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资本与地位获得

——对浙江某市私营企业主子女上向流动的个案分析

  原载《社会》2007年第1期p120-140

  摘要:本文通过个案,分析探索转型期的私营企业主是如何看待"向上流动"的。被访的私营企业主依据文化资本把自己归入社会中下层,他们期望并力图使子代通过教育进入体制,从而实现向上流动。而他们的子代在进入体制失败后无奈地"子承父业",没有实现他们所认同的向上流动。文中重点分析了文化资本在私营企业主自我定位和其子代谋求向上流动过程中的影响。正是这些源于制度与文化的影响使私营企业主认同积累文化资本才是实现向上流动的唯一途径。

  关键词:文化资本;上向社会流动;经济资本

  高虹远,美国芝加哥伊力诺斯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

  *本文的资料收集和写作得到了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杨善华教授的悉心指导,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一、问题的提出

  1989年,倪志伟(Victor Nee)发表了"市场转型理论:社会主义国家由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一文。1「原文题目为"A Theory ofMarket Transition:From Redistribution toMarkets in State Socialism",本文中简称该文为"市场".」该文指出了中国社会的转型实质上就是配置社会资源的方式由再分配体制转向了市场,并指出这一转型会对经济获取过程产生重大影响。该文引发了此后十多年学术界有关市场转型是否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分层,以及社会分层发生变化或者保持稳定的机制的争论。根据不同群体收入变化的数据,市场转型论者认为伴随着从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权力、刺激、机会直接倒向生产者,而对再分配权力拥有者无利;权力维续论者认为政治权力根植于经济制度之中,依然是更持久、更深层次的社会分层机制;权力转变论者虽然肯定市场成为权力的来源,但认为政治权力可以通过各种途径转变成重要的市场因素而获利(边燕杰,2002;Nee,1989;Bian Logan ,1996;Rona 2Tas,1994)。

  其中,倪志伟在"市场"一文中提出了"市场机会命题":社会主义国家由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导致了以市场为中心的新的机会结构的出现。进入再分配领域和在其中晋升不再是人们唯一的关注点,市场机会开辟了社会经济流动的新途径。机会结构的变化使得经营企业成为官僚晋升之外的另一种选择。然而,笔者在与几位私营企业主的访谈中却发现,尽管这些私营企业主通过市场竞争获得经济上的成功,但他们依然期望并做很多努力试图使子代通过教育进入再分配体制,进而晋升为行政管理者。这个经验事实与"市场机会命题"显然相矛盾:既然市场转型使更多、更好的提高社会经济地位的机会出现在市场,人们理应更倾向于进入市场,尤其对于已经在市场中有相当的物质积累、关系网络、经营经验的私营企业主来说。而被访的私营企业主不是希望把这些有利条件传给子代,反而希望把子代推离市场,这看似有悖常理。本文试图通过与一对私营企业主母子关于他们的生活史和生活状态的访谈,结合其社会背景,深入分析被访者这一与"市场机会命题"相矛盾的选择。

  二、核心概念的解释和背景综述

  人们的观念指导着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行动。因此,要理解被访的私营企业主对子代的择业期望和培养方式,关键是理解他们所认同的"向上社会流动"的含义。"向上社会流动"作为本文的核心概念,其表面含义不会有太大歧义:个体从一个社会地位低的群体进入一个社会地位高的群体,或者个体所在群体的社会地位在整体上获得上升。

  但关键在于衡量社会地位高低的标准并不是客观的,而是一种获得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观,这种认同还包括以什么途径来实现向上社会流动是正当的、被赞许的。可以想见,不同的社会对什么是"向上社会流动"的看法是不同的。为了下文讨论的方便,笔者用布迪厄的资本理论作为分析框架。2「布迪厄认为社会世界是具有积累性的历史世界,因此在分析社会时,就要引入资本概念,考察资本及其积累和各种效应。资本表现为三种基本类型: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就是可以直接兑换成货币的那种资本形式;文化资本指借助不同的教育行动传递的文化物品;社会资本指当一个人拥有某种持久性的关系网络时,这个由相互熟悉的人组成的关系网络就意味着他实际或潜在所拥有的资源。(李猛,1999)下文主要考察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对人们在自我定位和谋求向上社会流动过程中的影响,没有涉及社会资本。但可以想见,一个人能处在怎样的持久性的关系网络中与他拥有怎样的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有着密切的关系。笔者在下文中把"向上社会流动"简称为"向上流动".」

  美国社会是一个金钱本位的工业社会,而且没有等级社会的历史,经济资本一直是向上流动的标志,而人们大多依靠职业获得收入,因此进入高收入的职业是向上流动的途径。相比于职业收入,职业的其他特征都不被看重,经商、从政、做体育界或演艺界明星都可以是实现向上流动的途径。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职业收入在美国的社会分层研究中一直处于优势地位。同样处于优势地位的还有职业声望研究。而大量研究显示,在西方社会中,即使是隐藏在职业角色中的等级结构也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社会经济性。(费兹曼,[1975]2002)学者对市场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的分层研究也主要采用职业收入分析法。(参见Nee ,1989;Bian Logan,1996)这种分析方法潜在地假定"经济资本是实现向上流动的标志,进入高收入职业是实现向上流动的途径"这一美国社会的价值观同样适用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3「比如,倪志伟说"市场"一文的目的在于"显示社会主义经济从等级向市场的转变改变了获得社会经济成就的决定因素,从而也改变了权力与特权之源".(Nee ,1989)可见,他认为"社会经济成就的决定因素"与"权力与特权之源"是等价的。」因此,如果私营企业主的经济资本迅速增加,那么创办私营企业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一条向上流动的途径。

