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的“联合政府”政策及其结局

  关于战后苏联的对外政策,国际学术界大体上形成了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由于受到革命的意识形态的主导,苏联的对外政策具有侵略性和进攻性,美国的传统学派和新修正学派都持这种看法。[1]另一种观点认为,斯大林关注的主要是国家安全利益,而不是意识形态,战后苏联国力的衰弱使其对外政策表现出保守性和防御性。[2]笔者对战后苏联外交史的研究结论,总体来说,与后者相同。不过,如何分析和认定这种防御性的外交政策及其发展趋势,研究者之间就有各不相同的看法了。笔者认为,从战争结束到1947年初,斯大林对外战略的总体构想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与西方特别是美国合作,并通过建立和维持势力范围来保证苏联的安全,通过与西方的经济和贸易往来保证苏联的发展。[3]而为了实现这一构想,斯大林通过对共产党的指挥,在苏联的周边国家及其力量所及的地区,推行了一种“联合政府”政策。

其实,斯大林在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曾努力推行“联合政府”政策,主张各国通向社会主义应有自己的方式和道路,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问题在于,这项政策的实施究竟是一种长期的战略构想,还是一种暂时的策略手段?1947年共产党情报局的成立标志着苏联开始实行冷战政策,并彻底放弃了“联合政府”政策,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问题在于,这里的因果关系究竟是斯大林为了推行冷战而抛弃了“联合政府”政策,还是因为这项政策的破产导致苏联走上了冷战道路?这是冷战史研究者普遍关注的问题,也是判断战后苏联对外政策性质的一个重要前提。因此,需要对“联合政府”政策提出及实施的过程进行全面而细致的梳理。

“联合政府”政策提出的背景和原因

1942年1月,与罗斯福设计联合国方案[4]的同时,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副外交人民委员洛佐夫斯基的建议,决定成立以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为首的“外交材料准备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任务是:1、搜集和整理世界各国的现行协定及有关政府、政党、侨民团体和政治活动家、经济学家的资料;2、根据上述资料研究并整理边界问题和与之相关的民族问题,首先是涉及欧洲大陆,特别是涉及与苏联相邻国家的此类问题,国家间组成的联邦、集团和联盟的各种设想,重新分配殖民地、委任统治地和势力范围的方案,建立新的全欧或全世界国际组织的各种方案。与此相联系,还应研究和整理有关建立国际武装力量的各种方案、削减和限制武装的各种设想以及在这方面实施国际监督的形式;3、研究和整理各个国家或国家集团战后经济安排的设想;4、研究和整理对于有争议的、在此次战争结束时必须加以解决的领土、民族和其他问题。最后,写出有关战后世界政治和经济安排的综合报告。[5]1943年9月又决定,在外交部属下分别成立以副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为主席的和约与战后安排问题委员会、以国防委员会委员伏罗希洛夫为主席的停战问题委员会。[6]

1944年1月10日,副外交人民委员迈斯基向莫洛托夫提交了关于《未来和平的最佳基本原则》的报告,报告指出,战后苏联外交的目标是“安全得以保障而和平得以维持”。为此,就必须保持同西方伙伴,首先是同美国和英国的友好的关系。报告特别提到,“如果战后初期在欧洲爆发无产

阶级革命”,那么苏联与美英的关系“必然会紧张起来”。[7]作为一个以对西方持强硬立场著称的“莫洛托夫派”的年轻外交官,苏联驻美大使葛罗米柯的看法更具代表性。在7月14日《关于苏美关系问题》的报告中,葛罗米柯在列举了未来苏美关系可能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后,很严肃地总结说:“尽管可能存在一些困难”,但苏美“两国在战后继续保持合作的必要性也清楚地摆在眼前。在很大程度上,将来的关系是由其本质决定的,而它早已成形,或在战争期间正在成形”。[8]11月15日,李维诺夫委员会又提交了一份有关《苏英合作的前景及可能性的基础》的备忘录。同迈斯基的想法一样,李维诺夫认为,英美的对抗是战后世界的基本特点并将因此为苏美合作提供好的机会。同时,对于必然出现的苏英在欧洲的利益冲突,可能会“迫使英国和我们达成一种协议,而双方只有根据相对接近的原则严格地划分出欧洲安全范围的界线,才能在这一基础上达成协议”。[9]

人们在这里看到的不是意识形态,不是世界革命,而只有民族利益和国家安全,为此苏联必须与西方合作。正如俄国学者佩恰特诺夫所言:这三位苏联外交官“都希望一种真正的战时联盟的延续——的确,他们认为这是战后苏联维护其利益的先决条件”。他们都认为,美国、英国和苏联可以将世界划分成一些不同的势力范围,而苏联的势力范围“主要是从传统的地缘政治上来考虑的”,并不是那个“很难被西方盟国所接受的苏维埃化模式”。[10]

这些建议和报告,或者迎合了斯大林的意愿,或者为斯大林所接受。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而苏联军队准备大举反攻向欧洲推进之际,1943年5月,斯大林迫不及待地提出立即解散共产国际,目的就是要排除苏联与西方合作的这个“障碍”,“为各国人民将来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联合扫清道路”。[11]那年秋天,斯大林甚至作出了改换苏联国歌的决定。人们早已经熟悉的《国际歌》现在不再是国歌而只能作为党歌了。斯大林亲自挑选和修改的歌词,突出了“伟大的罗斯”。[12]这些无疑说明,在表现出一种与西方合作的强烈愿望的同时,战后的斯大林更加偏离了一个世界革命领袖的形象。

