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渊明平生所任都是将军幕府参军或州郡长官僚属,非由君授。仅有一次任正职彭泽令也是“执事者”(有人说是叔父太常夔)转相举授。元人吴澄《湖口县靖节先生祠堂记》说得很明白:“其令彭泽也,不过一时牧伯辟举相授,俾得公田之利以自养,如古人不得已而为禄者尔,非受天子命而仕也”。【1】另,渊明自叙及各种传记、年谱也都无与天子交往之记载。这一点似已可肯定。因此,渊明的君臣关系应化约为与朝廷的关系,具体地说,即是否忠晋?

  笔者认为,渊明之与晋室,持不合作,最起码也是无所谓的态度。《沈传》云“不为五斗米折腰”,“不洁去就之迹”,就是明证。【2】这本无问题,也无人重视。因为渊明人非公卿,文非华彩,一直隐没无闻。但是,自宋代以后,渊明的名声突然如日经天般地响亮起来。钱钟书云:“渊明文名,至宋而极,”并举例说:“永叔推《归去来辞》为晋文独一,东坡和陶,称曹、刘、鲍、谢、李、杜所不及。自是厥后,说诗者几于万口同声,翕然无间。”【3】在此基础上,朱自清指出了渊明名声上升的具体时间,说:渊明人名,自南宋而彰,“以忠愤论渊明,南宋始盛。”【4】钱、朱先生之言实为不刊之论。笔者此文主要讨论渊明人格问题,暂不管文名,故从朱先生之言谈起。

  二

  视渊明为忠晋者,南宋始“盛”而已,实际上此前亦间有零落之议论。唐人颜真卿咏渊明云:“张良思报韩,龚胜耻事新。”便是一例。【5】此咏为标新立异者,因为唐人大多并不这样看。王通《文中子》云:“或问陶元亮,子曰:放人也。《归去来》有辟地之心焉,《五柳先生传》则几于闭关也。”王维《与王居士书》云:渊明“忘大守小,终身抱惭。”李白《九日登山》:“渊明归去来,不与世相逐。”杜甫《遣兴五首》:“陶潜避俗翁。”这些言论,均视渊明为不与晋室交接的隐士,甚至隐隐有批评之意(如王维)。白居易《题浔阳楼》:“常爱陶彭泽,文思何高玄”,仅把渊明看作“文思高玄”的文士。韩愈《送王秀才序》:“及读阮籍、陶潜诗,乃知彼虽偃蹇不欲与世接,然犹未能平其心,或为事物是非相感发,于是有托而逃焉者也。”也只说渊明所作乃有感而发的不平之鸣,并未确指忠晋。可见,颜真卿氏拈出张良、龚胜比附渊明,似有原委,宜简析之。

  张良,据《史记》,乃韩王诸公子之一。始皇灭韩,张良誓为报仇,先募壮士以铁椎击之,不中,后辅佐刘邦灭秦。龚胜,据《汉书》,乃光禄大夫,后归老乡里。王莾篡汉,派使者拜其为太子师友祭酒。龚胜称病笃,穿朝服卧,说:“吾受汉家厚恩,岂以一身事二姓。”自绝食死。由此可见,颜真卿以张、龚方渊明,实不伦不类。渊明非司马氏后裔,无张良之秉性、韬略、家资和仇怨,亦非东晋高官,无龚胜沐浴皇恩之经历,在篡、乱频仍的时代,他有什么心理基础为晋守节?因此,颜氏之论只是个人心境的投射与流露。另,既坐实渊明有张、龚之情愫,最起码应检视其诗文是否及此,若提及,是称赞还是批评,若称赞,称赞了哪些方面?可是,经笔者参校诸本《陶渊明集》,仔细核查,发现渊明之作的确清纯自然,用典不多,除《读山海经》所涉及的神话人物外,提到人名八十余个,大多一见即逝,少数有四、五见,都是其素所仰慕之人,唯独没有张、龚。因此,颜氏之说,殊乏依据。后又有人以孔明方渊明,与颜氏之言相类,不足辩。

