组织史纲要》(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页236、243。 
  16 苏南区党委组织部:《干部家庭出身统计表》,江苏省档案馆藏档,全宗3006,永久,案卷号78。
  1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页217。 
  18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页883。
  19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页895。 
  2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页59。
  2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页55。
  2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页253。 
  23 王东、许新年:〈1949-1952年“增产节约运动”的阶段性解读〉,《学习论坛》,2005年第10期。
  2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页469。
  25 董志凯:〈抗美援朝与新中国经济〉,《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5期。
  2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页55-56。
  2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页132。
  2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页320。
  29 许蕾:〈政治运动的动员机制──以“三反”运动为个案〉,《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3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页483。
  31 新华社:《内部参考》,1951年11月26日,第216号。
  32 新华社:《内部参考》,1951年11月27日,第217号。
  33 新华社:《内部参考》,1951年11月28日,第218号。 
  34 新华社:《内部参考》,1951年12月22日,第237号。 
  35 《人民日报》,1951年9月17日。 
  36 《人民日报》,1951年11月5日。
  37 许蕾:〈政治运动的动员机制──以“三反”运动为个案〉,《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38 欧阳惠林:《经历与往事》(内部出版),页481。
  3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页513。
  4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页528。
  4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页524。
  4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页482。
  4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页483。
  4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页524。
  4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页548-549。
  4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页568。
  47 新华社:《内部参考》,1951年12月17日,第232号。
  48 新华社:《内部参考》,1951年12月18日,第233号。
  4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页635-636。
  5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页646。
  5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页646。
  5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页12。 
  53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页148。
  5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页12。
  55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页149。 
 
  刘德军 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