葛罗米柯后来回忆说,1944年9月斯大林在制定联合国宪章的橡树园会议期间,给他下达过明确的指示:苏联赞同把联合国总部设在美国而不是欧洲,目的就是促使美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当时给葛罗米柯的强烈感觉是:“斯大林确确实实期望在战后与西方,特别是美国进行长期的合作”。此外,从与斯大林的多次会谈中,英国外务大臣艾登和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也得出了同样的印象。[13]1945年1月28日,斯大林在与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代表团会谈时强调指出,“资本主义世界被划分成了敌对的两块——民主国家和法西斯国家”,而对于苏联来说,最危险的国家是德国。“资本主义危机主要是由于腐朽和两个敌对阵营的相互削弱,这有助于欧洲社会主义的胜利。但是,我们必须放弃只能通过苏联制度才可以实现社会主义胜利的观念。它也可以体现在其他的政治制度里,例如民主制和议会共和制,甚至君主立宪制。”[14]负责主管意识形态的苏共中央书记日丹诺夫则在一次会议上谈到了战后“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可能性”。[15]为了与资本主义国家合作,莫斯科必须减缓在国外宣传和推行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16]

上述情况说明,斯大林在战争后期集中考虑的问题是如何继续维持和巩固与西方的同盟关系,其目的不仅是要尽快消灭法西斯,也不仅是考虑到战后苏联国力衰落的现实,而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避免再次使苏联陷入战争的泥沼,保障国家的安全和经济发展。[17]正是在这样的一种思想的指导下,斯大林在战争后期向各国共产党提出了所谓“联合政府”的政策,即在那些将要打败和已经打败法西斯的国家应该建立起民主制度,共产党必须与其他各党派实现联合,共同组建政府。当然,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实行这一政策的内容是有所区别的。

“联合政府”政策在西方势力范围内的实施

战争期间西方国家的共产党组织有了很大发展,欧洲8个小国(瑞典、挪威、丹麦、荷兰、瑞士、奥地利、芬兰、比利时),共产党员总数由战前的10万多人增至战后初期的70万人。甚至连历来很小的英国党,其党员人数也从1939年的1。8万人扩展到1944年的5万人。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的势力最大。到1946年法共已发展到近100万人,意共则达到200万人。[18]不仅如此,很多共产党还掌握着武装力量。在法国解放前已成立的71个省解放委员会中,共产党领导的就占半数以上。1944年2月1日,根据法共的倡议,抵抗运动各种武装力量统一为“法国内地军”,人数达50万人,其中法共掌握的义勇军游击队就有25万人。到6月,法共还建立并领导了人数众多的爱国民兵。[19]1943年底,意共开始组织武装斗争,到1944年6月,北部各游击队合组为“自由义勇军”,在民族解放委员会下设立统一的总指挥部,人数据称有40万,其中意共直接领导的“加里波的游击队”也有25万之众。民族解放委员会还在各解放区建立人民政权,初步实行了各项民主改革措施。[20]在大战期间,希腊共产党发展到72500人,并已成为希腊民族解放阵线和希腊人民军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21]然而,既然是在西方的势力范围内,为了表示合作的诚意,苏联坚持主张在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应该放下武器,以合法身份进入政府。

1944年10月23日,苏联与英、美国政府同时正式承认了以戴高乐为首的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在法国的议会选举中,共产党获得了26%的选票,社会党与其附属党派获得了25%的选票。[22]11月19日,长期侨居国外的共产党总书记多列士回国前,斯大林接见了他。谈到党的任务时,斯大林指出,必须与社会党建立起左翼联盟,以便开展政治斗争。至于手中的武器,斯大林说:“应当考虑到目前法国已有了为盟国所承认的政府。在这种条件下共产党人很难拥有平行的武装力量。”斯大林强调,必须把武装力量改组为一种政治组织,“而把武器收藏起来”。这个政治组织的纲领,“首先应当包括恢复国家经济和巩固民主”。[23]回到巴黎后,多列士提出了“团结、战斗、劳动”的口号,并以法共中央的名义“一再重申:‘只能有一个政府,一支军队,一支共和国军队和警察’”。在多列士的指使下,法共随即下令内地军服从政府命令,分散编入法国陆军。同时,许多领导解放委员会的法共党员,则把权力交给了戴高乐委派的地方官员。[24]

1943年底到1944年初,莫斯科对意大利的政策一直摇摆不定,但3月3-4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接见即将回国的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时,确定了同法国一样的合作方针。[25]为争取国内反法西斯民主主义改革更加深入,意共领导人曾要求维克多-艾曼努尔三世国王立即退位,还要求彼·巴多利奥元帅的政府必须辞职。斯大林在谈话时建议彻底修改意共的政治方针:(1)不要求国王立即退位;(2)共产党人可以进入巴多利奥政府;(3)主要致力于在反德斗争中实现和巩固统一。[26]陶里亚蒂离开莫斯科后,3月14日,苏联政府便宣布与巴多里奥政府建立了外交关系。于是,陶里亚蒂一回到意大利就提出:墨索里尼垮台后,意大利的唯一出路就是要建立“以巴多里奥为首的、有共产党人参加的……民主政府”。陶里亚蒂还一再向盟国谘询委员会的美国代表墨菲表示,“共产党的目标”是“要消灭法西斯主义,要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27]正因为如此,在10月9日苏英领导人会谈中,当丘吉尔表示担心盟国军队撤离意大利后意共会发动内战时,斯大林一方面表示不反对英国在意大利的政策,一方面轻松地保证说,“埃尔科利是聪明人,他不会去冒险的”。