  三

  然颜氏之言亦非凿空,其所引申乃来自《沈传》的有关议论:“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6】此传所云由于语言含混,又与前“不洁去就之迹”相矛盾,故被历代好陶深思者所嘲笑。僧思悦曾详考之,曰:渊明之诗有题甲子者始庚子,距丙辰,凡十七年只九首耳,皆晋安帝时所作。中有《乙巳岁为建威参军作》,此年秋为彭泽令,在官八十余日,即解印绶,赋归去来辞。后十六年庚申,晋禅宋为恭帝元熙二年。由此,他质问道:“宁容晋未禅宋前二十年,辄耻事二姓,所作诗但题甲子以自取异哉?”又解释说:“其所题甲子,盖偶记一时之事耳。后人类而次之,亦非渊明之意也。”【7】梁启超在此段下注云:“按集中诗题无一题年号者。其甲子之九首,在义熙前者八首。《南传》云云,向壁附会,空疏可笑。”【8】思、梁氏问得有理,释得准确,笑得有力。力持忠晋之说的宋人吴仁杰、清人杨希闵在这一点也承认《沈传》的戽漏。吴氏云:“史论其所著文章,不专为诗而发,”【9】杨氏云:“所云在晋书年号,入宋惟甲子,此指文章言,不指诗,诗何必定有甲子年号?”【10】由此可知,颜氏以不确之论演绎渊明为张良、龚胜,不亦惑乎!

  顺便指出,把曾祖为“晋世宰辅”作为渊明忠晋的前提,亦是推测之辞。例证有三:﹙1)先祖在朝廷作过大官,后世是否必须忠心?不见得。据《资治通鉴》,王、桓、殷氏等都是东晋股肱世臣,比陶氏还显赫,但并不保证后来的王恭、桓玄、殷仲堪不造反。(2)渊明有较浓厚的家族观念,由《命子》可知,但其强调先祖功徳的不是“忠君”,而是“淡泊世事”这一侧面。王质、梁启超言之甚详,不赘。另,其《赠长沙公》云“昭穆既远,以为路人”,可知渊明对同祖之人(长沙公)的冷淡。(3)绝对忠孝乃古礼,至魏晋已不遵行。阮籍言“礼岂为我辈设”乃明显例证。朱自清云:“渊明虽不作达,然其泽于道家者深,泽于儒家者浅,且去古益远,而谓其必守古礼,理不然也。”此为至言。又观渊明父子关系亦可见,其训导儿子并不拘于“忠孝”,而是提倡平等、互助的泛爱主义和人道主义。

  四

  把忠晋之说推向盛境的,实“始”于南宋,而极于季清。南宋人真徳秀《文章正宗纲目》云:“渊明之作,宜自为一编,附《三百篇》、《楚辞》之后,为诗根本法则。”清人徐经《拟上征士陶潜从祀疏》:“臣游乡校,历观两庑从祀,类皆崇气节、明道术、关风化者,臣愚以为若晋征士陶潜,似不宜漏之也。”把渊明之作与《诗经》、《楚辞》鼎足而三,又把渊明其人列入孔、孟、程、朱之列。真、徐氏之言,可谓至矣。

  抬高渊明背后,笔者认为,至少有两个原因:(1)时代的和社会的是,南宋以降,专制腐败朝廷风雨飘摇,或偏安,或被少数民族所掠,士大夫需要树立典范以激砺气节,因而随着理学的兴盛,渊明的地位也随之高升。为渊明作年谱,便由此时开始。(2)学理的原因是,“我注六经”式的泛滥阐释。这种阐释不以新材料的积累为前提,而以原材料的爬梳、注释为突破口,因而它们不是客观发现,而近似于主观体验的喷泄。其中以汤汉注《述酒》和朱熹评《咏荊轲》为代表,影响至大至远,成为后人立论之基石。不辩不足以服人,故试言之。

