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中苏关系与毛泽东外患内忧思路的转变

中苏两党分歧、斗争发展到1964年,两党、两国关系的破裂实际已成定局。这使得1964年成为毛泽东思考调整中国对外防御战略、改变国内经济政治方针的一个关键年份,或可说是一个转折点。历史发展到这时,毛泽东把对中国未来命运的担心着重放在了两点上:

其一,1963年7月中苏两党会谈不欢而散以后,中苏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已经不仅仅表现为双方口诛笔伐的公开论争,而是边界摩擦的加剧,苏联在苏中边界地区的军事部署和调动。中苏关系如此发展的结果会对中国的国家安全产生什么影响?以苏联为依托的国家军事防御战略是否还可靠?中国的军事战略防御方向是继续单向的对美,还是需要转为双向的既对美也对苏?

其二,自中苏两党发生意识形态分歧以来,中苏之间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方针、政策和路线的争论愈演愈烈,已经从内部讨论发展到公开论战。毛泽东认定苏联的发展道路是错误的,是中国必须引以为戒的。但是进入1960年后,大跃进运动造成的国民经济困难的严重后果,使得党内出现了一种对内调整经济、对外缓和斗争的休养生息的潮流。这种潮流与苏联修正主义的影响有什么联系?中共党内是否会出现与苏联里应外合的势力?由此,中国面临的更大威胁是西方的和平演变,还是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阴谋家篡夺中国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重蹈苏联覆辙?不从政治上解决根本问题,只埋头经济建设,中国将向何处去?

毛泽东的这种忧虑构成了两条线索:由对外患的思考引发的关于中国对苏安全战略再认识的过程、由对内忧的审视导致的对中国国家政权巩固与否重新估计的脉络。本文着重考察这两条线索延伸至1964年时交错发展的状况。此两条线索严重影响着毛泽东对国际国内事务的观察,正是在对外患与内忧思考的相互作用下,也可以说是外交与内政的互动下,毛泽东做出了改变中国命运的重大抉择,即一、对苏安全战略的转变;二、对内酝酿发动一场政治大革命。

毛泽东对苏安全战略思路的转变
 
中国的西北、东北与苏联接壤,边界线长达7600公里;[1]北部的邻国蒙古作为苏联的盟友,接受其军事保护。这种周边环境对中国来说,在中苏友好时期无疑是一种安全保障,而当两国关系恶化,边界争端肇始后,即变成了一种无形的军事压力。

从1960年8月中苏在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附近地区的边境冲突肇端起,两国之间的边界纠纷便不断发生。根据中国政府的声明,1960年至1964年9月,由苏方挑起的边境事件达1675起。[2]而苏共领导人则指责说,1962—1963年期间,苏联边界经常受到侵犯,有时还出现粗暴的挑衅事件。1962年中国方面破坏边界近5000次,到1963年,闯入苏联领土的不仅有中国公民,还有中国军人。自1963年5月起,在苏中边界东段,中国边防军和个别中国公民向苏联边防军进行挑衅。这一年发生的苏中边界事件就有175起。[3]

1963年3月,《人民日报》社论公开指出:《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和《伊犁条约》是沙皇俄国政府强迫中国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4]这种提法引起苏联方面的密切关注,在莫斯科看来,中国把“不平等条约”问题作为苏中关系中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在“觊觎苏联的领土”。[5]随着中苏边界摩擦事件的增多,以及中国对中苏边界问题立场的趋向强硬,苏联的回应带有了军事色彩:一方面,从1963年起,莫斯科不仅适度增强其在苏中边界地区的军事和安全力量,而且还加强对蒙古的军事援助,苏军也自是年开始重新进驻蒙古布防。[6]7月,苏联还与蒙古签订了《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的防务协定》。其后,苏军派出许多勘探小分队,在蒙古的铁路两侧及其以东边境省份活动,为苏军的进驻勘察阵地。[7]一方面,赫鲁晓夫开始考虑将华沙条约组织的职责由欧洲东扩至亚洲,关注远东地区事态的发展。1963年7月10日,赫鲁晓夫致函哥穆尔卡等华约成员国领导人,谈及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第一书记、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已向苏共中央提出加入华约的请求,苏共中央对此持肯定态度。时隔数日,他又表示,苏共中央建议在7月26-27日召开的华约成员国首脑和国防部长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上讨论蒙古的这一申请。[8]苏联方面加强与蒙古关系的种种举措,已经明显带有了针对中国的军事防卫意图。尽管赫鲁晓夫接受蒙古加入华约的建议因罗马尼亚和波兰的反对而未能实现,[9]但是,中国方面很有可能已从罗马尼亚方面获得了这个信息。[10]

