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说:“斯大林今天活着,而明天将会死去,但苏中人民的友谊将永存”

  在约•维•斯大林去世前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曾访问莫斯科。他受毛泽东的委托,会见斯大林并与之就苏方大规模地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工业化达成了协议。

  那时我在苏联对外贸易部工作,任副部长,主管对外经济联络工作。由我领导的管理局和联合公司,负责解决国外工业企业的设计、建设和设备问题。因此,我被邀请参加了周恩来与斯大林的会见。

  在准备参加会见这种情况下,我总是先到自己的顶头上司——对外贸易部部长阿•伊•米高扬那里。从1951年起,他失去了斯大林的宠信。所以,我在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面前感到非常尴尬。原因是最近几个月,我的姓名越来越经常地出现在报纸重要的正式报道中,然而报刊对他,如同对于也已经失宠的克•叶•伏罗希洛夫一样,几乎只字不提。

  每次我都是详细地向米高扬报告克里姆林宫例行会谈的情况,而他也总是静心考虑问题的实质,并给予最具实质性的建议。但是他从来不曾向我暗示过,是他把我带进了斯大林的视野。

  事情是这样的:1945—1950年,在我任苏联驻德军事管制局第一副长官时,我向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呈送了一份由苏德专家按我的指示编写的德国高速公路建设经验的材料,我们甚至已拍摄了可资借鉴的电影。德国的道路至今仍是世界上最好的,而俄罗斯的则刚好相反。  但在战后的那些年代,苏联大规模的筑路,主要由内务人民委员部负责,并用苏联囚犯和外国战俘的劳力来铺修。在外行领导下,他们利用沉重的手工劳动和强迫劳动的结果,无论在劳动生产力方面,还是在道路的质量方面,都很糟糕。我们提供的材料表明,自由的人在正确的工程组织之下,工作有高质量并且效率极高。我们提供的计算数据和电影驳倒了贝利亚主管部门主张的通过对几十万人实行强迫劳动来修路的论据。我明白这可能意味着什么,但我从不考虑对自己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

  所以,当我1950年回到莫斯科发现我们的材料被“束之高阁”后,我没有感到奇怪,虽然也为此担心过。其实,大量缴获的珍贵的最新科技资料和工业说明书,包括苏联驻德管制局经济业务处在德国搜集到的和寄往莫斯科的专利资料的命运也是如此。而搜集和利用这些资料完全符合各盟国要求战争赔偿的做法。美国人和英国人广泛公布了这一当时最新的科技情报,举办专利,发现和发明专门展销会,积极吸收德国专家完成和运用这些专利、发现和发明。早在英美军队在欧洲登陆之前,他们就建立了这种科技情报的专门搜集部门,并配备了英美军队的专业人员。结果,西方盟国单靠掠夺和利用所缴获的科技情报,就获得了50多亿美元的收入。

  苏联保密机关和主管部门的保密员则不知把我们当时搞到手的几乎全部科技情报藏到哪里去了,不让苏联科技界接触,致使我国经济损失了那么多数目的美元。现在,当我想起我所看到的不知为何要向自己保密的苏联和外国的科技、经济、医学和其他所有情报时,更不用提为此而掉脑袋的那些人,我就知道,谁首先要对我们此后落后于西方负责。许多部委都有过错,它们应该弄清楚这些数量众多的材料,但不知为何没有这样做。

  关于建设高速公路的材料我终于查到了,并呈报了米高扬。他立即亲自对此作了研究,经考虑后,嘱咐在附函上印上:呈送“维•维•斯大林同志”,而不是呈送给“部长会议主席团”,并命令我亲自签发。正如我后来听到的,斯大林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为了开展这项工作,我们提出了提供全部必需设备和水泥厂,在苏联组织建设高速公路的完整方案。这个方案含有说明68种全套筑路设备和与此相关的水泥厂所必须具备的生产能力的64卷技术资料。但内务人民委员部拒绝了我们的建议,我们唯一的办法是,提供48家水泥厂的设备作为战争赔偿。但没有一家这样的水泥厂是用于高速公路建设的。

  正是由于修建高速公路建设的这段历史,使我成了米高扬的副手,而后又使我从他的办公室到了克里姆林宫的叶卡捷琳娜大厅,与斯大林和周恩来同坐一桌。

  苏联领导人不想让这次会见具有官方会谈的性质。在克里姆林宫的叶卡捷琳娜大厅为周恩来举行了约12人参加的小型宴会,不论在宴会的开始,还是在宴会的结束,都没有隆重的礼节性的祝词。在互致问候和周恩来转达毛泽东祝斯大林成功和身体健康的祝愿后,实质性的席间交流便开始了。
  看起来,斯大林的脸色很不好,面呈土色,且有色斑。当中国客人举杯祝他健康时,他有些抑郁地回答说:“斯大林今天活着,而明天将会死去,但苏中人民的友谊将永存。”——他举起杯子说:“应该为苏联人民同中国人民的友谊干杯。苏联人民在苏中关系的发展上,从来不是冷淡的旁观者。贯穿着苏中关系历史的是,为我们两国人民间友谊和合作的积极斗争。”

