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期开始,教育部以“传承民族优秀文化”的名义发文规定,15首京剧曲目讲进入北京、浙江、广东、等十个省的中小学课堂,这15首京剧唱段中,《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都有一颗红亮的心》等文革“样板戏”唱段占了9首。政策发布,舆论大哗。

  人们普遍质疑的是,“样板戏”唱段的艺术性能否作为京剧的代表,“样板戏”唱段的政治性是否适合进入中小学教育。在笔者看来,中学音乐课堂上增加传统戏曲的内容,对培养中学生的艺术鉴赏力,对推动传统文化艺术的继承,都是非常必要的。但是,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强行以一个地方的剧种作为传统戏曲的标准,推行到全国,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而这个问题的背后,是人们对“传统”的单一化、一元化、简单化的理解。

  多元的传统

  近几年来,从“读经热”开始,中国兴起了一场“国学热”。少儿读经、祭孔、私塾、《论语》热,相继而来。“传统”成为一个符号,在中国的思想角力场中备受争议,在权力之手的操控下则连接变异。当不断升级的祭孔仪式与开发旅游资源结合,祭孔便成为地方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工具。当“传统文化”与民族主义联姻,文化便成为政治的垫脚石。当传统文化被抽象为几个活跃的学者的形象,它在公众心目中便简单化为偏安于历史一隅的公羊学,乃至几句“儒教”、“国教”的口号。

  这种对传统文化的工具性利用与简单化理解,与中国近六十年来在进化史观的主导下,把传统文化视为“封建”、“落后”的代名词,无所顾忌地与历史决裂密切相关。人们用语言符号去假象了一个非道德的传统,把各种民俗礼仪、拜神祭祖都纳入其中,将其视为迷信、愚昧的象征。但是,传统是一个流动的、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而非一个固定不变的实体。真正的“传统”,既包括体现在古代经典中的“大传统”,即精英文化,同时更包括了“小传统”的民间文化,“小传统”蕴涵于乡土社会的婚丧礼俗、家规民约、拜佛游神、民乐俚语之中,体现于名城古迹的一砖一瓦、祠堂神庙的牌匾神龛之中。于“大传统”而言,不要说中国文化中还有释、道杂家之学,就算是其主干儒家文化,在历史上也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实体,而是一个不断流动变化的发展过程,宋学与汉学相继,今文与古文并峙,呈现出极大的丰富性与多样化的发展空间。而“小传统”在其艺术表现形式上,具有非常明显的多元化的特点。不同的血缘、地缘共同体,具有不尽相同的生活方式,具体表现为差异极大的各种民俗。以民居而言,京地多四合院,江南碧水环绕,傍水设庄,即为水乡,客家人长居山隙,依山造房,遂作围屋,潮汕人居平原,重家族,故居“四点金”。以戏曲而言,燕地之京剧,吴地之昆剧,越地之越剧,岭南之粤剧,潮人之潮剧,四川的川剧,都以其特有的地方方言,特有的唱腔唱调,有效地表达着当地人的丰富的情感,传播着共同的伦理价值观。以婚丧礼俗言,各地的婚丧礼俗各不相同,但是这些地方性的风俗,都表达了当地人对生死、婚姻的看法,而有效地安顿了人们的灵魂。以饮食言,平原、山区、沿海、内地地气不同,各个地域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共同构成了令人惊叹的饮食文化。可以说,传统文化,尤其是“小传统”的民间文化,因其多元性,而丰富多彩,富有活力。这些各不相同的生活方式,共同构成了一个众彩纷呈、丰富而多元的传统。

  传统艺术在今天的功能

  六十年来,传统艺术与美的式微乃至消失,是整体性的。在所谓的“前三十年”,文学与艺术被贴上阶级的标签,投入政治的铁笼。无论小说、音乐,还是美术、戏剧,若非“革命”的,便是“反动”的。于是传统艺术一概被戴上反动的帽子加以摒弃,而全部的艺术,都成为歌颂领袖、宣扬“革命”、传播斗争、煽动仇恨的材料。“前三十年”留下来的,是一大批宣传斗争的小说、领袖的画像、样板戏、忠字舞。在戏剧领域,几乎每一个地方的地方戏,都以革命的名义进行剧本、唱腔诸方面的改革,改革的后果,是背离艺术本身的美感,而成为政治宣传的材料。而在“后三十年”中,传统艺术刚刚获得一点自由的空间,便马上被卷入市场的漩涡之中。其中,戏曲的命运是最悲惨的。不同的方言地区的地方戏,都跟传统的生活方式密切结合在一起。当传统的生活方式逐渐远去,各种地方戏也日渐失去自己的观众。年轻的人们宁可听快餐一样的流行音乐,也不会花功夫品味自己家乡的乐曲,因为他们过于忙碌。文人们宁可听西方的琴曲、歌剧,也不会品尝故土俚语唱出来的戏剧,因为家园已经远去。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历史传衍至今,产生了两百多个戏曲剧种,而这两百多个剧种经过了六十年政治与市场的双重戳害,还剩下多少?