1944年5月苏英达成协议,为了报答英国对苏联在罗马尼亚政策的认可,作为交换,莫斯科决定不插手希腊事务。应艾登的要求,7月26日莫洛托夫派代表到希腊解放区,劝说民族解放阵线参加流亡在开罗的帕潘德里欧政府。9月初,民族解放政治委员会自行宣布解散,交出了在解放区已经掌握的政权。[29]9月22日英国政府通知莫斯科,准备近期向希腊派遣军队,以帮助希腊政府。第二天维辛斯基回信说,苏联将继续遵守五月协议,不反对英国向希腊派兵,自己也不打算派遣武装部队到那里。[30]9月26日,就在希腊政府即将迁回雅典时,希腊人民解放军和民主联盟领导人与希腊流亡政府代表在英国的策划下签订了卡塞塔协定,按照协定,“所有在希腊活动的游击队一律服从希腊民族团结政府的命令”,而“希腊政府把这些部队交由盟军最高司令所任命的斯科比将军指挥”。[31]所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10月与丘吉尔炮制的那个划分东南欧和巴尔干半岛势力范围的著名“百分比协议”,对于希腊而言,不过是确认了既成事实而已。[32]

在北欧几个国家,情况也大体相同。比利时共产党的力量虽然远远不能与法共和意共相比,但到战争结束时,通过抵抗运动,也控制着10万名武装人员,而当时国内的警察只有1万人左右。由于共产党在抵抗运动中的影响,经过改组的皮埃洛临时政府在比利时历史上第一次吸收了两名共产党员入阁。

当1944年10月政府宣布将抵抗运动武装力量有条件地纳入正规军时,尽管比共在具体做法上有不同意见,甚至以退出内阁相威胁,但在盟军驻比部队的压力下,最终还是交出了全部武装。因此,在1945年2月组成的以社会党人范阿克尔为首的“全国团结”政府中,共产党继续保留了两名阁员的位置。在战后的选举和政府组成中,荷兰、丹麦、挪威共产党也都占有一席之地。不过,其原因主要不是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在拥有相对强大的实力,而是执政者需要向莫斯科做出友好的姿态。[33]

中国的情况与上述欧洲国家不同,这是一个与苏联接壤却无法纳入其势力范围的亚洲大国。在战争期间,盟国对中国的支持和援助主要来自美国,也是罗斯福在开罗给蒋介石戴上了一顶“四强首脑”之一的桂冠,因此,战后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是可以想见的。但是,中国又是苏联最大的邻国,两国边境线长达数千公里,因而构成对苏联东部安全的潜在威胁。为了建立东方安全带,斯大林以参加对日战争为诱饵,说服美国与其共同迫使中国签署了一个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从而达到了把外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以及在中国东北地区享有独占权益的战略目标。[34]为实现在远东的战略构想,战后初期苏联对华方针的核心也是推行“联合政府”政策。

在1945年4-5月间两次与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谈话中,斯大林称蒋介石是“无私的”,是“爱国者”,但应在政治上对中共让步,以求得军令的统一。斯大林还表示,不能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苏联从来没有,今后也不会帮助中国共产党人。同美国一样,莫斯科也希望看到一个在蒋介石统治下的民主和统一的中国。[35]显然,斯大林认为在中国出现的应该是以资产阶级政党为核心的联合政府。但中国共产党对此并不了解,尽管早在6月份就听说了有关中苏条约的内容,但中共不相信莫斯科会“承认蒋介石是中国唯一的领袖”。[36]8月9日苏联出兵东北,毛泽东本来以为此乃中共与蒋家王朝争夺天下的天赐良机。10月10日中共中央就要求所属部队在日本投降之际,迅速占领所有大小城市、交通要道,夺取南京、上海、武汉、徐州、芜湖、信阳等大城市和要点,同时宣布江苏、安徽、浙江、湖北省主席和上海、南京市长人选名单。[37]11日,延安总部又命令八路军华北、西北部队向热河、察哈尔、辽宁、吉林等地进发。[38]此时,远在大后方的蒋介石却心如火燎,作为缓兵之计,他接连两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共商”“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毛泽东对此全然不睬,一面命令部队配合苏军夺取华北、山西各大中城市,一面批准了华中局在上海发动起义的方针,并要求其他城市如有条件也“照此办理”。

就在中共积极部署,准备夺取中国半壁河山的关键时刻,10月20或21日,莫斯科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指出:中国不能打内战,否则中华民族就有被毁灭的危险,毛泽东应赴重庆进行和谈。[40]在斯大林看来,中共拒不和谈而坚持武装夺权的方针,必将导致远东局势的紧张。无论国共冲突的结局如何,都会破坏业已签订且为莫斯科得意的中苏同盟条约及苏美共同构建的雅尔塔体系,从而给苏联在远东的安全和利益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因此,中共必须像西欧各国共产党一样,在蒋介石领导的“联合政府”的框架内寻求和平与稳定。中共盼望的“国际援助”没有出现,却等来了一道禁令,这不啻向毛泽东头上泼了一盆冷水。中共不得不改弦更张,取消上海起义计划,把兵力集中于夺取小城及广大乡村,总体战略也只能由“革命”转向和谈。[41]8月25日,毛泽东决定亲自赴谕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42]

“联合政府”政策在苏联势力范围内的实施

在苏联的周边国家,情况有些不同。根据“百分比协议”和多次会议的谈判,西方承认了苏联在其所占领的东欧和巴尔干地区的势力范围。不过,雅尔塔会议通过的《被解放的欧洲国家宣言》规定,必须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经济问题。[43]为了保证与西方的合作,斯大林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即在这一地区推行选举制和“联合政府”政策,尽管具体做法在各国大相径庭。