  在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社会,被普遍认同的向上流动的途径和标志是通过教育进入再分配体制。而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历来是"士为四民之首,绅为一乡之望".绅士享有法律、经济、礼仪上的特权和做官的垄断权,平民通过教育获得功名,然后当官晋升几乎是向上流动的唯一途径。在计划经济时期,人们把当干部看作是实现向上流动的标志,而华尔德(Walder,1995)在关于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精英选拔机制的研究中表明,在干部群体中,无论是行政管理人员,还是专业人员,较高的受教育程度都是必要条件。相比于西方社会,传统和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社会所认同的向上流动途径非常单一,而且对"正统性"尤为看重。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是向上流动的必经之路,凭此被体制接纳是实现向上流动的标志。富裕的商人和地主在无力弥补教育不足的情况下往往也热衷于买一个绅士的身份以期实现向上流动,这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本身就说明了实现向上流动的标志不是经济资本,而是被体制接纳。而那些商人、地主不是通过教育获得绅士身份的,一般来说只能买到低级绅士的身份,且为正途绅士所看不起(张仲礼,1991)。这一点证明了人们非常看重向上流动的途径的正统性。

  那么,在传统和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社会,经济资本和向上流动的关系如何?尽管在中国社会的稳定时期,社会地位高的群体在整体上拥有的经济资本也多,这一点与西方社会无异。张仲礼(2001)在《中国绅士的收入》中通过统计数据证明绅士的经济地位从整体上看远高于平民;泽林尼(Szelenyi ,1978)也指出,在计划经济时期,"有再分配权力的干部享有特权,占有住房等公共物品,而无再分配权力的一般工人则只能享有分配给他们的那一很小的份额。"然而与西方社会通过经济资本获得向上流动相反,在传统和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社会中,经济资本的积累非但不是向上流动的原因,反而是它的结果。比如,"很多绅士并不拥有大宗土地,从而靠土地获得足够的收入。相当一部分绅士似乎全无土地。"(张仲礼,2001:195)然而,"绅士从国民收入中获得可观的份额,是作为特权和特殊地位的结果。"(同上:345)甚至谋取绅士身份从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一条谋生之道,现实的利益更加强了人们对这种地位观的认同。古训有"遗子黄金满籝,不如教子一经",实是理性计算的结果。

  了解了美国社会与传统及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社会看待向上流动的差别后,笔者提出如下假设来解释为什么被访的私营企业主在现实生活中对子代的择业期望与"市场机会命题"的预测相反。尽管私营企业主通过私营经济积累了相当的经济资本,但他们并不认为这是实现向上流动的途径和标志,他们所认同的向上流动依然是通过教育进入体制,因而他们不遗余力地给子代提供更好的教育以帮助他们进入体制。如果在市场转型中,人们所认同的实现向上流动的途径和标志依然是传统的,那么我们可以推断,以再分配体制分割劳动力的社会结构,以及相应的崇尚正统的地位观仍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

  三、研究方法与个案简介

  本文所用的经验资料来源于笔者2004年夏在浙江省A 市所做的访谈。通过亲友介绍,笔者对7户私营企业主及其子代分别做了无结构访谈。笔者请被访者自由地讲述他们的生活史和目前的生活状态。

  以这种方式收集经验材料出于两点考虑:第一,了解私营企业主所认同的向上流动的标准是什么,而如果借用现成的指标则容易误导被访者,也局限了本研究视角。现有研究大多依据私营企业主经济地位的提高,进而推断他们社会地位也获得相应的提高,而事实上被访的私营企业主本人并不认为通过私营经济积累经济资本是实现向上流动的途径和标志。第二,被访者在相对自由的访谈过程中主动提及、反复强调的话题,往往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最为关注的内容。比如,下文个案中的钱先生的母亲原本一直推脱不愿意接受访谈,反复说自己没有文化,也不会说话,怕对笔者没有什么帮助。勉强入座后,她就主动说:"我一天都没有读过书,13岁就下地劳动了,那时学费两块七毛,他外公(钱先生的外公,即她的父亲)不肯。我后来老是跟他外公说,你真是小气,小时候不让我读书。"从她以此作为开场白可见,受教育不足这个无法弥补的缺憾一直根植在她的意识里。整个访谈过程也证实了受教育不足在她的自我定位中起着主导性的影响。因此,无结构的访谈有助于研究者准确把握被访者的价值取向,尽可能避免把自己的研究预设强加于被访者。

  笔者的分析和结论都基于访谈资料,笔者认为个人的生活经历是形成其价值观的基础,不论案主作为一个个体有多么强烈的个性,如果他籍以形成某个价值观的经历在他所处的阶层中是普遍的,那么,他从这些经历中形成相应价值观的方式也是普遍的,由此,我们可以推断这个价值观在这个阶层中具有普遍性。笔者在个案分析中非常关注案主的生活史,力图从生活史中发现案主价值观的形成过程,以使笔者的结论具有推广度。

  以下是对笔者个案的简要介绍。

  钱家居住在浙江省A 市某村,这个村从1980年代初就开始家家织布且比较富裕。钱母1950年出生在这个村,没有受过学校教育。丈夫原本也是当地农民,参军返乡后被抽到A 市国有企业当工人。钱母生育二女一男,男孩就是钱先生。村里包产到户时,大队里决定把原本集体所有的织布机卖给村民个人。1983年,钱母和亲戚三人合买了一台织布机。此后,钱母除了下地干活就是在家织布,逐渐添加机器和雇工。1992年,钱家建起厂房,正式成立织布厂。不久丈夫因为国有企业不景气而提前退休回到农村。钱母将经营权交给丈夫,自己退居二线,把大部分精力用于照料第三代。

