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亚地区国际关系在60年代初期发生了深刻变化。肯尼迪政府利用中印边界紧张局势拉拢印度,推动它与巴基斯坦合作,企图建立南亚反华军事同盟,将这一地区纳入到针对中国的冷战对抗中去。苏联也在利用印度,扩大它在南亚的影响。根据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的特点,中国已经加入西方集团的巴基斯坦政府签订了边界协议,并在1965年印巴战争中支持巴基斯坦。中、印、美、巴、苏关系的互动结果是,美国在南亚地区的影响明显下降。这表明,即在冷战高潮时期,这一地区中的地缘政治因素仍比意识形态因素更起作用。

  一、中国与巴基斯坦关系的缓慢发展

  建国之初,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是疏远和冷淡的,中国对于新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缺乏了解,受到苏联“两大阵营”理论的影响,中国一开始将这些国家归入西方阵营之内,视其为帝国主义的走卒。巴基斯坦是根据伊斯兰教义建立国家的,对一个刚才革命中诞生的新中国政权也没有多少了解。印巴两国立国之后就为克什米尔问题发生争端,在1948年和1949年,联合国已经就这一问题通过了6个决议。由于印度在1949年年底宣布承认新中国,由于巴认为中国将获得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巴基斯坦于是在1950年1月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它是第一个承认中国的穆斯林国家。不久后,它也宣布撤消对台湾国民党政策的承认。巴基斯坦这样做的原因很明显,它不愿看到印度与中国形成密切的关系,而它自己却被晾在一边。


  在巴基斯坦看来,中国革命是亚洲的重大事件,巴政府还批评一些国家不愿承认新中国,它还在联合国投票支持接纳中国为联合国成员。1950年6月朝鲜战争发生后,巴基斯坦认为北朝鲜侵略了南方,并象征性地加入了美国为首的联合国部队。但是,在中国加入朝鲜战争后,巴基斯坦却没有在联合国投票指责中国是侵略者。而且,巴基斯坦也没有对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表示异议。尽管如此,中巴两国正式建立还是拖了一年多。中国对巴基斯坦冷淡的原因是,巴基斯坦与美国保持密切关系,并一直在努力争取西方的援助,中国政府对此感到不悦。1951年11月,当巴基斯坦首任大使罗查向毛泽东主席递交国书,毛泽东曾以一种揶揄的口吻问到,巴基斯坦大使是否要由英国王室任命。[1]

  1953年2月,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上台,它在朝鲜战争结束后加强了对中国的遏制。在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看来,巴地处南亚与中东的交接处,它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加上印度反对美国的结盟政策,因此美国应当将巴基斯坦纳入反共联盟中去。这年10月和11月,具有亲美意识的巴陆军司令阿尤布·汗将军应邀访美,商讨所谓“共同防御”问题。这一行动使中国增加了对巴基斯坦对外政策的怀疑。同年12月美国副总统尼克松访问了巴基斯坦,不久双方还宣布美国同意向巴提供军事援助。1953年12月,《人民日报》发表评论说,中国人民正在密切关注美国与巴基斯坦建立军事同盟的活动,巴基斯坦的东西两个部分都很接近中国的西南边疆。此时,中国已开始与印度在和平共处原则基础上讨论与谈判西藏问题,中印关系进入密切和友好的时期,而中巴关系却相当疏远。

  巴这一时期声称它“决心在自由世界的集体防御中扮演重要角色。”1954年5月,美国与巴基斯坦签订了共同防御协议。同年,为了加强对中国的遏制,美国在东南来地区组织地区军事联盟集团,巴基斯坦成为“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成员之一。第二年巴基斯坦又加入了另一个西方冷战军事同盟机制“巴格达条约组织”。对巴基斯坦来说,得到西方援助的意义远远大于它与西主结盟的意义。中国对巴基斯坦参与美国领导的军事同盟自然不满,但是更不满意的是印度。印度自独立后就执行中立的外交政策,它不愿看到东西方冷战扩大到亚洲,更不愿意看到巴基斯坦从冷战对立中得到好处。当美国向巴基斯坦提供大量军事援助以后,印度对美国的批评更加大声了。美国当时驻印度大使切斯特·鲍尔斯担忧地指出,美国向巴基斯坦供应的武器可能被用来对付印度,这可能会增加南亚与中东的不稳定。但是,杜勒斯没有接受鲍尔斯的反对意见。[2]