保加利亚是战后欧洲共产党控制政府的第一个国家。1944年9月5日苏联突然向保加利亚宣战以及三天后的顺利进军,导致保政府迅速瘫痪,以季米特洛夫和科拉罗夫遥控的工人党为首的爱国阵线借此机会成功地发动了不流血政变,并成立了以格奥尔吉为总理的祖国阵线政府。[44]通过对军队及政府各部门的清洗,工人党迅速控制了权力。接近1944年底时,工人党在爱国阵线委员中的比例已达54%,在84个城市中有63个市长,在1165个村庄中有879个村长,是由工人党员担任的。[45]然而,工人党的做法引起了莫斯科的不满。12月13日季米特洛夫请求斯大林接见即将返回索非亚的科拉罗夫,并商谈保加利亚问题。斯大林以工作繁忙拒绝了,但却对保加利亚出现的紧张局势提出了严厉批评:“共产党人的调子太高”,科拉罗夫现在回国只能加剧局势恶化——“他们完全会发疯的”。季米特洛夫随即给工人党中央发去密电,指示他们对同盟者“要表现出最大的机动性和灵活性,不要唱进攻性的高调,不要摆出共产党人在政府和祖国阵线中起领导作用的架势”。电报强调,“必须避免政府危机,更不能去促成这种危机”,“在当前局势下只有对国家事务实施集体领导才是可行的,这就要求我们实行某些自我约束”。[46]不久,斯大林直接告诉保加利亚人:“当我们认为建立苏维埃政权是通向社会主义的唯一途径时,这也许是错误的。也许其他方式——成立民主共和国或在一定情况下建立立宪郡主政体——也能实现社会主义。”“你们已经建立起爱国阵线政府,这是一件好事。它应该得到加强,可能的话还要扩大一些。不要拒绝任何在反法西斯主义斗争中能够利用的人。”[47]到1945年夏天,为抗议工人党企图垄断权力的做法,反对派提出推迟选举,并得到美英等国的支持。季米特洛夫对此愤怒不已,莫斯科则表示必须做出让步。此前,斯大林已经否定了季米特洛夫准备把农民领袖佩特科夫赶出政府的主张。

面对可能出现的国际政治危机,斯大林又建议工人党同意推迟选举,并允许反对派合法化,以便能够掌握和利用他们:“反对派的存在关系到你们的切身利益,如果你们能够做好工作,那么你们就能够控制住佩特科夫的反对派并在许多场合利用他们。”[48]正是由于这次让步,波茨坦会议才在保加利亚和巴尔干问题上做出了令莫洛托夫感到满意的决议:“实际上承认了这个地区是我们(苏联)的势力范围”。[49]推迟选举以后,10月30日斯大林接见了保加利亚工人党领导人。斯大林再次告诫说:“你们应该提出这样的观点,没有反对派任何一种政府都不可能是民主的。”至于国家的发展方向,斯大林指出:“不要忘记,在你们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可能会有所不同——通过议会。这条道路很漫长,但实现的目标是一样的。”[50]后来,季米特洛夫的游说使斯大林相信保加利亚的反对派已经执行了反苏路线,从而导致莫斯科决心在那里开始采取强硬立场——对反对派不予理睬,也不再进行任何谈判,而用巧妙的行动加以摧毁;拒绝佩特科夫进入政府,而挑选其他党作为反对派取代之。[51]即便如此,斯大林仍然没有从总体上改变其基本方针。1946年9月2日斯大林再次当面向季米特洛夫指出:因为“所处时代的形势完全不同”,保加利亚将“经由一条特殊的道路——不用无产阶级专政而过渡到社会主义”,而“不要模仿俄国共产党人”。[52]

由于战前受到西方绥靖政策的伤害,捷克斯洛伐克人普遍对苏联具有好感,强烈的“慕尼黑情结”使得流亡西方的政府首脑贝奈斯几乎是自动地倒入了斯大林的怀抱。[53]以至1943年深秋贝奈斯向莫斯科提议:“我们两国的外交政策是协调一致的。我们应该知道你们对德国的政策,以便我们针对美国和英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实行共同的路线。因为此时布拉格应该实行同莫斯科相同的政策。军事上也进行密切合作,使我们的计划适合你们在军事科学上的成果,统一武器装备,建立空中直接联系”。[54]在1943年访问莫斯科期间,贝奈斯与苏联领导人详细讨论了边界问题、移民问题、对外政策问题,以及战后双方的经济和军事合作问题。12月12日,《捷苏友好互助与战后合作条约》在没有任何障碍的情况下顺利签订。贝奈斯对此十分满意。接着,贝奈斯还会晤了捷共国外局的代表,进一步讨论与红军进行军事合作,以及战后的国家制度问题。后来担任总书记的哥特瓦尔德向贝奈斯转达了共产党关于领导国内民族解放斗争和战后政策基本原则的建议。共产党人认为战后组建民族阵线是适宜的,希望解放后的共和国对内以“真正”的民主为基础,对外同苏联建立稳固的友谊。共产党人还声明,将努力通过“民主方式,在广大人民的积极参与下”逐步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55]在苏联推行的“联合政府”政策中,捷克斯洛伐克的确扮演了特殊的角色。由于贝奈斯明显而真诚的友好立场,莫斯科非常满意,并以此作为典范。1944年1月11日迈斯基给莫洛托夫的报告中论证说:由于亲苏情绪和苏捷条约的存在,“组建一个强大的捷克斯洛伐克对苏联是有益的”,“应该把它视为我们在中欧和东南欧扩大影响的前哨”。[56]