  钱先生出生于1970年,小学和中学都在本村就读,成绩中等,毕业后听从父母的意见读机械专业的中专。1991年,钱先生中专毕业后被分配到一家国有五金厂做工人,但工作不到半年就因为不满意工厂管理制度而辞职,回到父母的织布厂参与经营。2002年,钱先生在经营方向上与父母发生意见分歧而离开父母的厂自己创业。那年,钱先生把儿子送到A 市读小学,钱母经常到城市里来照顾孙子的生活。

  四、个案分析

  (一)受教育不足对自我定位的主导性影响

  钱母和钱先生在访谈过程中最常提到的是自己受学校教育不足,4「下文所说的"受教育"都特指"受学校教育".」这一点在他们的自我定位中起着主导性的影响。他们认同进入再分配体制是实现向上流动的标志,但学历不足使他们没有这个资格。

  他们靠市场竞争生存,但受教育不足限制了他们的实际工作能力。他们认同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不是水平的社会分工,而是垂直的社会地位分层,但受教育不足使他们只能从事体力劳动,即使后来成为企业经营者,日常工作也不总是很体面。而经济资本对他们自我定位的影响是次要的,甚至不总是正面的,经济资本无助于改善上述状况,也没有给他们带来拥有财富的安全感和消费时的尊严感。以上的对比使钱母和钱先生在自我定位时看重文化资本而非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的贫乏使他们把自己归入社会的中下层,仅仅比既无文化资本,也无经济资本的被雇佣者强。5「一位被访者对子代的择业期望很形象地展示了这种自我定位:"能做公务员是最理想的,或者专业人员,如果实在不行,与其给别人打工,不如跟着我做。"(QJW 钱某)可见,在这位被访者看来,拥有文化资本,并凭借文化资本进入体制的公务员处在社会上层;只拥有文化资本的专业人员次之;只拥有经济资本的私营企业主仅仅比两者都不具备的被雇用者强。」

  受教育不足在钱母和钱先生自我定位时发挥主导性的影响:从钱母和钱先生寄希望于第三代能通过教育进入行政管理者的行列可见,并不是他们不想"做官"或者"找份好工作",而是远低于进入体制所必须的学历使他们根本不会有这样的奢望。在整个访谈过程中,钱母和钱先生始终把笔者和他们分成界线分明的两类——受过高等教育、前途无量的"你们"和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前途无"亮"的"我们".从下文中钱母和钱先生认同通过教育进入体制才是向上流动唯一的途径和标志来看,这种对进入体制的限制已经使他们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不可能超过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与传统科举制下的教育只为了获得进入再分配体制的入场券不同,现代的学校教育多少具有实用性。受教育不足导致他们实际工作技能(识字、生产技术、人际交往、企业管理)受到限制,这一点每天都在影响着他们赖以为生的经营。

  织布厂是钱母一手创办的,原始资金和设备是钱母一人靠家庭织布积攒的,但当钱父退休回来后,钱母就把管理者的位置让给丈夫,自己协助丈夫经营。在钱先生辞去国有企业的工作回来后,钱母把剩下的经营权也交给了儿子,自己只负责后勤和一家人的生活照顾,目前更是在城市、农村两头跑,以照顾孙子和其他家人,不再管厂里的事。但是钱母对这样的安排相当满意。这种满意固然有她认同"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模式,但更重要的是她出于自己受教育不足的考虑:

  "他(指她的丈夫)也没读过几天书,但还识字,就让他管。我一天学都没上过,13岁就跟着我妈下地去了,名字都不会写。我是瞎弄,我什么也不懂的。现在都是读过书的人出来挣钱,我就在家里管管孩子。"

  可见,没有受过学校教育给钱母的经营造成了很多困难,以致她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就会选择主动退出。

  与钱母对现有生活的满足形成鲜明对比,面对技术革新和企业管理专业化对经营者技能的要求,钱先生表现出巨大的焦虑。毕竟,钱母年纪已大,可以名正言顺地退出市场竞争的舞台,而才过而立之年的钱先生至少在近二十年里是全家的顶梁柱,如何依靠自己有限的知识适应社会的快速变迁成为他最关心的问题:

  "将来人最值钱也最不值钱。将来你看,一家人里只有一两个挣钱的人就够了,其他人都靠着他。真的,一定这样。

  现在机械代替人力,机器又是由电脑来操作,你说还要人来干嘛呢?现在一个人管十几台机器,以前都是三到五台,以后一人能管一百台,那么多人到哪里去?以前夫妻两人上班,一人五台,两人十台,已经很冒尖了,现在一人十台都是差的,基本上是喷丝织机一人十六台。夫妻两个人多出一个来,回去烧饭。(笑)生活很残酷,我现在压力大得不得了。太残酷了。"快速的技术革新使钱先生意识到仅靠中专学的知识和技术已经远远不够了,而重新拾起课本无疑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我现在在自学有关机械的书,以前我上学的时候3000转,现在的15000转,差别很大??如果不是你今天要来,我现在就在读书,自己做做笔记,会读到12点。没办法,我现在读书跟你们已经不一样了,是需要,身家性命都在里面。要是我干活的时候看到一个什么东西好像见过,但已经含含糊糊了,真是要命了,让我怎么做呢?我觉得自己读书的时候很聪明,不管怎样糊里糊涂从来没有不及格,稍微用点心就能考八十多分,但就是不用功。但现在不行了,真是苦头吃足。干活的时候掌握60%、80%是远远不够的,一定要100%."不仅是技术,钱先生同样意识到管理现代企业需要各方面的专业知识:

  "你靠做不是办法,靠买别人的机器也不是办法,你靠现有的钱是不行的。你应该跟银行打好交道,跟税务沟通好。

  现在银行贷款有很多种,哪种利息低,算起来很麻烦。还有缴税,有什么新政策,怎样更好地利用政策优惠,都是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的。"

  无论是钱母非常满足地回归了家庭,还是钱先生对技术革新和企业管理深感压力,都证明受教育不足对他们自我定位的主导性影响。

  从1983年合购机器,到1992年建厂期间,无论雇工与否,钱母自己都是家庭生产的主要劳动力。钱母在访谈中反复强调织布是体力活,是时间长、强度大的机械劳动。由于睡眠不足,钱母常常"人在打瞌睡,手还在织,线没了都不知道,还在这样推来推去。"我向钱母请教织布的方法,钱母大笑说:"你们读书人还用学这种体力活?"可见对于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这两种劳动方式中包含的地位上的差别,所谓"劳心者制人,劳力者制于人",钱母有强烈的意识。而她的受教育程度使得她仅能从事体力劳动,稍微复杂一点,比如签合同、记账,她就觉得力不从心了。因此受教育不足对劳动方式的限制影响着她的自我定位。

  经过第一代人汗水的积累,到了钱先生那一代,已经不用亲自操作机器了。我原以为钱先生作为一个小型企业的管理者,做的应该是很体面的办公室工作了,但钱先生苦笑着把自己的工作总结为两个字"残酷":

  "第一点,是你欠别人钱的时候,做生意你总是会碰到的。别人欠你钱的时候,你心一软就算了,过几天就过几天;但你欠别人钱的时候,别人半夜一点、两点都会等你。第二点,你叫人来干活,他干得一塌糊涂,以至只能全部扔掉,他顶多损失几百块钱工钱,甚至还会闹、会打,但你要损失多少啊。

  第三点,当你的货不好,发出去人家压着钱不给你的时候,你只能一次一次去讨。这样的残酷数不胜数,要自己去体会,绝对残酷。当你饿得晕头转向的时候,没有人会给你五块钱让你去买碗面吃,这种事我碰到过的。我那次去盛泽讨钱,钱没有讨到,自己带的钱已经花光了。怎么办呢,身上一分钱都没有?饿了一顿晚饭,第二天也什么都没吃,直到第三天回到家。这就是经商,拿工资的人永远不会碰到这种日子。所以现在有人问我要五块钱、十块钱吃顿饭,我都会给的,因为我想到那次经历,想到自己饿得晕头转向。残酷得不得了,(笑)没有一点点交情好讲。"

  即使在日常的生产管理中,钱先生也常常提到:"淡季卖不掉急,旺季来不及做也急","客户要的颜色染不出来是急得根本睡不着觉".钱先生受教育程度的限制,也只能在这样"残酷"的环境中经营,而那些半夜被人追借款、与雇工发生矛盾、催欠款受困等狼狈甚至心酸的经历,无疑深深地影响着他的自我定位。

  经济资本的增加对钱母和钱先生自我定位的影响是次要的,而且不总是正面的。

  钱母在访谈过程中给笔者的最大感觉是处事低调。她起初很不愿意接受访谈,钱先生暗示笔者把访谈机收起来,跟母亲解释介绍我来的人是他多年的朋友,且只是随便拉拉家常,访谈这才得以进行。这样低调入场的钱母是一家在2001年年产值约1800万元、年利润约100万元的织布厂的创立者和经营者,这颇使我诧异。在访谈过程中,她对自己在经济上取得的成绩也总是避而不谈。当我问及建厂和雇工时,钱母的用语是"在家里排了些机器"和"请了些亲戚朋友帮忙".后来当钱先生向我介绍厂里机器更新和工人增加的情况时,钱母还反复向我强调,1987年前他们是不请工人的,直到1987年政策允许了才请,并且,在农忙的时候,她严格实行大队的封机政策,即所有的机器停工,所有劳动力下地干农活。这种不安全感在依靠私营经济致富的第一代私营企业主中表现得很明显,第一代的私营企业主在讲述他们的创业经历时大多都突出他们如何依法纳税、合法经营,如何把集体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对自己经济成就的描述相当谨慎。低调而谨慎的措辞清晰地显示着计划经济时期绝对平均主义政策在第一代私营企业主身上留下的烙印。即使在保护私有产权已经被写入宪法的今天,由于政府会对利润好的私营企业进行不合理的收费或者变相摊派,"藏富"依然是一种必要的自我保护。通过私营经济积累的财富不受体制的充分保护,甚至一度会给拥有者带来灾祸,这样的财富当然不会给钱母带来向上流动的感觉。

  如果说钱母对财产的不安全感来自政府,那么不再回避自己的经济实力的钱先生对财产的不安全感主要来自市场:

  "我这代人相当有可能,也可以说一定会,到五十岁的时候只能扫扫地、擦擦地板。我已经看到了。不是假的,绝对看到。现在工厂设备投入越来越大,用人越来越少,老板压力很大。你去看看厂里的老板有多凶。工人做得不好,老板上去就打。老板压力很大,尤其是丝厂的老板,一批货做坏了就完了,原材料就贵,做坏了日子过不下去了。"

  这种不安全感使钱先生每日所思所想都围绕着如何让已有的财富更安全地保值、增值。

  "织布是赚钱,但这种做法不会长久。我看到确实很难,国外的技术是先进,国内的技术都是比外面迟一代。但国外织布已经放弃了,他们生产成本太高了吃不消。但我们这儿还在拼命买他们的机器。一台一台买进来,永无出头之日。

  做来做去就是为设备打工。你做了五年刚刚把机器的钱赚出来,新的设备又来了。旧机器又不值钱了。"

  因此,钱先生顶着家人和朋友善意的劝阻和实验结果与市场行情不确定的压力,在2002年离开了父母的织布厂,组织几位工程师研制一种实现织机自动化的电脑芯片,现在已经在实验室里获得了成功。

  这种冒着风险的创新正是源于钱先生时时感受到的对已有财富的不安全感:"现在还停留在为机器打工,最后只能是死路一条!"