  南宋最早发渊明忠晋之言者似为王质《栗里谱》,其“总论”将渊明与谢灵运比较,认为后者乃东晋世臣谢氏之后裔,在刘宋作官,不忠义,渊明隐居,乃忠义。吴仁杰承之,又引韩子苍语为依据云:“唯其高蹈远举,不受世纷,而至于躬耕乞食,其忠义亦足见矣。”王、吴之言虽始发但易驳,因为渊明于晋隐居,并非入宋开始。而汤注、朱评迷惑较著,必须认真辨之。

  先引原文如下。汤汉《陶靖节诗注》卷三注《述酒》云:“晋元熙二年六月,刘裕废恭帝为零陵王,明年,以毒酒一瓶授张伟,使鸩王,伟自饮而卒;继又令兵逾垣进药,王不肯饮,遂掩杀之。此诗所为作,故以‘述酒’名篇也。诗辞尽隐语,故观者弗省。……余反复详考,而后知决为零陵哀诗也。”《朱子语类》卷136云:“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荊轲》一篇,平淡的人如何说得出这样的言语?”又,“陶欲有为而不能者也,又好名。”由于汤氏提供了一个历史事实,而朱氏又是儒家圣人身份,所以此二言既出,似证成铁案,后人无不受其影响。

  五

  要打破此案,必须解构汤注、朱评。笔者尝试为之。这里,有些问题是注、评本身的,有些又是后人强加的。要解决它们,笔者暂拟提出三条原则:(1)既重证据,又要参照当代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予以实事求是的分析,向真理投降而不是向名人投降;(2)既注重研究者的考证、评述,更应查看渊明本人的言论、行为,以免渊明蒙冤,或在九泉下失笑;(3)既吃准研究者之话语所指,又要猜破其背后的个人、时代原因。如此,庶几会有所得。

  汤汉氏引“刘裕命张伟鸩王”事,确是历史真实,但此事是否渊明此诗的创作动机呢?不一定。渊明自己并未言明。南宋人见到的最早《陶渊明集》并非按年月编排,而是按体裁。因此,汤氏所注实在是以诗迁就事件,是个人的臆测,而不是真正的以事系诗。据宋本《陶渊明集》云,诗题下原有注:“仪狄造,杜康润色之”。逯钦立解释为:“酒由仪狄造出,再由杜康润色,比喻桓玄篡位于前,刘裕润色于后,晋朝终于灭亡。”【11】此论明显追随汤氏,是逯氏个人在先在经验(阶级论)的指导下酿造出来的引申性见解。笔者认为,如果抛开一切注、论,以澄明之心观察此诗,我们眼前所呈现的至少有两种可能性:(1)如果诗题下确有小注,只能说明为酒而发;(2)如果没有,仅凭诗题言,只能说明渊明以酒为由,抒情言志。在作者未指明创作动因,而诗题至少具有两种可能性解释的情况下,此诗明显具有误读的多义性。你可以这样误读,他也可以那样误读。你说是抒发了忠义之感慨,他也可说是抒发了个人饮酒难足之苦恼。从学理言,每种误读在价值上都是平等的,没有尊卑、高下之分,每种都可找到相当的证据。朱自清引方东树、梁启超语云:“方氏谓渊明之不仕,其本量高致,原非为禅代之故。梁君谓渊明祗不愿见当日仕途混浊,羞与热中之人为伍耳,初不关裕之王业隆不隆。二氏之说是也。”谁能否认朱自清此论也是一种新读法,甚至是跳出儒家窠臼的相对客观之论呢?