波兰对于苏联来说“生死攸关”,正如斯大林与丘吉尔争论时所说,是否能够控制波兰,对英国只是国家荣誉问题,对苏联则是国家安全问题。[57]所以,斯大林才亲自张罗成立了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并以此作为未来国家政权的基础。[58]但是,这丝毫不表明莫斯科要在波兰建立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制度。早在1943年4月2日给波兰共产党国内领导人芬德尔的密电中,身为共产国际总书记的季米特洛夫就指示:在波兰现阶段,“确立工人和农民政权”的提法“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斗争的基本口号应该是“确立人民民主政权”。[59]在翌年4月28日与美籍波兰人奥尔列曼斯基谈话时,斯大林也说,“苏联政府丝毫无意干涉波兰的内部事务”,“波兰将存在什么样的制度,不论是政治制度、社会制度还是宗教制度,这是波兰人自己的事”。苏联人只是希望未来的波兰政府“能理解并且珍惜与它东边邻国的良好关系”。[60]尽管在雅尔塔会议期间,围绕波兰政府的组成问题斯大林与丘吉尔进行了激烈争论,但最后还是达成协议,苏联同意吸收流亡伦敦的米科拉伊奇克参加政府。会议公报称,应在广泛的基础上对卢布林临时政府实行改组,以容纳波兰国内外的民主领袖。[61]

此后,共产党和社会党始终掌握着政权,但是作为反对派,米科拉伊奇克及其农民党的影响也很大,并在英国的支持下,与执政党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为此,共产党和社会党都感到一种政治危机,共产党甚至主张把米科拉伊奇克从政府中排除出去。面对波兰紧张的政治形势,1946年5月23日,斯大林与波兰总统贝鲁特(共产党)、总理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社会党)举行了会谈。在详细听取汇报后,斯大林回答了波兰人提出的问题。关于要不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斯大林虽然认为波兰的安全机关还很薄弱,但明确指出:“波兰没有无产阶级专政,那里不需要无产阶级专政”。目前波兰,以及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建立的民主制度,“可以使你们不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制度而接近社会主义”,因此“这一制度是值得保留的”。至于如何对待米科拉伊奇克,斯大林指出,农民党代表的是“反政府的反动派阵线”,而“波兰的民主阵营没有反对派也不行,这个阵营需要合法的、听话的反对派,也就是以合法的手段批评政府但不从事推翻政府活动的那种反对派,这样的反对派对波兰的民主阵营是有利的”。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同反对派“达成协议”。“在未来的议会中,应该提出给米科拉伊奇克的党25%的席位,给科瓦利斯基的党15%的席位”。如果米科拉伊奇克拒绝合作,“当然有必要采取镇压措施,但是无论如何不能从肉体上消灭他的党的成员,因为这个党是合法的”,而“应该从政治上孤立”他们。斯大林最后指出,“不能不认真对待这些事情。让米科拉伊奇克进入政府是签订过协议的。如果把他除名,反动派就有了反对波兰民主的新理由。”[62]

在政治力量对比上,匈牙利共产党是最弱的。到1944年底,加上从莫斯科回国的200名党员,匈共党员总数不过2500人。

因此,当苏联红军推进到匈牙利境内时,11月13日莫洛托夫向来到莫斯科的匈牙利(非共产党)代表团指出,“苏联政府准备支持成立匈牙利中央机构的想法,其首脑由在座的匈牙利代表团成员和将军提名”。代表团成员对苏联极其友好和尊重的态度,令莫洛托夫感到满意,但为了让弱小的匈共在未来政府中占有一席之地,他还是一再强调,匈牙利政府“应当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并吸收所有政党、所有政治派别的代表参加”,又小心谨慎地提出:“在莫斯科有一些匈牙利人,也许他们参加组建的机构是有益的”。[64]可见,在匈牙利不是共产党如何掌权的问题,而是如何让共产党的代表进入政府的问题。

在苏联的建议和监督下,12月21日,匈牙利临时国会在德布勒森市召开,成立了由小农党、社会民主党、全国农民党和匈牙利共产党组成的临时联合政府。[65]第二天,副外交人民委员杰卡诺佐夫向斯大林报告说:“匈牙利政府的组成和政府宣言完全符合我们制定的计划。”[66]1945年7月,在苏联的干预和压力下,实现了内阁改组,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在新内阁13名成员中占有6个席位,莫斯科对此结果感到满意。[67]

以拉科西为首的匈牙利共产党对此并不满足,他们进而采取了更为激进的政策,以至引起莫斯科的强烈不满。是年秋天,苏联驻匈牙利公使普希金批评说,匈共脱离了苏联制定的“建立经选举产生的民主力量联盟”的“共同路线”,并指出,“共产党不仅要同社会民主党,而且必须同民族农民党结成联盟,还必须同国内最有影响的政党小农党结成联盟。”[68]盟国驻匈牙利管制委员会主席伏罗希洛夫也向斯大林报告说,共产党的“‘左’倾情绪十分强烈”,“拉科西缺乏领导群众性大党的经验和国家工作的经验”,对小农党采取了“过火行为”。[69]但为时已晚,匈共由于其自负和过激行为,在随后举行的大选中遭到失败。在议会中的席位,共产党占17。4%,而小农党占到57%。[70]苏联不得不再次干预新政府的组成。莫斯科要求,“确保为苏联政府所能接受的小农党和社会民主党人中的一些人被任命为新的匈牙利政府成员”,同时努力争取由共产党担任内务部长的职务。总之,“新政府的行动纲领必须无条件地保证对苏联的友好关系”。[71]结果在苏联的压力下,各党联席会议达成协议,在以小农党蒂尔迪为首的18名内阁成员中,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各有4名(包括内务部长)。[72]

从上述过程可以看出,为了保证苏联与西方的合作基础,为了确立在俄罗斯周边建立起稳定的安全带,斯大林在战后初期全面推行的确是一项“联合政府”政策。不过,在西方的势力范围内,这一政策表现为劝告共产党放下武器,加入以资产阶级政党为核心的联合政府;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则是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进入由共产党掌控的联合政府——在当时称新民主或人民主制度。莫斯科唯一的要求就是:无论什么政府,都应确保其实行对苏友好政策。