  在中国社会的市场转型过程中,经济资本给拥有者带来了史无前例的自由。计划经济时期坐飞机需要凭行政级别,现在允许平民买飞机票了,但这并不表示经济资本能完全改变一个人的自我定位,因为很多消费除了金钱还需要其他条件,同样的消费给一些人带来的是享受,给另一些人带来的可能只是尴尬。

  钱家的生活非常简朴,财富给他们的日常消费造成的唯一影响或许就在食品上。"以前一天的工分买不到一斤肉,现在是天天吃肉了。"这种简朴除了钱家母子"深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所以很珍惜这个因素之外,还因为他们在知识、艺术修养和闲暇时间上的不足。钱先生儿子的房间里摆着一台电脑,但罩得严严实实,似乎不常用。钱先生苦笑着向我解释:"这个小鬼每次回到家就玩扫雷和接龙,我也不会给他安点什么学习的东西,索性就不让他玩了。"当钱先生建议母亲趁暑假不需要照顾孩子出去旅游,比如九寨沟、泰国时,钱母瞪了他一眼说:"我连中国字都不认识,你还叫我到外国去?东南西北我都分不清!"可见很多消费对消费者在知识上有一定的要求,如果消费者不具备这些条件,仅仅用钱买到商品,也买不到消费时的尊严感。钱先生对此深有感触地说:

  "这几年什么杂七杂八的书都看,我接触到方方面面很多人,发现自己知识很单一,文化少,很多方面很欠缺,出去很吃力。现在仅仅财大气粗人家也看你不起。在上海人家当你神经病,斩了你一刀还笑你傻,因为你看也看不懂。"

  在钱家几乎看不到更高层次的文化消费,比如音响、字画,除了钱先生工作用的机械方面的书和孩子的课本,也看不到其他的书籍。对没有最基本的艺术修养和鉴赏力的钱家母子来说,这样的文化消费他们是连想都不会想到的。而就从最基本的穿着来说,钱母和钱先生的穿着都很"土".访谈时钱母穿着一件的确良短袖衬衫,这种料子现在都买不到了;钱先生穿一件文化衫。他们自然有钱买很体面的衣服,但很难想象钱先生西装革履地巡视于纺织车间,偶尔机器有问题还要爬进去检查,会是怎样滑稽的情景。而对钱先生来说,这样的工作几乎就是他生活的全部。

  (二)通过受教育进入体制,实现向上流动

  既然钱家母子不认为自己通过私营经济积累经济资本实现了向上流动,那么他们所认同的向上流动的途径和标志又是什么呢?从钱母希望丈夫和儿子在国有企业当工人,钱先生希望儿子成为行政管理者可见,他们认同的向上流动的标志依然是进入体制。从钱先生对儿子教育的重视可见,他认同的向上流动的途径依然是教育。

  钱先生的父亲参军退役后进入国有企业当工人,笔者本以为他作为家里唯一的一位体制内成员,会有较高的收入贴补家用,但钱母否认了这一点。"他一个月28元工资,只够自己开销,很少能拿回家。"因此,钱家经济上一直很困难,直到钱母开始织布后,家境才开始好转。

  钱家上有二老,下有三小,在钱母织布后几乎全靠钱母一人养活。1980年代商品短缺,钱母织的布也供不应求,钱母"添了机器没地方放,就排在床头,起来就开始织,坐在床沿上织,一直到困了就在床上躺一会儿,醒了赶紧爬起来织。每天都是这样,睡不到5个小时。"但是面对如此好的商机,钱父却呆在国有企业中,每月拿着只够自己开销的工资。我问钱母是否考虑过让丈夫辞职回家一起干,她说想是想过,但最终还是没能下定决心,"整个村里就他一个人在城市里工作。儿子也沾光,跟着他是城市户口。想着儿子将来还能顶替进工厂,当时还是很希罕的。"一般来说,在一个农村家庭里,丈夫是经济收入的主要贡献者。尽管当地有纺织的传统,妇女养蚕、织布也有较高收入,但像钱家那样丈夫收入只够自己开销,妻子养活一家老小还是很少见的。而且,从钱父退休回家后钱母就把企业的经营权交给他,可见这个家庭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是遵循着"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从钱母对丈夫的职业考虑可见她把从农民到国有企业当工人看作是向上流动。钱母对钱先生的期望也是学些技术,将来进城市成为国有企业的工人,并对他将来能顶替父亲颇感庆幸。

  钱先生对孩子的期望是"希望他能进入政治社会,有机会能跨入仕途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在中国的社会体制中,跨入仕途是最好的。

  我创下的东西将来总有专业的经理人来管理,他做董事就行了。如果你在仕途中有位置,没人敢在你手下做手脚。要一种保护,要一种安全感,拥有的东西你不能每天看着它,要一种比较好的方法来保护它。"可见当国有企业的工人退出再分配体制后,钱先生只把成为再分配体制中的行政管理者看作是向上流动,而且钱先生认为只有子代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他的资产才能得到保护。可见经济资本本身非但不意味着社会地位的提高,而且需要文化资本及以此获得的政治资本的保护。