  何谓忠?《说苑》:“逆命利君谓之忠。”《孝经》:“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按此标准,渊明与之相差,何啻天上地下。据诸传,渊明任州祭酒,“少日自解归”;州召主簿,“不就”;任镇军、建威参军,身在曹营心在汉,表示“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作彭泽令,八十几日便以“违已交病”为理由自我罢官。如上可见其“不堪吏职”之程度,实非语言所能形容。这些都是宁肯逆君,也要顺命的行为,于尽忠、补过,直是背道而驰。在《归去来辞》后梁启超写道:“此文自述得官去官之经过及动机,乃至年月日具详,最可宝之史料也。欲求则求,欲去则去,将心事率直写出,最足表现先生人格——实彻底觉悟之自白也”。

  另,《沈传》云渊明“不洁去就之迹”,经朱自清、宋云彬考证,即曾仕桓玄、刘裕也。【12】桓、刘二氏,在儒者看来皆篡位者,但渊明并不隐晦自己曾为之效劳,反以夸赞语气叙出。桓氏家族之篡位虽成于桓玄,但起于青萍之末的是桓温。桓温图篡未遂,故《晋书》列于《四夷传》下,与叛臣王敦、桓玄、苏峻、孙恩、卢循、谯纵等为伍。渊明为外祖父孟嘉作传时,并不避讳孟嘉、桓温之亲密关系,且明言孟嘉是桓温的得意僚属。又,入宋首任江州刺史的王弘,乃宋帝刘裕之得力将佐,又是参予篡晋的主要人物之一。渊明并未拒绝与之交往,相反时常接受其救济,亦可作为例证。【13】

  渊明自叙亦充满对任何专制腐败之朝廷的厌恶,《归园田居》说它是“尘网”、“樊笼”。《归去来辞》说为朝廷服务是“心为形役”,《饮酒》还说“投耒学仕”是“志意多所耻”之事。这些都是入宋前的言论。渊明所憧憬的生活是“坐止高荫下,步止荜门里,好味止园葵,大欢止稚子”。然而,人生也有涯,而“化”(道家术语,人生必死之客观规律)则无涯,再理想的生活也只是养生措施而已,死(即化为微尘)才是最终的栖息地。所以《形影神》便有“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之句。据王瑶,此体验产生于渊明49岁时。朱自清所谓“泽于道家者深”亦当指此。渊明57岁,晋禅宋。于此很难设想,一个在晋已厌恶入仕,悟透人生真谛的垂老之人,在入宋时,突然会莫名其妙地忠晋。因此,萧统曾充满疑惑地说:“含德之至,莫逾于道;亲己之切,无重于身”的渊明,“岂能戚戚劳于忧畏,汲汲役于人间?”而首创忠义之说的王质,在年谱的最后,也不得不承认,渊明“唯患不知,既已洞知,安坐待化,夫复何言?”【14】朱自清先生曾用一句话概括汤汉及诸谱家之蔽,在于“自己胸中先横亘一道忠愤之气”。可谓一针见血!

  六

  《述酒》非忠晋之作,汤汉有牵合之嫌,已明。然则此诗是否与时事全然无关?

  笔者认为,倒也未必。今观此诗,其意委曲,隐有所指。例如“安乐不为君”似用刘禅事,“峽中纳遗薰”似用越王子搜事等。但是,这里又有一个问题要澄清,即诗中有感叹时事的内容是否就是忠晋?依愚见,否!这是两个互有联系但不相等的范畴。感叹时事只是就某种事件发发议论,而忠晋则意味着如前《说苑》、《孝经》之言行,需要对某一特殊的王朝(如司马氏)尽忠。打个比方,汉代有人对秦王子婴纳玺称臣表示同情(认为胡亥做孽,子婴承罪),这是否就是忠秦?在中国历史上,每次改朝换代都有同情末世之君并厌恶新贵者,难道都是忠于前朝?换言之,在生活中同情一个乞丐是否表示对他的忠心?感叹时事为忠君,否则不然,这种非此即彼式的对抗性思维是封建士大夫的固定模式。它反对并抹杀感叹时事所蕴藏的作者的多种情感指向和思想指向,而从价值观念上把它凝定为一个点。用时髦话说,这是一种表征为权力话语的强权思维。其危害性在于,一方面鼓励效忠,另一方面又助长投机。有些寡廉鲜耻者由于在改朝换代时道出几句假惺惺的同情话,便可摇身一变为遗老或民族功臣,就是这种思维定势的恶果。更可怕的是,今人如果继续沿袭之,必将导致古代文学、文化研究的单一和僵硬。