斯大林“联合政府”政策的破产及其原因

“联合政府”政策最初的失败发生在中国。斯大林为了保证苏联在中国东北的权益,一方面声称要把东北的行政权交给国民政府,一方面又利用中共军事力量的存在制约国民党,其政策左右逢源,目的就在于通过促成统一的联合政府,保障苏联在远东的安全和利益。但是,斯大林既不了解也不能控制共产党,更没有想到国共之间水火不容。苏军撤离之前感到,国民党的反苏情绪以及美国的介入已经威胁到苏联在远东的安全和利益,便再次鼓动中共接管东北政权,而国民党军队在美国的支持下也对中共占领区开展了肆无忌惮的大举进攻,于是形成了国共在东北乃至全国的激战局面。中国内战的全面爆发,无疑标志着莫斯科的“联合政府”政策在亚洲的破产,这大概是斯大林始料不及的。[73]美苏之间本质上的不信任状态,影响了他们对国共两方的立场,而国共之间的生死对立又反过来制约着美苏关系的发展。当然,莫斯科关注的中心在欧洲,就全局而言,1946年仍然是斯大林推行或极力维护与美国合作的一年。

但是,中共内战的爆发及其延续对国际局势的变化并非没有影响,从这个角度观察,“联合政府”政策在中国的失败,似乎已成为美苏之间进行全面冷战的奠基石,也是冷战在亚洲的预演。

在西欧,对斯大林“联合政府”政策的挑战,并不是如人们想象的那样首先出现在法国,而是在比利时。在1946年3月范阿克尔再次受命组成的内阁中,比共的成员由原来的2名增加到4名。8月政府改组后,情况依旧。是年秋天,作为议会的第一大党,代表右翼的天主教党改变了以往试图单独执政的方针,宣称准备与其他政党联合执政。恰在此时,共产党无意中犯的一个错误,为天主教党提供了机会。1947年3月,因抗议政府停发煤矿补贴和提高煤价的政策,内阁中的4名共产党人同时提出辞职,并导致首相辞职。再次组成的天主教党和社会党的联合政府,排除了共产党。这两个执政党在众议院共拥有162个议席,而反对党只有40席。[75]

不过,真正引起莫斯科震动和恐慌的挑战确实出现在法国。不同的是,比利时共产党在形式上是主动退出政府的,而法国共产党却是被右派蓄意赶出政府的。在1946年11月的大选中,法共获得占总数28。2%的选票,在议会总共619个席位中夺得182席,再次成为第一大党。

法共自持在议会中席位居首的优势,要求由党的总书记多列士担任总理并组织政府,但遭到中右派人民共和党的坚决反对,以至引起内阁危机。最后,只得请出德高望重的社会党“教皇”、74岁高龄的雷昂·布吕姆组阁。1947年1月22日,以社会党人保罗·拉马迪埃为总理的第四共和国首届内阁组成。社会党占有9个部长职位,共产党和人民共和党各占5个。多列士出任副总理,弗朗索瓦·皮佑(共产党)任国防部长。[76]但是,表面上阵容强大的三党联合政府,实际上内部矛盾重重。

冲突主要反映在战后的殖民地政策和工资政策两个方面。在印度支那问题上,戴高乐支持的人民共和党,以及总理拉马迪埃和海外事务部部长马里尤斯代表的社会党右翼,决心对胡志明所领导的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军事镇压,以此来恢复法国对那里的殖民统治,遂于1946年11月23日炮轰海防市,并对越南发动了大规模进攻。而共产党和左翼社会党人则主张结束战争,通过与胡志明谈判解决问题。1947年3月20日,共产党发言人雅克·杜克洛发表讲演警告说,战争政策“将会耗尽法国的资源,导致法国依赖其他大国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从而丧失法国的民族独立性”。不过,法共并不想因此失去在政府中的地位。3月22日,当政府就对战争拨款问题要求议会进行信任投票时,法共议员投了弃权票,而法共部长们却投了赞成票。[77]但是在紧接着出现的另一个殖民地问题上,法共则表现出强硬的立场。3月29日马达加斯加岛人民发动武装起义,法国政府进行了大规模军事镇压,并要求取消4名马达加斯加议员的豁免权。在4月16日的内阁会议上,法共部长严厉谴责法军在马达加斯加的大屠杀,同时谴责在印度支那的殖民战争,并中途退出会议以示抗议。[78]三党联合政府的内部关系日趋紧张,在美国的支持下,右翼党派决心把共产党踢出政府。

早在3月间,奥里奥尔总统就认为“如果目前这种政府形式维持不下去,不如分裂”,并指责拉马迪埃“行动迟缓”。改组内阁的密谋和计划由此紧锣密鼓地开始了。4月下旬,拉马迪埃与布吕姆商议此事,一致认为“解除共产党人的职务对法国及共和国是生死攸关的”。 刚从莫斯科参加四国外长议会归来的人民共和党领袖乔治·比多也向拉马迪埃施加压力,要求他采取行动。4月25日晚,拉马迪埃向其密友、国民教育部长马塞尔-埃德蒙·纳日朗透露:“我已下定决心,要将共产党人赶出政府。”4月30日,拉马迪埃悄悄地征求了法共部长以外所有内阁成员的意见,并取得了—致赞同。与此同时,社会党领导机构——指导委员会在社会党议员的压力下经过激烈辩论,以10票对9票通过决议,敦促拉马迪埃改组内阁。拉马迪埃还召见了三军参谋长勒韦尔将军,命令他增调部队,加强对巴黎安全保卫的部署,以防不测,法国各军区司令也奉命让军队处于戒备状态。[79]