同期,中蒙两党、两国关系恶化,泽登巴尔不仅在8月份亲自为苏联《真理报》撰文批评中国,而且还于9月4日在莫斯科对记者发表谈话,点名指责中国。是年12月,蒙古人民革命党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共领导人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制造的分裂和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立场》的决议,蒙古国内的反华宣传达到了空前的高度。[11]

1964年2月至8月,中苏两国在北京举行边界谈判,但最终未能达成任何协议或谅解。在此期间,苏共中央做出决议,指责苏联的一些教科书、学术著作和历史地理地图对苏中两国之间国境线的确定问题有不正确的阐述,对《尼布楚条约》、《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及其他条约和协定的评价也不确切,甚至将从来没有属于过中国的领土列入到中国版图里。为此,苏共中央要求对这些出版物进行删除和修改,以正确的立场阐述苏中关系和苏中国境线划分的历史。[12] 与此同时,苏联开始大力加强驻苏中边界的部队。[13]据中方观察,在中苏西段边界,自7月份以来,苏方前沿兵力增加,边防设施增加,各种军事训练和演习频繁,高级官员并不断到苏中边境地区活动。[14]可以说,这一年已成为两国边界地区局势紧张程度逐步升级的一个转折点。

这样,进入1964年后,上述苏蒙关系的新动向、苏军在蒙古调动的迹象、中蒙关系破裂的前景,以及中苏边界的紧张局势,迫使毛泽东开始考虑苏联对中国安全利益的威胁问题。
1964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金日成时谈到:苏联在压中国屈服的各种措施都不能奏效之后,“还有打仗”这一条。[15]5月15日—6月17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其间,毛泽东在将国民经济三五计划的主要目标由解决“吃穿用”问题扭转为以战备为中心,提出要下决心搞三线建设,各省都要建立军事工业的思路的同时,[16]5月27日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提出,从赫鲁晓夫大反华的趋势看,我们要考虑到万一他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竟然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因此我们必须下大力气加强抵抗武装入侵的准备。[17]周恩来则在解释“三线”地区的划分时指出:“对修正主义,西北、东北各省是第一线”。“真正的三线是青海、陕南、甘南、攀枝花”。[18]

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是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军委作战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否定了林彪1962年提出的“北顶南放”的战略防御方针。[19]自1950年代以来,中国的安全战略和对外防御战略一直是针对美国的,其重点防御方向是东南沿海和西南的中印边界。1950年代至60年代初,中国的主要工业企业基本都设在东北和华北地区,上海以南地区属于放弃地带。[20]林彪关于“北顶南放”的军事防御设想,意即从北面顶住美国联合日本对中国发起的进攻,而放其从南面进入中国。这种方针实施的基础在于中苏关系尚未破裂,中苏同盟尚且存在,中国的军事防御可以以苏联为依托。但是到1964年,毛泽东认为苏联已经不可倚靠,他在考虑失去这个依托后,北边是否还能顶得住。因此6月16日他在十三陵水库的讲话中提出:还有一个战略方针问题,我考虑很久了。过去讲过北顶南放?我看不一定。一是敌人可能从渤海来,从塘沽,是英法联军、八国联军的老路;二是敌人从青岛来打到济南,然后向北,向天津发展;三是敌人从连云港打来,占领徐州、开封、郑州、洛阳,从中间把我们南北打断;四是从上海登陆,沿长江而上,占领南京、武汉,把南北切断。顶要顶一下,也可能顶不住,完全放在顶得住的基础上考虑是不行的,要放在顶不住上考虑。[21]此后,毛泽东进一步要求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做好应付战争的军事准备。[22]

尽管毛泽东上述认识的着眼点还是美国对中国的进攻,但重要的变化在于,他已开始从军事防御战略的角度关注苏联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林彪当时尚未摸清毛泽东的思路,依然按原定的方针考虑问题,故而在听了杨成武汇报的毛泽东关于战略防御设想等问题的讲话后,联系到毛关于要警惕赫鲁晓夫式人物的论述,内心十分不安。[23]林、毛这种认识上的不同步,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毛泽东关于对苏安全战略的再思考。7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特别指出:我们不能只注意东边,不注意北边;只注意帝国主义,不注意修正主义,要有两面作战的准备。[24]这就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对苏防卫作战问题。这是目前笔者所见材料中毛首次正式提出这个问题。