  从心理学角度看,感叹时事是主体对刺激的应激方式、过程与结果,由一系列同化、顺应机制所构成,是一种由多种因素促成的复杂的内在冲突的显现。就《述酒》而言,它也许夹带着怜悯恭帝的思绪,充其量也是由怀旧引起的微微感伤,但它更可能只是对于世事变幻的感慨,人生如梦的思索,或不知所从何来的一种情感寄托……【15】据陶澍考,“鸩杀”这一年,渊明仍参加了刘裕爱将王弘的饯客酒宴,并留下了《于王抚军座送客》一诗。可见言渊明忠晋者,完全是自作多情。事实上,渊明既不爱宋,也不忠晋。

  如果抛弃有色眼镜看渊明,就不会陷入忠晋说的泥坑。宋人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下云:“渊明正以脱略世故,超然物外为意,顾区区在位者,何足累其心哉?”黄彻《巩溪诗话》卷七云:渊明“其所以感叹时化推迁者,盖伤时之急于声利也。……俗士何以识之?”清人陈沆《诗比兴笺》云,《述酒》只记一时之愤悲,并非其一生志向,因为渊明“早岁肥遁,匪关激成,老阅沧桑,别有怀抱”。说渊明“早岁肥遁”,还可讨论,但说渊明“老阅沧桑,别有怀抱”是很准确的。如前所引朱熹语,亦只言渊明豪放,带气负性,感念时事,并未言渊明为忠晋之楷模,《述酒》为忠晋之心声。此正是下文要结合鲁迅一并讨论的原因。由于事关鲁迅,容徐叙之。

  七

  鲁迅及其作品是一种独特现象。

  在中国,鲁迅是打不倒的。现代如此,当代亦如此。“文革”除马、恩、列、斯、毛外,一切都被扫荡,唯独鲁迅巍然不动。这不是“四人帮”对其垂青,而是因为其无与伦比的洞察力和勇气所造成的第一流思想家的地位,名声远播欧、美,也因为其与中国共产党的特殊关系——发电报祝贺长征胜利(?),为“左联”鞠躬尽瘁等——更因为最高领袖毛泽东的衷心崇拜和高度评价。如此,鲁迅之言论几乎有着与马、恩、列、斯、毛同等的地位。从好的方面说,这使鲁迅的优秀思想深入人心,从不好的方面说,也成为有些保守者和寻章摘句者证成个人偏见的论据。这当然不是鲁迅的错!应当承认,鲁迅具有歌德、达尔文的进步胸怀,康德的明睿理智,拜仑的愤世嫉俗和叔本华、尼采的大胆、真诚,因而在审视古代文学、古代文化遗产时占据了无人比拟的制高点,但是他毕竟是饮长江、黄河之水长大,并受中国传统熏陶,因此,据许广平讲,鲁迅对于传统的判断,其工具是西方的,而情感往往是中国的。【16】

  考虑到如上因素,我们对于鲁迅论渊明之话语就必须客观分析,谨慎对待。

  八

  鲁迅论渊明,功不可没。这不仅在于他指出了渊明人格的复杂性,更在于他从中概括出了被人们广泛遵奉的研究古代作家的原则。从整体看,鲁迅论渊明虽受汤注,主要是朱评的影响,但从未指实《述酒》乃忠晋之作。

  经笔者核查《全集》,鲁迅论渊明之荤荤大者,可按年代顺序排列如下。因事关“全人”、“全文”问题,故较详征引,以免读者查找之劳。

  (1)《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1927.7):

  “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和平。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潜。他的态度是随便饮酒、乞食,高兴的时候就谈论和作文章,无尤无怨。……他的态度是不容易学的,他非常之穷,而心里很平静。家常无米,就去向人家门口求乞。他穷到有客来见,连鞋也没有,那客人给他从家丁取鞋,他便伸了足穿上。……他穷到衣服破烂不堪,而还在东篱下采菊,偶然抬起头来,悠然的见了南山,这是何等自然。