  周恩来在答词中强调指出,我们两国人民间的友谊在争取民族解放、社会主义、世界和平的共同斗争中日益巩固,它因1950年2月签订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而更加巩固。按照他的说法,这一条约显示了已为历史所证明的苏中人民根本利益的一致性。

  他特别指出,没有苏联粉碎日本关东军和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武器弹药的帮助,中国人民受外来压迫不知还要多久。

  接着周恩来通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55—1960年国民经济五年发展计划的制定情况,工业化问题在计划中占主要地位。中国总理确信,工业化问题,没有苏联方面的大规模援助是解决不了的。

周恩来提出141项重大建设项目,苏联专家一个月里飞来飞去在中国考察

  他说:“有鉴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毛泽东同志本人委托我向您,斯大林同志,并请您委托主管单位接待我方以副总理李富春同志为首的代表团。代表团将提出我们全部请求。……代表团将有权同苏联机构谈判这一问题,请苏联机构完成设计工作,在提供成套设备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能炼1300万吨钢、年生产力为4600万吨煤和油页岩,其中包括两座露天采矿场的生产设备,对建设总装机容量为4700万千瓦的电站以及一系列有色金属企业和化学工业企业、机械制造厂和国防工厂等方面提供技术援助。”

  斯大林说,他已委托苏联对外贸易部接待中国代表团和会同有关工业部一起进行会谈。同时,他强调指出,他所同意的会谈暂时只具有原则性。他当场大声地估量了一下中方所提出的援助量:“仅冶金业一项,为保证年产1300万吨钢,就要在中国建立大约相当于我国三、四个‘马格尼特卡’钢铁厂”。而且他还指出,苏联还在进行恢复被法西斯德国军事行动所破坏的国民经济的巨大工作,这不能不加以考虑。

  在继续交换意见的过程中,斯大林还指出,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干线大大超载,应该考虑一下,绕过西伯利亚,建设一条直达苏中首都的铁路干线。他含蓄地指出:“如果看一下中国地图的话,那么,我们就看见,中国发达的铁路干线和交通线,都在距苏联相对远的地方。它们通向太平洋和与太平洋毗连的各海的港口,中国过去就是通过这些港口同日本、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进行一此贸易往来的。”

  宴会结束后,斯大林邀请大家欣赏电影《阳光灿烂的格鲁吉亚》和其他影片。大家沿着长长的走廊走向电影厅,电影厅里摆放着小圆桌和小沙发椅。

  当斯大林、周恩来和译员在其中的一张小圆桌旁坐下,其余人员在另一些小圆桌旁坐下后,电影便开始放映。后来有人问我通报说,斯大林和周恩来在观看电影和休息时讨论了有关旅顺和1897—1903年俄国修建的中长铁路的问题以及苏联雇用中国工人恢复被法西斯分子破坏的城市和地区的可能性。中方提议向苏联派建遣25万人或更多些。周恩来说:“你们帮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我们帮助你们建设共产主义的苏联。”但斯大林不同意这一提议。  经济会谈就此结束。我把会谈内容报告给了米高扬并得到指示,要等待中方下一步的具体行动。

  在斯大林去世后的1953年5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副总理、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为首的庞大的中国经留代表团访问莫斯科。代表团成员有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技术顾问和业务熟练的专家。代表团的主要成员下榻在“苏维埃”宾馆,因为该宾馆设备齐全,便于会谈。就这样开始了起草在中国建设约150项特大型工业企业和其他项目协定的准备工作,这些企业和项目是中国工业强大起来的基础。

  苏联政府委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领导谈判,委托我直接进行谈判,并承担设计工作,供应成套固定设备和对建设提供技术援助的有关部委参加谈判,这就是要起草的苏联协定。

  我同李富春每周三会谈一次。一周的其余时间由苏联机构的代表和中国代表团的代表进行谈判,在这个部或那个部或设计院具体商讨每个项目的技术问题。这种工作方法持续了一年多,在整个这段时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计委主任一直在莫斯科。

  中方希望在1955—1960年的五年期间,依靠苏联的援助,重建或改建141项主要大型工业企业和电站:

  ——10座全生产周期的钢铁工业联合企业,包括年生产能力为250——320万吨钢的几座工厂;
  ——12座各种有色冶金企业;
  ——年总生产能力为2500万吨煤的21座煤矿和造煤厂;
  ——年总生产能力为2200万吨的两座露天采煤和采油页岩场;
  ——16座石油加工工业、石油化学工业和化学工业企业;
  ——11座机器制造厂,其中包括1座汽车厂和1座拖拉机厂。