  1952年以后,中国对广大新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的态度有了重大的变化,中国逐渐认识到,这些国家有可能采取和平与中立的国际立场。从1954年起,谋求与亚非民族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成为中国对外政策中的重要方针。尽管中国强烈批评美国通过军事集团包围中国的图谋。而且巴政府从这一年起追随美国利用投票程序反对新中国得到联合国席位。但是,中国看到巴基斯坦对外政策中的某些特殊性,所以并没有向巴基斯坦提出外交抗议。1955年,在万隆会议期间,中国总理周恩来与巴基斯坦总理穆罕默德·阿里·保格拉进行了两次会谈,保格拉强调,巴加入东南亚条约组织不是反对中国而只是保护自己不受印度的侵略,巴基斯坦也不会参加美国发起针对中国的战争。中国接受了巴的这一解释,三天后周恩来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尽管我们原则上反对军事集团,但是中巴“达成了互相谅解。”“在集体和平与合作方面存在和谐一致的相互理解。”保格拉当场确认了周的观点。[3]

  1956年中巴两国总理进行了互访,但是关系仍然保持在不太密切的状态。巴总理回国后曾经说过:他相信在关键时候中国会对巴提供援助。但这只是他个人的印象。中巴两国之间也存在着边界划分问题,但中国在50年代初期不打算立即与邻国解决复杂的边界问题。但与中印关系不同,这一问题并没有成为两国间发展关系的障碍。实际上中巴两国是在克什米尔交界,这使中国不能不对此感到不安。1956年,中国副总理贺龙及外交部副部长耿飚应邀访问巴基斯坦,他们与巴各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回国后,耿飚向中国政府报告,克什米尔是巴最关心的问题,巴印关系非常复杂,中国最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采取中立立场。他的这一建议受到中国领导人的采纳。[4] 

  从1955年起,苏联开始重视印度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赫鲁晓夫访问印度时,两国签订了经济合作协议。此后,苏联向印度提供了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苏联援助目的也是着眼于冷战,希望能把印度拉在自己一边,利用印度在亚非各国的威望,扩大苏联在这些地区的影响。由于巴基斯坦加入了西方军事集团,苏联对巴的外交政策经常严厉批评。苏联在克什米尔问题上也完全站在印度一边,这与中国在该问题上的立场是不一样的。

  在巴基斯坦的安全考虑中,它与阿富汗的关系也相当紧张。在阿富汗,普什图人占人口多数,他们非常关心生活在巴基斯坦并处于少数族的普什图人的处境,阿富汗存在着要求建立独立的“普什图斯坦”的势力,这种干预巴内政的要求使阿两国在这一问题经常发生争端。苏联自30年代就与阿富汗签订了中立与互不侵犯条约,长期培养了阿富汗的亲苏势力。苏联和印度为了削弱巴基斯坦,都在背后支持阿富汗这一分裂巴基斯坦的活动。

  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于阿富汗与苏联的关系感到不安,杜勒斯说,他不认为要加强阿富汗就要站在喀布尔一边去反对美国的盟友巴基斯坦,“支持阿富汗关于普什图斯坦的立场就是帮助分裂一个友好国家。”美国认为苏联可能为分裂活动秘密提供金钱武器,这不仅损害了巴的利益,反过来还会使阿富汗进一步依赖苏联。[5] 显然,无论是苏联还是美国,这一时期他们的南亚政策都在相当大程度上无视这一地区地缘政治的现实,无视这里存在的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复杂的各种问题,而是要从冷战角度考虑南亚地区的国际关系,利用各国间的矛盾。

  中国是印巴两国的邻国,与两国有着未划定的漫长边界。而且中国对于如何在印巴之间处理好关系也颇感为难。这种因地缘政治而产生的实际利益早在50年代初期就困扰着中国,妨碍了中国与这两个国家发展合作关系。苏联同印巴两国都没有共同边界,它的南亚政策的目标相对要简单一些。因地缘政治利益不同,中苏两国在南亚政策上自然存在着分歧,只是在50年代前期和中期这一分歧没有表面化。

  二、中美巴三国对外政策的调整

  从5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开始调整它对印度的政策。美国认为,苏联的经济援助是要将印度拉入东方集团,而它的最终目标是要控制和影响印度的政权。美国从1956年开始增加对印度的经济援助,它还通过邀请尼赫鲁访问美国,增进印度领导人的亲美情绪。这一时期正好发生了波动兰和匈牙利事件,苏联的国际形象与威望受到损害,尼赫鲁也趁势向美国示好,拉近美国印关系。在此以后,印度在美国南亚政策中的地位有了明显提高,巴基斯坦的重要性则相当下降,美国政府开始减少计划中的对巴基斯坦的军事援助。[6]