  “陶潜之在晋末,是和孔融于汉末与嵇康于魏末略同,又是将近易代的时候。但他没有什么慷慨激昂的表示,于是便博得田园诗人的名称。但《陶集》里有《述酒》一篇,是说当时政治的。这样看来,可见他于世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不过他的态度比嵇康、阮籍自然得多,不至于招人注意罢了。……魏晋相沿,时代不远,变迁极多,既经见惯,就没有大感触,陶潜之比孔融嵇康和平,是当然的。

  “由此可知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这是他诗文中时时提起的。”

  (2)《病后杂谈》(1935.2):

  “陶渊明做了彭泽令,就教官田都种秫,以便做酒,因了太太的抗议,这才种了一点粳。这真是天趣盎然。……陶渊明补了彭泽令,他们的地位,就不是一个平常人,要雅,也还是要地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渊明的好句,但我们在上海学起来可就难了。……单单为了采菊,他就得每月译作净五万三千二百字。……否则,他只好‘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了。

  “写信讨版税,催稿费。写完之后,觉得和魏晋人有点隔膜,自己想,假使此刻有阮嗣宗或陶渊明在面前出现,我们也一定谈不来的。”

  (3)《隐士》(1935.2):

  “陶渊明先生是我们中国赫赫有名的大隐,一名田园诗人,然而他有奴子。汉晋时候的奴子,是不但侍候主人,并且给主人种地、营商的,正是生财器具。所以虽是渊明先生,也还略略有些生财之道在,要不然,他老人家不但没有酒喝,而且没有饭吃,早已在东篱旁边饿死了。”

  (4)《题未定草.六》(1936.1):

  “又如被选家录取了《归去来辞》和《桃花源记》,被论客赞赏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潜先生,在后人的心目中,实在飘逸得太久了,但在全集里,他却有时很摩登,‘愿在丝而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节,空委弃于床前’,竟想摇身一变,化为‘阿呀呀,我的爱人呀’的鞋子,虽然后来自说因为止于礼义,未能进攻到底,但那些胡思乱想的自白,究竟是大胆的。就是诗,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可取,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我每见近人的称引渊明,往往不禁为古人惋惜。”

  (5)《题未定草.七》(1936.2):

  “最显著的便是上文说过的‘悠然见南山’的例子,忘记了陶潜的《述酒》和《读山海经》等诗,捏成他单是一个飘飘然,这就是摘句作怪。

  “不过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

  “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现在之所以往往被尊为静穆,是因为他被选文家和摘句家所缩小,凌迟了。”【17】

  除《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在论辩《续搜神记》时也提到了陶渊明外,如上似是鲁迅论陶之精髓所在。

  九

  从上述原文看,第(1)条讲渊明虽是极平和之人,但未忘却政治、死,并举《述酒》之感发时事为例。这里,鲁迅反复强调了渊明见惯篡、乱,却无慷慨激昂、无大感触的冲淡一面,说:“又是将近易代的时候。但他没有什么慷慨激昂的表示。”鲁迅虽也提到了《述酒》一篇“是说当时政治的”,但并没有指实它是渊明由“刘裕命张伟鸩王”事愤慨而发,相反却强调了渊明“比嵇康、阮籍自然得多”、“和平得多”的一面。与此同时,鲁迅还一再说明了渊明之所以比嵇康、阮籍平和的原因,在于“魏晋相沿,时代不远,变迁极多,既经见惯,就没有大感触”。

  第(2)、(3)条鲁迅主要借渊明为题来发牢骚,说明作家也要吃饭、穿衣。第(4)条讲渊明也有七情六欲,特别是愤怒之情与男女之欲,号召研究渊明应顾及“全人“,反对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第(5)条承前,把论陶之点滴论点抽象为普遍性原则。