7月10日,毛泽东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代表团,同他们讨论了苏联占领日本千岛群岛等问题。在谈到“苏联占的地方太多了”时,毛泽东说:“一百多年以前,把贝加尔湖以东,包括伯力、海参崴、堪察加半岛都划过去了。那个帐是算不清的。我们还没跟他们算这个。”[25]事隔一日,7月12日,参加这次会见的日本人在香港,就与毛泽东谈话的情况发表了答记者问。同日,日本报纸《朝日新闻》报道说,中国领导人支持日本在千岛问题上的立场,毛泽东表示支持日本关于归还领土的要求。几天后,该报公布了关于这次会谈的详细内容,提及中国与苏联之间的领土问题,说毛泽东在支持归还日本北方领土要求的同时,从历史的角度批评了苏联。8月1日,《朝日新闻》还发表了周恩来与日本社会党人士会谈的内容。在这次会见中,周恩来声明说,支持日本关于归还领土的要求是中国的一贯政策。继之,8月11日,日本《社会新闻》周刊全文发表了毛泽东与日本社会党人士代表团会谈的记录。[26]

中国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对外提出中苏边界问题,引起国际上,特别是苏联的重大反响。9月2日,《真理报》转载了毛泽东与日本社会党人士会谈的内容,同时配发长篇编辑部文章:《关于毛泽东与日本社会党人代表团的会谈》,严厉驳斥说:毛泽东与日本议员的会谈,暴露了中国领导人迄今为止仍然在低声谈论的那个目的,在谋求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占据特殊的思想地位的企图背后,隐藏着扩张主义的意向。文章认为,把领土谋求视为普遍原则的中国领导人的立场,不仅触犯了苏联的利益,而且破坏了二战后根据国际条约所形成的体系,导致了国际紧张局势的加剧。文章还提出警告:“任何试图重新划分世界地图的做法”都将会导致“最危险的后果”。[27]9月15日,赫鲁晓夫也利用会见日本议员代表团的机会,以尖刻的口气回应毛泽东说:俄国的沙皇进行了掠夺性的战争,那么,中国的皇帝又干了些什么呢?中国各个朝代的帝王,是并不逊色于俄国沙皇的掠夺者。中国的帝王侵占了朝鲜,占领了蒙古、西藏和新疆。声称:如果谁把战争强加于我们的话,那么,我们将会全力以赴地与其进行厮杀。我们拥有足够有力的,可以说是无可限量的战争武器。如果侵略者胆敢发动战争的话,那么,他们注定是要灭亡的。“我们制造了保卫自己国家、保卫民族、保卫各国人民和平的最先进的武器。我们非常清楚这种可怕武器的全部毁灭性力量,我们希望永远不要使用它”。“然而,如果别人进攻我们的话,我们将使用自己手中拥有的一切武器来保卫自己的边界。苏联的边界是神圣的,谁胆敢侵犯它,谁就会遭到来自苏联人民的毁灭性的打击。”[28]

苏联的强硬态度,对毛泽东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他多次在会见外宾时询问:“赫鲁晓夫会不会打我们”?“派兵占领新疆、黑龙江,打进来,甚至内蒙古”,“有可能没有可能”?[29] 尽管这时毛泽东认为苏联大规模进攻中国还不大可能,但是在他看来,与美国的威胁相比,苏联的威胁似乎更为现实,也更加紧迫。因此他明确表示,“我们要准备”。[30] 这时毛泽东所说的准备,其中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对苏安全战略的调整问题了。

是年9-11月,总参战役勘察组对华北、东北和西北“三北”地区重要地段进行战役勘察时,特别注意勘察了当年苏军实施远东战役时主攻方向的进攻路线和日军构筑的工事。[31]与此同时,中国也开始加强对中苏西段边界防卫工作的关注。当时身处“反修前哨”的伊犁军区在总结加强军事情报工作的报告中就提出:要“以反修斗争为中心,配合反帝,以苏联为重点,兼顾蒙古,以掌握当面动向和搜集整理基本情况、战备资料为主要内容,随时警惕敌人的突然袭击和可能发生的突然事件,力求提早察觉敌人的企图,保障边防和对敌斗争的需要。”报告将所属各军分区搜集研究掌握动向情况的任务明确为:以掌握北疆中苏边境苏军军事动向、边防设施、工事构筑、外逃分子回窜破坏和可能的挑衅活动为重点。指出:目前急需整理的战备资料,主要是中苏、次之为中蒙边境资料。并将对外军作战的研究确定为军区所属各单位的主要工作之一,而且强调研究对象以苏军为主,要求各单位应特别注意对苏军攻、防和遭遇战斗行动特点进行研究。报告所附的1964年军事情报调研要点有八条,包括苏、蒙的军事动向、军事实力、兵力部署、后勤补给,苏、蒙在中苏、中蒙边境西段地区的做法、演习情况,苏、蒙境内主要军事目标及边境兵要资料,苏蒙军事关系等等。[32]新疆军区也向总参呈报了“中苏方向战备、作战预案”、“中苏方向作战方案”等文件。[33]