拉马迪埃很容易就找到了一个突破口,即在工资政策上的争论。1947年初,法国经济每况愈下。煤炭产量持续下降,粮食供应不断减少,面粉和黄油储备已经用光,肉类来源几乎断绝。面对通货膨胀和工资冻结的严重局面,4月25日,雷诺汽车制造厂基层工会自发地组织了工人罢工。法共和法国总工会都先后表态,支持雷诺工人提高工资的要求。在5月l日晚奥里奥尔总统出面召开的紧急内阁会议上,多列土声明法共反对政府冻结工资的政策,其他法共部长也都表示支持正在扩大的罢工运动,狄戎还补充说,三个月来法共在所有问题上都同政府有分歧。结果,内阁会议不欢而散。此后,法共部长们既不出席内阁会议,也不辞职,试图以此逼迫政府改变政策或集体辞职。5月4日,拉马迪埃在国民议会要求就此问题对政府进行信任投票,所有法共议员及内阁成员都投票反对政府。第二天,拉马迪埃便在《政府公报》上发表公告,终止5名共产党内阁成员的职务,并于5月9日成立了没有法共参加的新政府。[80]

意大利的情况与法国类似,只是排挤共产党的手法有些不同。1947年1月,意大利总理加斯贝利在对美国进行非正式访问中,了解到美国对意大利寻求经济援助的要求反应冷淡,主要原因是担心共产党在意大利政府中发挥作用。5月1日,美国新任国务卿马歇尔更直接暗示加斯贝利,只有将极左翼从他的政府中赶出去,才有可能谈到美国的援助问题。美国驻意大使邓恩也表示了同样的意见。于是,5月13日加斯贝利以政府内出现众多意见分歧为由提出辞职。当5月31日组成新政府时,共产党和社会党都已经被排除在外。

在法国和意大利接连发生的事件表明,斯大林的“联合政府”政策在西欧已经破产,这使克里姆林宫感到极为不安和恼怒。6月3日,莫洛托夫给驻巴黎的苏联大使馆发出指示,要求约见多列士并向他传达所附联共(布)中央书记日丹诺夫的信。多列士可以抄写信件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但原件要立即销毁。日丹诺夫在信中说:“联共(布)中央对近日法国发生的将共产党人排挤出政府的政治事件非常担忧。苏联工人多次请求我们向他们解释法国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对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以及法国的力量对比已不利于共产党感到很担心,这一变化造成的政治后果也令他们不安。但是由于缺乏信息,我们很难给予他们明确的答复。……许多人认为,法国共产党人的行动是与联共(布)中央协商过的。你们自己清楚,这是不正确的,对于你们采取的这些步骤,联共(布)中央是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后,日丹诺夫强烈要求法共向莫斯科通报信息。[82]显然,斯大林担心的不仅是“联合政府”政策在西欧已经无法继续,更令他不安的是那里的共产党擅自行动,有脱离莫斯科指挥棒的倾向。值得注意的是,日丹诺夫这封信的内容也通知了所有东欧国家共产党的领导人,因为受莫斯科主张通向社会主义的民族道路的影响,东欧党各行其是的现象亦有所抬头。

从1946年下半年开始,在苏联的势力范围内,“联合政府”政策的命运同样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如果说在西欧这一政策的破产表现为共产党被排挤出政府,那么在东欧则表现为共产党(多数情况下与社会党联合)把其他政党排挤出政府。除了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那里的权力已经完全被共产党垄断,其他东欧各国共产党都有其要对付的政敌。为了把农民党、自由民主党、社会民主党以及右翼社会党人驱逐出政府,甚至取消他们作为真正的反对派的资格,各国执政党都在不同程度上采取了“技术手段”和“非常措施”。

所谓技术手段,就是直接修改或伪造选举结果。捷共领导人对待作为体现国内政治民主生活的选举制度的态度很能说明问题,哥特瓦尔德在1946年4月直截了当地表示,“工人阶级、我们的党和劳动人民手中掌握着足够的手段、工具和方法,来纠正这种机械式的投票……以便获得对工人政党有利的结果。”已经公布的俄国档案证实,至少在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波兰1946-1947年的选举中就发生过这种现象。[83]以罗马尼亚为例。

1945年3月6日,在共产党的压力下,罗马尼亚国王批准成立了以格罗查为首的人民民主阵线政府。在12月的莫斯科外长会议上,斯大林与西方达成妥协,吸收民族自由党和全国农民党的领导成员入阁,并准备在全民、直接和秘密投票的基础上进行自由的议会选举。然而,对于姗姗来迟的1946年11月的选举结果,当时所有的西方观察家和罗马尼亚反对党的政治活动家都一致认为是伪造的,美英两国也公开指责选举没有代表民意。[84]

现在档案材料披露的罗共领导人的言论,可以证明这些指责不是没有根据的。选举前,乔治乌-德治信心充足地对莫洛托夫说,为了确保取得选举的胜利,“已经采取了一切必要的措施”。波德纳拉希在苏联使馆的谈话更加明确:“我们希望在投票时得到的实际选票可以达到55-65%,但是我们需要得到的是90%的选票,而做到这一点,将要借助于选举法所提供的一些可能性和某种‘技术手段’。”[85]