  1957年至1958年,巴基斯坦国内政治形势出现动荡,由于党派冲突和宗教因素对政治的影响,原来根据英国制度制订的宪政体制无法解决政治纠纷。政治局面的混乱加剧了经济上的困难,巴基斯坦公众对于这种局面相当不满,执政的总统米尔扎担心反对党在大选中获胜,于是联合军队力量,在1958年春宣布废除宪法,解散议会,并任命了陆军司令阿尤布·汗为首席军法执行官。不久,阿尤布·汗宣布总统米扎尔辞职,他接管全部权力。[7]

  阿尤布·汗对政治和经济政策作了一系列变革,这些行动推动了巴基斯坦的经济形势向好的方向发展。在国内政治方面,阿尤布取缔了巴基斯坦共产党,将左翼人士投入监狱。阿尤布本人一贯有着亲美思想,在对外政策方面,他试图采取进一步追随美国的方针,扭转美国政府越来越重视印度的势头。1958年伊拉克发生革命以后,“巴格达条约”摇摇欲坠。美国为了鼓舞“北层”国家(土耳其、伊朗和巴基斯坦)的反共士气,参加了该组织的军事委员会,还分别同三国政府签订了双边军事协议,继续向他们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在与巴基斯坦的军事合作协议中,美国承诺,一旦发生针对巴的侵略,美国将采取包括使用军事力量的行动。[8]

  在发生西藏上层集团叛乱事件以后,中印关系开始紧张。1959年夏天,中印两国又发生了边境武装冲突,印度社会上出现反华气氛。印度政府开始调整国防政策,打算将布防在克什米尔地区的军队调集到中印边境。阿尤布上台就向印度示好,表示重视同印度的关系。中印边界冲突发生后,巴基斯坦也有人批评中国,认为中国是一个是入侵者,要求联合国安理会采取行动,承担维持克什米尔国际边界的责任。[9]

  在中印关系出现紧张以后,美国政府非常兴奋,认为今后有可能将印度拉入西方集团。同时他们也担心巴中关系的走向。1959年5月,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分析报告说,中巴关系不可能发展。虽然“巴基斯坦过去明显地有同中国调情的想法,即利用中共作为对抗印度的力量”,但这一报告认为,巴基斯坦军人领导集团现在已经认识到了危险。他们已经拉大了同中国的距离。美国可以更加积极的同印度改善关系,不必过于担心受到巴的牵制。[10]

  但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1959年8月又指出,“中国力量正在迅速增长,苏联也在强化它在南亚的经济攻势,这似乎有可能在今后十年中进一步威胁到自由世界在亚洲的利益。”美国担心,印巴两国的不稳定局势会导致他们落入共产主义的影响下。为此,安全委员会建议,美国的政策是“要使南亚国家,特别是印巴两国理解到,对他们的安全威胁不是来自南亚方面,而是来自不断增强中苏力量。”[11]

  美国的这一想法似乎很快得到了巴基斯坦政府的支持。阿尤布·汗在1959年9月访问了印度,他的目的是要说服印度同意解决克什米尔问题。阿尤布向印度提议,两国在南亚建立联合防御计划,减少各自在印巴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使他们可以将安全关注集中到北部与中国连接的边境地区。很显然,阿尤布想利用印度当时在军事上的不利局面,按照巴基斯坦的条件解决克什米尔地区的归属问题。阿尤布的行动还有着另一种意图,即阻止印美关系的进一步拉近,将印巴之间对立的责任推到印度方面去。尽管印度对中国的敌意有了加深,但阿尤布的建议并没有得到印度的赞同。不久,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到达南亚访问,阿尤布再次提出,印巴两国应共同防御以对付中国,这样使巴基斯坦、印度、阿富汗三国的军队可以从相互对立中解放出来。阿尤布·汗的这一建议赢得了艾森豪威尔的好感和支持。[12]

  1961年,民主党人约翰·肯尼迪进入白宫执政,新政府准备在第三世界更积极地同苏联进行争夺,他们比共和党政府更看重印度的地位和作用。经过阿尤布的努力,虽然肯尼迪总统同意继续向巴基斯坦提供军事援助,但由于中印关系持续恶化,印度得到美国越来越多的重视。这种局面使巴开始意识到,它依靠美国来取得对印度的力量平衡的想法已不太容易实现了。