10月,赫鲁晓夫突然倒台,中国领导人利用这一机会改善中苏关系的尝试未果。[34]中苏分裂终于进入了不可摆脱的螺旋。

由此,中国加强备战,进行对内对外战略方针调整的基点实际已不完全是为了防备美国对中国的侵犯;中共中央将三线地区作为全国的战略大后方,其出发点也已不仅是针对来自美国的威胁,而且还带有了防备苏联的成分。如果说1960年代初中国反帝反修,所谓“两个拳头出击”的外交方针中,“反修”的内容还是以意识形态斗争为主,那么,以1964年为转折点,“反修”方针已开始与国家安全战略联系到了一起。换言之就是,中国在实行“两个拳头出击”外交方针的同时,军事防御战略方针中也加入了准备对美对苏两面作战的新的内容。

1965年初越战升级后,中美通过信息沟通达成了双方地面作战部队不越过17度线的默契。在毛泽东的考虑中,美国已经构不成对中国的主要威胁,更大的战争危险可能来自于北方的苏联。4-5月,根据毛泽东关于战略问题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和中共中央关于准备应付最严重局面的指示精神,中央军委召开作战会议,重新规划了中国的战略战役方向,“三北”地区第一次与东南沿海地区一起,成为主要的战略防御方向。[35]这样,当越南的抗美战争进入高潮时,中国军事防御战略的重点实际上却开始了由南向北的转移。对苏防御已成为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一个重点。

上述毛泽东对苏联威胁的估计、关于中国对苏安全战略的再认识,不仅不断坚定了毛泽东关于苏联已经变成资本主义国家,苏联的党已经完全成为资产阶级政党、法西斯党的认识,而且更重要的是,进一步影响到了毛泽东对中国国内形势的判断,使他愈益把国内的政治形势和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与否同苏联修正主义的影响联系到一起,戒备苏联向中国渗透,进行里应外合的颠覆活动。这一方面,为他继续强化国内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提供了理论的和现实的依据;另一方面,将苏联纳入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假想敌之列,也有利于他利用紧张局势的压力,调动国内的一切积极因素,掀起一场反对所谓中共党内苏联修正主义代理人的政治运动。

反修斗争必须转向国内巩固政权的政治革命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国内、特别是中共党内的影响,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方向,已越来越成为毛泽东所集中关注的问题。毕竟,就意识形态的评判而言,毛泽东对修正主义的敌意比对帝国主义的敌意更深。在他的认识中,修正主义颠覆的危险要比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危险大得多。

毛泽东很早就把党内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方针和路线的不同意见视作是苏联修正主义浸洇的结果,其集中反映在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评价问题上。在这方面,毛泽东不仅注意到赫鲁晓夫所持的怀疑和否定态度,[36]更将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下战表”的表现与他此前访欧同赫鲁晓夫的会见联系到了一起。[37]庐山会议后开始的反右倾运动就是要整肃党内的修正主义苗头。

1962年1月初,毛泽东在接见日本客人时谈到:高岗、彭德怀是修正主义者,他们同国际修正主义者有联系。在毛泽东看来,中国不可能清清楚楚、干干净净,没有修正主义,也没有教条主义,只有马列主义。[38]是月,在七千人大会期间,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就会变成法西斯专政的国家。[39]

然而,毛泽东在反修斗争中日趋激烈的外交言辞和做法,以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给国民经济发展带来的严重后果,促使党内有识之士继续发出不同的呼声。1962年上半年,中联部部长王稼祥等人通过给周恩来等人写信和主持起草中国对外政策的建议性报告,明确主张在对外关系方面应该采取缓和的而非紧张的政策,继续坚持和平共处的外交方针,不能笼统地说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至于同苏联的关系,要抓住团结和反分裂的旗帜,防止双方的斗争直线尖锐下去。[40]在国内发展战略上,1963年初,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提交中央讨论的《关于编制长期计划工作的要点》认为,三五计划的奋斗目标,应以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为主,对于国防和发展尖端军事技术总体上应当收缩。这一主张获得中共中央多数人的支持,并由此开始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调整时期。[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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