所谓非常措施,就是制造政治案件,利用掌握中的权力机关打击反对派。这是比较容易也更为普遍使用的手段。在匈牙利,由于共产党的力量较弱,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86]在1945年11月的普选中,小农党取得巨大胜利,在议会中占有近60%的席位。在莫斯科的压力下,为了履行建立“联合政府”的承诺,小农党同意增加共产党在内阁中的席位,而共产党以退出政府相威胁,取得了内务部长的职位。到1946年4月,利用小农党的分裂,共产党不仅控制了最高经济委员会、国防部等关键部门,而且还让更为好斗的拉伊克·拉斯洛接替过于书生气的纳吉·伊姆雷担任了内务部长。到了10月,作为小农党的领袖,纳吉·费伦茨总理实际已被架空。两个月后,国防部和内务部在在既末通知总理又不同他商量的情况下开始了大规模逮捕。

在随后几个月对这起“反共和国阴谋”案件的审讯中,大批小农党核心或骨干人物受到牵连,纳吉·费伦茨的密友、小农党总书记科瓦奇·贝拉也遭到指控,并被苏联人神秘地逮捕。[87]1947年1月在与苏联大使普希金的谈话中,费伦茨承认小农党议会党团中确实混有反动分子,但是“共产党人千方百计地夸大阴谋,试图利用自己在侦察机关的优势败坏小农党领导人的名声并引起该党的分裂。”“共产党正在没有任何根据地中伤和迫害独立小农党的某些成员。”费伦茨还向苏联人提出,为了给“联合政府的工作创造一个健康的基础”,“希望共产党也做出让步,准许我们小农党的成员进入警察系统和地方政权机关”。[88]费伦茨哪里知道,匈共的矛头最后就是指向他本人的。在4月29日对莫洛托夫的汇报中,拉科西指出,不仅纳吉·费伦茨总理是阴谋集团的领导人之一,很可能共和国总统蒂尔迪·佐尔坦也与该阴谋有牵连。拉科西还坦言:“很遗憾,在阴谋分子那里没有发现武器仓库,否则我们就可以更加彻底地揭露他们了。我们需要某种紧张的局面。至少,我们希望把关于叛国阴谋的问题再次提到首要地位。”[89]一个月后,拉科西便利用费伦茨出访瑞士之机,在突然召开的部长会议上提出对他的叛国指控,费伦茨被迫辞职,流亡国外。[90]

在波兰选举前的几个星期,掌握政府权力的工人党和社会党对米科拉伊奇克及其支持者也使用了非常措施:“采取了2000多次行动”,逮捕了几千名农民党领袖和党员,并举行了几次审判,旨在证明农民党与波兰流亡分子、地下集团和美英使馆等都有勾结;取消那些支持米科拉伊奇克的选区内农民党候选人资格,禁止波兰农民党组织在22个县里开展活动。[91]结果,农民党在1947年1月的选举中“大大地受到了削弱和损伤”。工人党向莫斯科报告说,鉴于米科拉伊奇克还有很大影响,“今后仍然必须对农民党施加压力,对它采取攻势”,除了继续实施意识形态方面的进攻外,更重要的是“从国家机关,首先是行政-政治机关中清除波兰农民党成员”。[92]其目的正如社会党领导人贝尔曼所说,就是要“建立一个在对待政府态度上能够循规蹈矩的反对派”。[93]

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也先后发生了清洗和排挤反对党的类似情况。[94]总之,到1947年春天,东欧各国联合政府的社会政治基础大大缩小了,即使保留在政府内的非共产党部长,也只能是俯首贴耳。作为一项政策,“联合政府”已经名存实亡。如前所述,东欧各国共产党接受来自莫斯科的这种“宽容”政策,或多或少都带有被迫性,而党的生存及其利益所在,又必然要求他们在政府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因此,破坏“联合政府”的行为最初大多是东欧各国共产党主动采取的。与此同时,苏联也开始渐渐对东欧各国共产党的这种要求采取了支持的立场,因为在莫斯科看来,处于反对派地位的各党基本上是持反苏立场的,只有共产党牢牢掌握政府的方针和方向,才能保证对苏友好政策的实行。在莫斯科认定美国提出马歇尔计划的目的之一在于诱使东欧国家脱离苏联控制以后,特别是当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借口共产党无法替代政府做出决定,而试图违背苏联的旨意接受马歇尔计划的时候,斯大林终于决心放弃“联合政府”政策了。[95]此后,随着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斯大林一方面不断加强对各国共产党的控制,一方面督促和逼迫社会党与共产党合并,从而为共产党一党执政打开了通道。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二月事变之后,所谓联合政府在东欧已经不复存在。

总体说来,苏联战后初期的对外政策,对于东欧确有扩张性,但对于西方却不具进攻性。“联合政府”政策是苏联战后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目的就是要保持与西方的友好、同盟关系。同时,作为一种制度,斯大林也确曾设想以这样一种多元化的政治模式逐步把各国引导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因此可以认为,正如斯大林本人向各国反复共产党领导人解释的,这一政策推出伊始并非一时之计,但在实施的过程中,却陷入了一种难以调和的自我矛盾。首先,在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双重因素的影响下,苏联与美国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充满矛盾的。其次,莫斯科既要东欧各国共产党吸纳内心对苏联持有敌意的资产阶级政党参与政府,又要各国政府保证与苏联政策的一致性,而在选举过程中,每个国家的各个政党则都要为自身的生存和利益互相争斗。因此,“联合政府”政策必然是短命的。对于冷战的起源而言,“联合政府”政策的破产一方面源于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对立,另一方面又成为冷战爆发的导火索之一。在这一过程中,斯大林在战后初期倡导的各国以不同政治形式走向社会主义的民族道路,也就顺理成章地转向了统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苏联模式。不过有一点必须强调,共产党情报局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标志着苏联冷战政策的最终形成,但并不意味着共产国际和世界革命战略的根本复活,至于斯大林冷战战略的本质和特性,笔者将另文论述。

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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