  1959年以后,中国加快了同缅甸及尼泊尔的边界谈判。1959年10月,巴基斯坦政府提出了划分巴占克什米尔与中国新疆之间的边界的可能。中国政府没有立即同意与巴基斯坦讨论边界问题。中国对前一段时期的中巴关系相当不满。在中国的联合国席位问题上,巴基斯坦一直跟随美国的立场投票。在1959年它又积极加入了中央条约组织。它还在很多国际场合采取反共和反华立场,包括在西藏问题上指责中国。中国对巴提出的南亚联合防御的计划更是不满。1959年7月,中国就巴在台湾和联合国问题的立场向巴方提出过抗议,7月23日,《人民日报》批评说,巴允许美国运用军事力量和在巴建立军事基地,这是对苏、中、印、阿富汗及其他亚洲国家的严重威胁。[13] 显然,这一时期中国还是从“两大阵营”的角度考虑问题。

  随着中国同印度的关系渐渐陷入僵局,巴基斯坦同中国改善关系要求更为明确起来。1961年12月,中国外交部就中印边界问题发表了声明。《人民日报》还发表了题为“尼赫鲁策动的印度反华运动的真相”的社论。1962年2月巴向中国进一步发出要求谈判边界问题的信号。3月,巴方就这一问题向美国作了通报。根据副外长祖菲克·A·布托的说法,巴基斯坦开始只打算解决部分有争议的地区。后来,它认为最好还是解决从阿巴边界到克什尔尔印巴停火线的全部中巴边界问题。巴基斯坦向美国解释说,它的打算是以实际控制线为基础确定中巴两国的临时边界,使双方军队不进入对方一侧。巴方准备将法律问题,也就是边界的最后划分先搁在一边。[14] 显然这是一个实际的做法,巴方也许不想因为同中国签订正式条约而受到美国指责。而且,那样做也会使印巴关系更为复杂化。

  巴基斯坦的亲美政策也受到了苏联的压力。50年代后期,美国在巴基斯坦白沙瓦建立了电子情报侦察基地,美国U-2型侦察机从这儿进入苏联和中国进行侦察。苏联先是认为这里是美国的火箭基地,后来才了解它的真实用途。1960年5月,从白沙瓦起飞的一架U-2专机在苏联上空被击落,美国飞行员也被俘。这一事件使巴基斯坦面临困境。赫鲁晓夫在一次外交招待会上,专门把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大使拉到一起,问道“白沙瓦在哪儿?我们已经专门在地图上把它红线圈起来。”当巴大使说它位于巴基斯坦北部后,阿富汗大使却故意说白沙瓦是在“被占领的巴克图尼斯坦”,这显然是普什图分裂运动的说法,但赫鲁晓夫立刻接口说,“对,它是在被占领的巴克图尼斯坦,你可以把这一点告诉你的政府。”[15] 面对苏联的强大压力,美国并没有对巴表示特别的支持。 

  1961年3月,阿尤布在伦敦表示,巴基斯坦将在联合国支持接纳中国的议案。这一年秋,巴在联合国表决时对恢复中国地位的议案投了赞成票,而对美国阻挠中国进入联合国的议案投了弃权票。巴基斯坦的这一变化引起了中国的注意。1961年12月,中国表示愿意同巴基斯坦谈判解决边界问题。1962年5月,中国和巴基斯坦政府宣布,两国同意将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同一个月,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召开了一次高层次内阁会议,军队与政府官员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对巴基斯坦的对外政策进行了全面的回顾。不久后召开的国民大会上,一些与会者也批评西方没有支持巴在国际事务上立场,还有人提出应当与意识形态不同的中国和平共处。[16]

  巴基斯坦进行政策调整的原因很简单,阿尤布政府认为,巴基斯坦亲西方的政策没有帮助它实现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解决克什米尔争端,尽管美国为巴提供了一些军事和经济援助。1960年,巴方曾经将这一问题带上联合国讨论,令他们失望的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并没有积极支持巴基斯坦的立场。联合国的有关讨论也没有产生巴想见到的后果。巴舆论开始批评美国没有向印度施加足够的压力。在此同时,中印关系的紧张使巴政府识到,中国和巴基斯坦可能有地缘政治方面的共同利益。

  这一时期中国已敏感地察觉到了南亚国际形势中的地缘政治特点。中国开始认识到,南亚的国际局势不一定受到冷战格局的支配,巴基斯坦可能采取更为独立的立场。1962年3月,周恩来对巴基斯坦大使毕尔·阿里·拉希迪说,国家无论大小都要友好,中巴友好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期的。“巴基斯坦同邻国的纠纷要直接解决,无须第三国介入和插手。”周说:“如果巴能减低同周围国家的紧张气氛,腾出手来搞建设,这有利于国家独立和人民幸福。”[17]周的态度表明,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态度有了重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