  曾经让村夫民妇、引车卖浆者喜闻乐见的戏曲,经过了社会转型,几乎已经褪去了民俗的味道,而变成并非人人都能欣赏的雅乐。其命运,和明清小说变成今天的经典颇有相类之处。在这样的时候把戏曲搬进课堂,让学生们对这一古老的艺术有基本的了解,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传统戏曲因多元而丰富,决没有一种地方戏曲能够代表整个华夏戏曲。以国家的名义推广某一种地方戏曲,不管这种地方戏曲如何有代表性、艺术性,都是对整个传统戏剧多元化局面的无知和蔑视。如果现在的教育体制,真的要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戏曲,那么,最重要的,便是尊重传统的多元性,传承多元化的戏曲。这是因为,从根本上来说,我们今天仍然把戏曲当作优秀的传统艺术来继承,原因在于戏曲仍然能够陶冶我们的情操,塑造我们的精神,构建我们的心灵家园。而不同的方言区生活的人们,是依靠自己自小熟习的母语,去塑造自己语言的家园,从而安顿自己的心灵的。

  《礼记》的“乐记”篇这样描述乐章的起源:“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动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也就是说,凡是音乐,都发自人心。人心之动,是因为受外在的事、物的刺激。人心受到刺激之后,便会发出哀乐之声。哀乐之声按照一定的节奏发出,便成了音乐。在这一过程中,人心所发出的“声”(声音),所形成的“音”(歌曲),必非任何外在的语言,而是自己从婴孩时代开始熟习的母语的发音形式。语言,是一个人心灵深处真正的精神家园最基本的构成材料。它之所以能够营造精神家园,原因不是理性的,而是感性的——仅仅因为一个人从牙牙学语开始,从说出第一个词汇开始,便是通过这种发音方式去表述自己的心理、欲望、情感。而音乐、戏曲,是语言的艺术化的高级形式,它之所以能够唤起人们心中的温情,能够让人找到家园般的归属感,能够让人平静,使人激动,让人欢笑,催人泪下,就是因为它永远寄托着一个人内在最深沉的、潜在的感情世界。同样的音乐、戏曲,如果用自己所不熟悉的语言、腔调发出来,便彻底变成另一种东西,完全失去了美感,更加不要说能够唤起人心灵深处的情感。

  尊重传统艺术的多元性

  在教育部的规定中,以“传承民族优秀文化”的名义要求全国多个省区的中小学生都必须学习京剧,这种做法,企图用一种地方戏作为全国多元化戏曲局面的标准,推广到各级教育之中,体现出来的,是权力对文化、艺术的僭越。

  一贯以来,对多元化的传统艺术最大的威胁,既来自现代性本身,也来自以权力为核心的行政体制,及其惯于运用的国家整合的手段。当行政力量强加于文化之上,对传统最大的破坏,在于从文化上把丰富而多元的传统逐渐纳入一个标准化的模式之中。在今天,当我们走进中国的各个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当地的风俗固已荡然无存,而在建筑风格、饮食、生活方式诸方面,均已彻底趋同化。最直观的是城市建筑。在北京,城墙早就消失在有意的炮火之中,仅存的民居四合院,也正在走向消亡的步伐里。在江南,文人墨客笔下的水乡小镇,早已消失殆尽,惟存的几个水乡,成为任人凭吊的活博物馆。至于岭南,大院、骑楼、围屋等地方风格的建筑,也在不断遭受拆毁之中。这种对传统的破坏,既是现代性的结果,同时也常常有行政权力操控的因素。许多地方的拜神、游神等民俗,被戴上“封建迷信”的帽子。而“说普通话,做文明人”这一类口号的流行,则把语言道德化,加重了各地方言的创伤。

  无论是把是否说普通话等同于是否文明,还是把京剧视为传统戏曲的代表,背后都是一种民族主义思想指导下进行国家整合的渴望,而无视传统的多元性。这个时代是一个方生方死的大时代,一个激烈变动的时代。许多东西正在消亡,许多东西正在生长。在文化重建、文化创造的过程中,有许多值得参照的资源。其中,传统的维度,毫无疑问的,是我们反省我们的时代的一个思想维度。而在这个时代,如果说传统文化——包括大传统的精英文化和小传统的民间文化——仍然还有活力,那么首先在于它能够唤起我们心中内在的情感和内在的道德冲动,在于它能够唤醒我们对精神家园的回忆,在于它依然能够提供建构新的精神家园的资源。因此,每一个在特定的语言、礼俗共同体中生长起来的人,每一个怀念童年、眷恋曾经的歌谣的人,都可以凭借自己的文化记忆,去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