  总之,不论钱母因为农民当工人很"希罕",还是钱先生经过理性计算后得出"跨入仕途最好"的结论,他们对向上流动的标志的看法没有发生变化,依然是进入体制。6「"市场"一文中把"干部"操作化为"曾经担任过小队、大队、公社或者县干部,或是现任干部(村或者更高)"(Nee ,1989)。然而,中央集权的正规行政系统在乡村也只延伸到乡(公社)

  这一级。在乡以下,村(大队)和生产队的管理者由非正式官僚担任,他们在身份上与正式的国家干部之间,有一条难以跨越的鸿沟(周其仁,1994)。现今,村级干部依然不被列入国家官僚的备选名单。对于体制内外之别,村民是非常清楚的。国有企业的工人在计划经济时期是体制内成员,因此丈夫和儿子成为国有企业工人被钱母视作向上流动,但她从来不曾希望丈夫或者儿子成为村干部。1990年代时,当地的国有企业基本上都市场化了,钱先生不再希望自己的儿子成为国有企业工人,而是希望他成为行政管理者,在他看来,只有行政管理者是体制内成员。」

  当通过当兵、学技术成为国有企业的工人不再是向上流动的途径时,向上流动的途径只剩下受高等教育这样一条了。钱先生对孩子的教育可谓不遗余力。他认为城市里的小学质量比农村的好,并且从三年级就开始教英语(农村的学校在初中才开始教英语)。为了能让儿子上城市里的小学,他在城市里买了一套商品房和一个城市户口。

  "我们现在农村干实业的都有两个家,一个在城里,一个在农村。都是为了孩子,孩子受教育一定要在城里。"钱先生还特意买了一套楼上住着一位工程师的房子,并鼓励自己的孩子常去和工程师的儿子玩,在家里他也尽量给孩子创造良好的学习氛围:

  "我为什么要买这么好的桌子、椅子给我儿子,我就教育我儿子,读书就要像个样子,就是要给他一点感觉,你将来长大是当领导的,在这种环境下长大,做事就不会吊儿郎当,马马虎虎。从小很有讲究,要给他这样一种氛围,让他知道我做得还是可以的,他就会好好干。"

  其他被访的私营企业主在孩子教育的投资上有过之而无不及,有的把孩子送入私立艺术幼儿园,有的花高价借读费把孩子送进重点中学,有的请家教或者花钱让孩子住在老师家。总之,只要对孩子学业有帮助,家长都不惜代价。只有当我们意识到教育已经是转型后的中国社会唯一向上流动的途径,我们才能理解这些家庭对孩子学业的重视,也才能理解高考"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愈演愈烈。

  (三)子承父业,无可奈何的选择

  从钱母和钱先生的自我定位和对向上流动的认同上,可以看出他们并不认为通过私营经济积累经济资本是实现向上流动的途径和标志,他们期望并做出很大努力试图使子代通过教育进入体制。钱先生的儿子还在读小学,现在还无从判断他以后的发展。而另外6户被访者中,只有一位私营企业主的女儿考入北京外交学院,有望进入体制内(这也是她父母最感自豪之处),其他5位私营企业主的子代都在经历学业或者融入体制的失败后回家"子承父业",这是他们试图通过教育进入体制的努力失败之后的无奈选择,也是他们没有获得向上流动的证明。家庭文化资本的贫乏是私营企业主子代在学业竞争和融入体制的努力中都处于不利境地的重要原因。私营企业主家庭文化氛围薄弱使子代成为学校环境的"陌生人";注重效率、自主的家庭经营环境使子代在注重仪式、等级服从的科层机构中更显"另类".相比之下,经济资本在私营企业主为下一代积累文化资本时的作用非常有限,这种对比使得私营企业主更加意识到文化资本的重要性。

  家庭文化资本对子代向上流动的限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家庭文化环境薄弱使子代在学业中处于劣势。布劳和邓肯(Blau Duncan,1967)提出的职业流动模型表明,父亲的教育和职业对儿子的教育成就有很大的影响。初看起来,与父母本人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家庭相比,本身教育程度非常低的私营企业主在指导孩子功课上相当困难。比如,没有上过一天学的钱母对钱先生的教育仅限于督促他在家做作业。钱先生在刚上初中时成绩还可以,"那时候苦,还想读书读出去,所以读得很刻苦。后来不知道为什么读不出了,读不出也就不想读了。"对于儿子在中学里成绩没有理由地退步,钱母表示无能为力,只好让钱先生放弃了考高中而读中专。

  但这种状况到第二代私营企业主教育他们的下一代时已经有很大的改善,所有被访的私营企业主都把孩子从小学或者初中起就送入寄宿制的私立学校或者城市中的重点学校,以期他们有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寒暑假还请家庭教师辅导孩子功课。但私营企业主家庭的第三代是否因此与拥有更多文化资本的家庭中的孩子在学业竞争上条件相当呢?舒茨认为一个人进入一个情境是和他所有以往主观经验的积淀密不可分的,他以往的生活历史——舒茨称之为"生平情境"(biographical situation)中积淀下的主观经验构成了他面对现在的情境时可以利用的"手头知识".而当一个人处在一个文化模式与其生平情境迥异的群体中时,他无疑是一个难以融入其间的"陌生人".(李猛,1999)

  当被访的私营企业主的子代在进入学校时,他们的"手头知识"来自十多年家庭经营环境中建构起的"生平情境".这还不包括在他们求学期间,家庭依然是他们仅次于学校的主要活动场所。一位其父母也是经营纺织厂的被访者对童年的回忆是:

  "印象最深的就是很忙,衣服、套口、机器,反正机器声音我是记得最清楚了,听到机器声音已经没感觉了。套口声音很响,像飞机飞过,但我睡觉已经没关系了。还有什么呢?衣服、羊毛衫,反正睡觉我们都是挤在一个房间里,旁边都是毛纱、衣服、机器,就是这么过来的。以前家里先是套口声音,再是横机声音,有记忆开始就有了。爸爸妈妈很忙啊,小时候就是看着他们干活。"(HH徐某)

  他们的"生平情境"里从来都没有和父母讨论学业上的问题的经历,更不会有父母带着去听一场音乐会的经历。可以想象当他们凭着高价借读费进入城市中的重点中学,要利用从自己的经验储备中建立起来的"手头知识"来融入这个新的环境有多么困难。这些重点中学原本只向父母在机关、事业单位工作的孩子或者在筛选考试中成绩优秀的学生开放。他们确实是通过经济资本而进入了有更多获得向上流动机会的环境,但是新群体的文化模式中的核心部分并未成为他们"生平情境"的有机组成部分。他们依然是难以融入学校环境的"陌生人".

  布迪厄指出,这些普通人或学者忽视了家庭出身并不仅仅通过单纯的经济收入来影响求学的孩子,文化资本的传承也是阶级再生产非常重要的一环。正是通过文化资本,"外在的财富转化成一个人的内在部分,转化成为惯习。而且文化资本比经济资本更顽固,这一点特别体现在文化资本的积累上。一个人拥有的文化资本越多,他就会更容易更快地积累新的文化资本。"(李猛,1999)同样的道理,当一个家庭拥有的文化资本越少,"白手起家"积累的过程就越艰难。由于在被访的7户私营企业主家庭中,只有一个家庭的第三代在学业上相当成功(XF徐某被北京外交学院录取),笔者对她的生活史格外关注。深入了解后发现,徐某尽管也出生在父母教育程度很低的私营企业主家庭,但她的生平情境与其他被访者还是有很大差异。当她在城镇中上小学时,她就常年住在其姨妈家。她的姨妈有高中学历,因为身体不好而在家照顾孩子,且非常重视家庭教育。姨妈的孩子,即徐某的表哥,成绩非常好,一直是她的榜样并在学业上给予她很多帮助。初中和高中,徐某的父母更是采取她在哪里上学就在哪个学校旁边买一套商品房的办法,并请她的姨妈跟随着照顾她。作为回报,她的父母负责她姨妈的全部生活费用和她表哥的全部学习费用。她的父母等于是为她重新建构了一个充满文化氛围的家庭环境,以此建立起的"生平情境"自然有利于她融入学校环境,并在学业竞争中获得优势。从这个特例的反面,我们看到文化资本的积累是多么困难。

  第二,崇尚效率和自主的家庭经营环境使子代难以融入体制。最让笔者觉得有意思的是有3位被访者曾经进入过体制,但他们最后都主动退了出来。比如,钱先生在国有企业做了半年之后,愤然辞职。

  "做了半年我觉得这种地方怎么能做事呢?规章制度、条条框框滴水不漏,但实际上松松垮垮得不得了。我做得最多,但做得最多不是工资最高而是批评最多。做得多肯定就做错的也多嘛,什么都不做的人不会错。当时年少气盛,没脑子,我就走出来了。"

  另一位被访者原本在一家事业单位做文员,最后也辞职回到父母的企业,她的解释是:"工作辛苦无所谓,但看别人的脸色受不了。"她母亲在一旁也认为:"钱少无所谓,我可以补贴她一点,但她在单位里受气,还不如回来跟我做。"(HH徐某)

  这种主动的退出也可以从他们的生平情境来理解,家庭经营环境给子代以崇尚效率、自主的价值观,这与体制内的科层机构中注重仪式、等级服从的"游戏规则"显然相冲突。

  我让钱先生说说对他的生活方式影响最深的事,他不加思索地说:"我妈妈小时候总是说,我们家从不欠债,我们家你们姐弟三人,再加上你奶奶总是生病,但还是不欠债。我做人勤快。那时候欠债的人很多,但我妈从不欠债,精打细算。我到现在印象非常深。印象最深了,到现在我还常常鞭策自己,我妈那时候那样也行。我妈在我小时候天不亮就去田里干活,中午回来吃了饭,割草、喂猪,然后再去干活,下午有个20分钟的休息,叫"歇回",我妈还要回来一趟割草喂猪。"

  钱母开始织布后,摆在床头的织布机是她生活最生动的写照,钱家生活的改善也正是钱母夜以继日在织机上"推来推去"的结果,这自然给钱先生烙下效率优先、多劳多得的价值观。然而,国有企业的管理不是按照"多劳多得"的原则,而是避免出错,这自然让钱先生忿忿不平。

  私营企业主自己的工作都由自己来安排,他们不但自主安排自己的工作,还要安排员工的工作。这使他们认为自主工作是理所当然的,这种自主性也很容易传给下一代。

  "开厂时她(指她的女儿)三、四岁,摇摇摆摆能走了。但是我们叫工人上班,工人吃完午饭开工,她也是有意识的。工人上厕所,洗了手在外面聊天,才六、七岁,她会说:'你怎么不去干活啊?'她那么小就会管别人了。我跟她说你是小孩子不可以说别人的,别人上厕所又没什么。也不知她哪里学来的。小时候厂就在家里,工人吃饭也在家里,她过问得比较多,会去看看他们做得好不好(笑)。可能我们在家里讨论工作,说厂里的事,她在无意中也听进去了。她读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就帮着我算账、计件、发工资。"(HH徐某的母亲)