  总括以上,可见鲁迅论陶之主旨在于:必须把渊明当成食人间烟火的活生生的个人,从全篇、全人、全世出发,进行整体性研究,既看到其超脱的一面,也看到其饮酒、摩登、金刚怒目的另一面。显然,在强调后一侧面时,鲁迅部分地采纳了汤注、朱评的看法,但他从未讲《述酒》乃忠晋之作,渊明乃忠晋之人,甚至连一点意思都没有。有兴趣之读者,可参照上文,逐字逐句阅读思考。如果有人要从中引申出忠晋之论,那岂止是凌迟渊明,简直是凌迟鲁迅,因为它正好违背了鲁迅要顾及“全人”的原则。

  从时代看,鲁迅之论陶与当时中国政治有关。第(1)条是鲁迅在“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的情况下所做的讲演。他说:“在广州之谈魏晋事,盖实有慨而言。”其余4条是居住在“半租界”写成的。从《且介亭杂文》及《二集》的《序》可见,这些东西又是“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软软硬硬的围剿杂文的笔和刀下”产生的,因此,“意气多于议论,捏造多于实证”(借邵洵美语以自嘲)。鲁迅的目的是,提请青年们做学术研究不要忘记时事,并鼓励投入现实斗争。明乎此,更有助于理解鲁迅论陶之精蕴,同时,也会明白鲁迅论渊明在普遍性原则下的特殊原委。如果为了迎合时代而曲意发挥,那就不是学术研究而是政治宣传了。

  渊明之“不堪吏职”,因其有独立不羁、追求精神自由的铮铮硬骨所支撑。而后世之学陶者,十有九难达此境界,就因为缺少这副骨气。

  注释:

  【1】《元史.吴澄传》。

  【2】《沈传》即[梁]沈约《宋书·隐逸传》之省称。另,[梁]萧统《陶渊明传》省称《萧传》,[唐]李延寿《南史·隐逸传》省称《李传》,房玄龄《晋书·隐逸传》省称《房传》。下同。

  【3】《钱钟书论学文选》第5卷,花城出版社1990版,第117页。

  【4】朱自清《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朱自清文集》第3册,开明书店1953版。本文所引均自此,下不再注。

  【5】[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版,第160页。

  【6】此所云,唯《房传》拒纳,而被萧、李两传所采,故影响较大,不得不辨。

  【7】[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

  【8】梁启超《陶渊明年谱》。

  【9】[宋]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

  【10】[清]扬希闵《晋陶征士年谱》。

  【11】逯氏之论非不精也,考证多有可取之处,而患在于被阶级论所蔽,与郭沫若论杜甫相似。学厚识深厚如逯氏者,不小心即陷入泥潭,学人岂不慎乎?悲哉。本文所引,见其《陶渊明集》中华书局1979版,第102页。

  【12】宋云彬《陶渊明年谱中的几个问题》,《新中华》复刊第6卷第3期。又,陶诗《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今人大多认为是仕桓玄时所作。

  【13】[宋]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卷19:“太尉裕遣左长史王弘还健康,讽朝廷求九锡。”“太尉裕始受相国,[宋公],九锡之命,……以左长史王弘为仆射,领选。”见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2248页,2249页。刘裕求九锡派王弘去,后升任丞相;首批提拔对象又有王弘,可知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亦可参考李珺平《陶渊明人格特征的心理学分析》,见《东方丛刊》1998年第4期。

  【14】[梁]萧统《陶渊明集序》;[宋]王质《栗里谱》。

  【15】说《述酒》是忠晋之作,无异于把渊明视作小孩子。渊明一生对腐败专制之朝廷冷漠至极,基本持不合作态度,却说他在晋亡时忠晋,就象说小孩子一直不喜欢某玩具,将被送人时却突然珍惜起来,于理不通。

  【16】可参见《读书》1997年10期,第92页。

  【17】本文所引,皆据《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版。

  (原载广东《湛江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转载于《世纪之鼎:中国新千年社会发展经典文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