  正因如此,国家权力在对待文化、教育问题上,真正的重视传统,便是正视传统多元性的事实,弘扬多元化的传统格局,而基本的做法,即提供一个容纳多元化传统的环境,一个自由、宽松的环境,使传统中不同的表现形式,都能够展示自己的独特的魅力。

  在生与死之间

  陈壁生

  当一个时代业已习惯了虚无与绝望,生活只剩下拼命的工作和尽情的享乐,当一个时代歌舞升平,灯红酒绿,车马如流,觥斛交错,每一个人都用麻木去掩饰心中的荒野,当一个时代对与错,善与恶,好与坏,高尚与卑鄙,业已失去基本的底线标准,生活不再值得深思,生命不再值得审视,当一个时代让那些八面玲珑的批评家看出“最坏”的同时也看到“最好”,在无穷的麻木与无味的哀伤中,只有壮烈的死亡能够如刺使人针痛,唤醒麻木中残存的一点点存在的意识。

  “自杀不易,活着更难”,这是余虹先生自杀五个月前的一篇文章中的一句话。余先生以他的一往无前义不反顾的行动,再一次把哈姆雷特式的“活着,还是死去”的问题,推到了每一个人的面前,逼得人再也无法麻木并安然地呼吸视听。

  哲学性的自杀,或者说诗性的自杀,这在我们这个时代,早已是一个遥远到陌生,陌生到缥缈的话题。为个体的尊严,为衰败的文化,为高贵的理想而殉身,是英雄时代的事业,是苟且时代的哀吟。当一个人诗性的生命能够深深的锲入他所在的时代最艰难的困惑,那么,壮烈的死亡将成为一个时代难题最深刻的呼应。王国维一头扎入昆明湖,正是如此;海子横卧于呼啸而来的火车前,亦是如此;余虹先生的自杀,亦应作如是观。

  对学者,尤其是人文学科的学者而言,这个时代最可怕的特征,除了必须忍受时代精神所带来的虚无、焦虑、荒诞、绝望,忍受家园的丧失、价值的沦亡之外,更加尖锐而直接的生命境遇,是高校的日益行政化和学科的日益碎片化所带来的压迫感、分裂感和孤独感。一方面,是高校的行政化,使教师的尊严、学术的尊严一直在遭受严重的威胁乃至蹂躏。另一方面,是现代学术分科的细化,使学术共同体或者思想共同体已经不再可能。

  每一个人都在各式各样的心物交感中体认生命的意义,即便是生活在孤岛之上的鲁宾斯,只要相信一个全能的上帝,便能够继续生存下去。但是在我们今天,人不但失去了与传统的关联,与神圣的关联,甚至人与人之间,也失去了真正意义上的关联。如果说,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群体还能够在基本共识的基础之上,建立起各类的思想共同体或者学术共同体,这种共同体还能够给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力量,那么,到了九十年代尤其是二十一世纪之后,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已经死亡,代之而起的是各种各样的技术“专家”,专科“学者”,每一个人都用厚厚的障壁,圈住自己的领域,囿于各自越来越狭小的专业,形成越来越狭小的圈子,彼此隔膜,互不相通。庄子面对他的时代,发出这样的浩叹:“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战国道术之裂,缘于圣王不再,裂于思想,而对今天的知识人而言,道术再次断裂并破碎,一个令华夏二千余年文人孜孜以求的终极性之“道”早已消失,距离我们今天切近而遥远的八十年代理想主义也已经被湮没,在这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一个完整的符号世界已经如镜落地,顿成碎片,一个完整的意义世界已经如泥入海,消于无形,一切坚固的东西都已经烟消云散。这个时代最严重的问题并不止于所谓“改革共识”已经破裂这一类政治社会表面的问题,而是在根本意义上维系一个共同的意义世界的平台已经消失。具体来说,便是随着现代学科的日益狭隘化,日益互不相通,每一个人在自己的领域从事他们的学术工作或者思想工作,构建他们的意义世界的时候,由于缺乏一个共通的交流平台,彼此都成为孤岛。思想与学术,不再贯通天地,不再抚慰人心,不再上下求索,不再安身立命,而成为书斋中的顾影自怜,喃喃自语。