  从很小就会督促工人干活、检查工人工作、给工人发工资的"小老板"到"看别人脸色"的科层机构基层职员,徐某的生平情境给予她应付新环境的"手头知识"不只是贫乏的,更是与实际所需相冲突的。因此,当他们进入体制的时候,觉得自己不仅是因为对新的文化模式不熟悉而无法融入其间的"陌生人",更是价值观与新环境格格不入的"另类".第三,经济资本对为子代积累文化资本的作用极其有限。中国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平衡,尤其是城乡教育资源差距是私营企业主家庭文化资本积累困难的外在因素,但私营业主利用经济优势对此作了弥补,并且由于私营企业主在经济上有能力大量投入,他们为孩子购买的教育资源往往比普通家庭的孩子更多。然而,从他们的子代因为教育或者融入体制失败而回到家中,把"子承父业"作为最后一条退路来看,经济资本对积累文化资本的帮助是间接的、次要的。一位对孩子恨铁不成钢的私营企业主最后感叹:"培养小孩光靠钱是不够的,培养小孩要配套的。"(QJW 钱某)这句话饱含着他对经济资本在为子代积累文化资本时的尴尬与无奈的切身体会。

  五、结论与局限

  经验资料显示被访的私营企业主在现实生活中,对子代择业的期待和"市场机会命题"所作推测是相矛盾的。本文试图以此为切入点,通过一个个案的分析来探索转型时期的私营企业主是如何看待"向上社会流动"的。被访的私营企业主在自我定位时依据的是文化资本而非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的贫乏使他们把自己归入社会的中下层。因此,他们期望并做出很大努力试图使下一代通过教育进入体制,认为这才是实现向上流动的途径和标志。然而,他们的子代大多经历学业或融入体制的失败后回家"子承父业",这是他们无可奈何的选择,也是他们没有实现向上流动的证明。

  本文重点分析了文化资本以及经济资本在私营企业主自我定位和其子代谋求向上流动过程中的影响,以此回答"为什么私营企业主认同积累文化资本才是向上流动的唯一途径".对私营企业主本人来说,受教育不足在他们的自我定位中起着主导性的影响。他们认同进入再分配体制是实现向上流动的标志,但学历不足使他们没有这个资格;他们靠市场竞争生存,但受教育不足限制了他们的实际工作能力;他们认同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不是水平的社会分工,而是垂直的社会地位分层,但受教育不足使他们只能从事体力劳动,即使后来成为企业经营者,日常工作也不总是很体面。而经济资本对他们自我定位的影响是次要的,甚至不总是正面的。经济资本无助于改善上述状况,也没有给他们带来拥有财富的安全感和消费时的尊严感。对私营企业主子代来说,家庭文化资本的贫乏是他们在学业竞争和融入体制的努力中都处于不利境地的重要原因。私营企业主家庭文化氛围薄弱使子代成为学校环境的"陌生人";而注重效率、自主的家庭经营环境使子代在注重仪式、等级服从的科层机构中更显"另类".显然,经济资本在私营企业主为下一代积累文化资本时的作用非常有限。从这些具体的影响机制中我们可以看到私营企业主生活于其间的制度与文化,特别是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依然以再分配体制分割劳动力的社会结构,以及由此产生的崇尚正统的地位观对社会中的个体价值观和行动的影响。

  笔者访谈的7户私营企业主在改革开放前都处在社会下层(5户农民,1户渔民,唯一的1户城镇户口因为家庭成分是商人而使子女失去上高中和进入国有企业的资格)。这批人正是"穷则思变",率先进入私营经济领域谋生。由此也可见,被访者当时就没有把从事私营经济看作是向上流动的途径,而只是为了谋生。当然,笔者访谈的私营业主有其地域和职业限制,并不能代表和表明所有当代中国的私营企业主都不具备文化资本和政治资本,事实上同样也有大批知识分子和公务员"下海",他们对实现向上流动的途径和标志的看法会和笔者所访谈的私营企业主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本文结论只对改革开放初从边缘群体中兴起的私营企业主适用。

  其次,被访的私营企业主都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已经高于自己企业里的被雇佣者,可见经济资本也是衡量个体社会地位的重要指标。

  本文想要指出的只是,以往对中国社会流动的研究中单凭私营企业主经济地位的提高来推断他们社会地位也获得相应的提高至少是不全面的。至少本案被访的私营企业主仍认为通过教育进入体制才是实现向上流动的途径和标志。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中对"向上社会流动"的标准是不同的,这些折射着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的差别有待更多的经验研究去发现。

  最重要的是,尽管积累文化资本的艰难程度远高过积累经济资本,但是通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私营企业主文化资本的增长也是非常明显的。在笔者访谈的个案中,第一代私营企业主大多未受过学校教育,现在依然文化程度很低;第二代私营企业主受学校教育也很少,绝大部分初中、中专毕业,但是目前由于工作压力都在努力学习英语、机械、财会等文化知识;而所有私营企业主都对第三代的教育异常重视,他们利用自己的经济优势把子女送入优质的私立学校,聘请名师辅导。尽管文化资本的积累缓慢,但我们依然看到了私营企业主三代之间文化资本不断积累并增长的趋势。从西欧社会看,资产阶级也曾经因为文化资本和相应的社会资本的欠缺而不被贵族社会所认可,但是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也伴随着缓慢增长的文化资本获得了相应的提高。学者也发现尽管美国的私立寄宿制中学最初是上层社会为了限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子弟获得他们所垄断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而设立的,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的渗入,这些私立学校最后实质上成了资产阶级与上层社会融合从而提高自身社会地位的场所(Levine,1980)。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的私营企业主的社会地位也将随着其文化资本的积累而获得相应的提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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