  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说:“在鲜明的希望与恐惧之间不能确定,是会使人痛苦的;可是如果在没有令人慰籍的神话故事的支持下,我们仍希望活下去的话,那末我们就必须忍受这种不确定。不论是想把哲学提出的这些问题忘却,还是自称我们已经找到了这些问题的确凿无疑的答案,都是无益的事。教导人们在不能确定时怎样生活下去而又不致为犹疑所困扰,也许这就是哲学在我们的时代仍然能为学哲学的人所能做出的主要事情了。”在他那里,哲学已经失去了“改造世界”的雄心壮志,但尚能够为学哲学的人提供安身立命的依据。而到了我们今天,最切入现实的表述则是刘小枫先生在《拣尽寒枝》的“前言”中说到他的一个心愿:“想要清楚知道,因现代性而支离破碎的中国学术思想最终在哪里落脚……”

  当传统已经崩坏,上帝已经死亡,留下来的便只剩一个无礼义、无道德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关于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什么是有道德的,什么是无道德的,已经没有一个基本的底线标准,人们再也用不着考虑这些问题。父辈祖辈的生活方式,已经成为过时、落伍的代名词,真理是相对的,美德是相对的,于是只有欲望——自我的欲望是绝对的。每一个人都在拼命工作,同时尽情玩乐,度过一生。什么是严肃的生活?什么是高贵的道德?已经不再是值得严肃追问的问题。但是,各行各业的人们都活得那么滋润,研究哲学的人、诗人、艺术家、文学家,纷纷在体制或者市场中谋得了一杯属于自己的羹汤,研究宗教的越来越理性,写诗的越来越自足,从事艺术的放下笔变成商人,他们个个心宽体胖,个个红光满面,个个一路春风,他们与体制、市场嵌镶成为完整的一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生活的真相沉没在歌舞升平的泡沫之中。

  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时代一切赖以安身立命的思想资源,那些可以而且必须直接与一个个体的生活方式贯通起来的信仰、思想、艺术,不管是基督教的、儒学的,是自由主义的、左派的,还是美术的、音乐的,被体制与市场一扫而光,人文学者所进行的言说,不再是自身生活方式的体现,而首先是生存的技巧和工具。对那些严肃地生活着、认真地探索着的人来说,情况更加糟糕。生活方式和思想信念的脱节,使每一个严肃地生活着的人,都不可避免地沦入焦虑与分裂之中。理性的力量是如此之强大,以至于根本意义上的信仰不再成为可能。尼采向现代人宣布,他们是虚无主义深渊的自由落体。而对那些从事政治哲学、诗化哲学研究的人们来说,只不过是多了一把遍体是洞的破伞。

  在大多数优秀的知识分子那里,信念的选择与坚守,并非来自内心强大的精神动力,而是来自孤注一掷的赌博。谁要是拷问自己“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值得经历的生活”,“什么样的生命才是有意义的生命”,便不免陷入无法自拔的思想深渊之中。即便能够寻找到一种理论,一种宗教,赌博似的研究之信仰之,这种研究、信仰,也不能真正沉淀成为一种对自己有意义的生活方式。余虹先生以他悲壮的死亡,向作为后死者的我们宣告,在一个没有尊严的世界里寻找尊严,在一个没有爱的世界里呼唤爱,在一个没有意义的世界里寻找意义,是何等令人绝望的事情!

  当面对“我与中国”的话题的时候,余虹感叹道:“我只是被动地、无可奈何地生活在这个地方,我几乎没有任何主动建构和改造它的权利与现实可能。”当面对一个学生自杀的时候,余虹写到:“何况拒绝一种生活也是一个人的尊严与勇气的表示,至少是一种消极的表示,它比那些蝇营狗苟的生命更像人的生命。”当面对美国学生为校园枪杀事件的凶手点燃蜡烛的时候,他写到:“有一种爱我们还很陌生”。他的生命遭遇与精神境遇是这个时代的人们共同的遭遇,他的思想已经切入这个时代精神的深处。惟其如此,所以自杀。他在“自杀不易,活着更难”之间选择了死亡,这一死亡,让在孤独与绝望中追求着尊严,追求着自由,追求着爱的人们感到汗流浃背,感到寒入骨髓。

  近四年来祭孔的本质

  陈壁生

  近年来,随着大陆“国学热”的兴起,“祭孔”也成为每年九、十月之交的各大媒体频频出现的关键词。2004年,伴随“少儿读经”大讨论,祭孔活动从原来的民间行为,转为官方主导的大型公祭。2005、2006年,伴随着国学话语的复兴,出现了全球联合、海峡两岸联合祭孔。到了2007年,曲阜祭孔大典的主办单位,已经升格到山东省人民政府、文化部、教育部、国家旅游局、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等机构,打出“世界华人华侨同祭孔”的主题,并与2008年北京奥运会相结合,将《论语》中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等五句名句推荐给北京奥组委,作为北京奥运会的迎宾语。四年之间,从羞答答的民间行为,到部级政府主导的官方仪式,祭孔的规模不断扩大,规格不断升级,而在这一过程中,孔子的形象,也由教育家、哲人,转化为民族主义的宣传工具。

  在对待祭孔的态度上,持自由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往往担忧对孔子的公祭可能重新出现一个政教合一的时代;而持保守主义立场的人们,则期待着通过政府对孔子的认同而走向对传统文化的回归,即走向传统的文化认同。但是事实上,无论是担忧,还是期待,都不得要领。

  如果说传统王朝的皇帝祭孔,是通过文化认同走向政治认同,那么近年的祭孔,则是立足“民族”,打出孔子的“牌子”,以利于民族认同,从而走向政治认同。

  事实上,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作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需要用各种方式唤起国民的国家认同。其中最常见的方式,是通过一套透明的民主制度,把选票交到每一个公民的手中,让每一个公民通过实现对国家的管理,而形成对国家的认同。除此之外,便是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宣传。民族主义的宣传,往往需要一个共同的图腾或类图腾,这个图腾或类图腾必须能够有效地唤起国民广泛的情感共鸣。民族主义宣传便是通过这种广泛的情感共鸣,把天南海北、成千万上亿互不相识的人们结合到一起,通过有效的想象,把自己纳入民族国家这个“想象的共同体”之中,成为其中的一个分子。上个世纪中叶以来,民族主义宣传大致上主要经历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政治最高领袖为民族代表,例如“太阳出,东方红,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歌唱,便直接把“领袖”从“人民”凸显出来,通过韦伯所说的“魅力型”领袖人格,去做为一个新兴民族国家的代表,维系一个民族国家国民的国家认同。而像“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这一类的思想,则更进一步把“国”之领袖的价值致于“家”之父母之上,从而达到国族认同的目的。第二个阶段是普遍以自然物、以对历史的悼念所为民族国家的类图腾。以自然物为图腾的,主要是把一个版图已经确定的“祖国”比喻成为“母亲”,把想象的政治共同体体比喻成一个家庭(例如“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的歌唱),以历史悼念所作为类图腾的,主要表现在各种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中,参观者通过对一段历史的集体回忆,来认同共同的当下。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全球化观念的日益深入人心,加上中国人温饱问题的解决,在全球化中寻找一个作为国族的“自己”,成为民族主义的第三个阶段的表现,而其重要内容,便是发掘传统的文化认同,以服务于当下的民族认同,“祭孔”便成为民族主义宣传第三个阶段开始启动的主要标志。

  在这样的背景中,孔子受到新的重视、尊崇,并非因为他是“至圣先师”,更非因为他是“素王”,而是因为他是“中华民族”这一想象的共同体历史上的哲人。孔子之所以受到公祭,不是因为祭祀者认为他的学说有裨于当下的政治建构,而是因为他是“中国”这一想象的共同体面向世界的时候可以打出去的一张牌子,而且保存完好的孔庙、孔府、孔林可以作为曲阜市、山东省独一无二的旅游资源。历史上的帝皇祭孔,是在儒法相济的治国理念中,为自身的权力正当性寻找一个高出于皇权,又为皇权所任意解释的依据。而近几年不断升温、升级的祭孔大典,实质上便是把孔子塑造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文化导师,从而在全球化背景中凸显地方性文明,增强国族的凝聚力,从而达到以政府主导的文化认同去支撑一个“想象的共同体”的构建。因此可以说,近年祭孔是国家权力合法性出现新危机之后,采取的一种政治行为,直接目的是服务于民族国家构建,通过新的方式宣传民族主义,通过民族认同去促进政治认同。而在政治行为的逻辑中,文化只有工具性的意义。“孔子”这一文化形象,通过“民族主义宣传”的行为逻辑,便与“权力”结合起来,从而变成一个政治形象。

  正因为当代祭孔,是通过民族认同(而非传统的文化认同)去促进政治认同,所以没有任何端倪可以证明祭孔会是一种文化认同——即回归传统文化的行为,因此,在现阶段,无论祭孔的规格多高,规模多大,既不可能出现自由主义者所担心的“政教合一”,也不可能出现新儒家所翼图看到的“诱君入道”。但是,作为民族认同的孔子形象,如果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相结合,那即将变成排斥人类文明普适价值,甚至宣传民族仇恨、战争的靠山。这才是真正必须引起警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