  此外还有许多国防工业项目,包括坦克制造厂和飞机制造厂。

  最初,谈判进行的非常困难,因为中方建议繁多,原始资料准备不足和对设计、供货的要求期限短,这些在谈判中都造成了相当大的困难,何况这中间还有不太清楚的外交上的麻烦。在同李富春每次会谈后,我都请求中方以书面形式对协商一致的问题提出申请书,但在以后的会谈中,李富春照样还是仅以口头形式重申自己的意见,任何书面申请和文件都不提出。

  每次同李富春会谈的情况,我都详细地通报给米高扬。我和他发现,中方的谈判方式是,让苏方提出苏联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化的方面和范围的决定,并由苏方承担这些决定的责任。按照我的请求,米高扬就谈判进程两次会见了李富春,并对中方没有提出书面建议表示困惑不解,但这种口头方式的谈判经历有增无减。

  尽管,中国人为设计如此大而复杂的项目所提供的原始资料根据不足造成了许多困难,我们还是继续谈判,寻找起草协议的可能办法。例如,不论是就建设冶金周期钢生产能力为320万吨的华北戈壁地区的钢铁联合企业,还是就东川有色金属联合企业,包括矿井和造矿厂,生产能力为300万吨石油以石油加工厂,也不论是就兰州年生产能力为15万吨的合成橡胶厂,还是就黄河、富春江、鸭绿江和渠江上的四座水电站,都坚持着进行了谈判。当然,为了解决复杂的技术依据问题,我和各设计院的总工程师小组被派往中华人民共和国,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机构的代表,从一个项目地飞往另一个项目地进行考察。通常,我们都是白天工作,晚上休息,而早上我们再飞往下一个项目地实地考察。

  这是一项非常困难而又责任重大的使命。一到工作地点,我们就要立即作出主要的工程决策,确定这个或那个项目行不行,应该不应该将其列入协定。工作、谈判和飞行,下榻地和气候的不断变换、变化,搞得大家精疲力竭,以致中国同志也并非都能把这次出差坚持到底。再加上伙食也不习惯。在第一次飞离北京时,我们说好,要尝尝地方饭菜。起初,我们对此都有兴趣,没给中方造成任何困难。但在为中国菜的种类和味道拍手叫好的人中,有些苏联专家靠的每天饮100克白兰地酒来坚持吃中国菜,而没有犯肠胃病。

  起先,苏联对外留易部工程技术管理局局长科雷巴诺夫对我们由北京飞到齐齐哈尔,由齐齐哈尔飞到兰州,由兰州飞到武汉,由武汉飞到上海等地一路上吃些什么曾想详细地记录一下。但到第五天他就放弃了这个念头,只是在自己的旅途日记本里写上:“大家吃了一块地上走的、跑的、爬的,水中游的,天上飞的还有根本不知从哪儿弄来的东西。但所有这些菜肴都是用各种调料精致烹饪出来的。”

  1953年11月,我们代表团由中国回到国内,就准备好的和无争议的项目作出决定,开始签订合同和就准备经济合作总协定全面开展今后的工作。为了顺利解决设备问题,我们打算就少量转手出口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设备的可能性问题,同他们进行谈判,但中方的口头谈判形式依旧继续着。

赫鲁晓夫有一个一揽子援助计划,他想要给北京的国庆节送上一份厚礼

  1954年之初,周恩来由巴黎回北京的途中,在莫斯科作短暂停留,并会见赫鲁晓夫。一天后,赫鲁晓夫把米高扬和我叫去,要我们详细地向他汇报同中国代表团谈判的进展情况。在听取我们汇报前,他告诉我们说,周恩来请他加快大规模援助中国建设重工业项目的谈判步伐。

  周恩来告诉他说,由李富春率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已经会同苏联机构做了大量工作。但从政治上考虑,加快协定签订的准备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因为1954年9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开始庆祝她成立五周年,计划邀请有许多国家元首率领的代表团,首先是苏联代表团参加中国人民这一极其重大的事件。中国领导认为,在高层访问前或访问时签订经济协定以及把大连、旅顺和中长铁路交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政治上是特别重要的。

  根据赫鲁晓夫的口气判断,由于同周恩来的会谈(这次会谈苏联经济人士谁也没有参加),他形成了一种看法,认为不是中方,而是我和米高扬影响了经济决策。我们也感到:中国客人利用逗留的时间给苏联新领导人造成一种印象,即大规模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而不是谈判问题,在极短的时间内已由他的前任不是在原则上,而是完全地和在一切最复杂的具体细节上都解决了。看来,周恩来在这里得到了赫鲁晓夫的保证,即苏方将履行其事实上已承担的义务。

  在这里只有我和米高扬知道李富春口头外交的含义,他打算在政治上解决对苏联从经济方面来说非常复杂的技术上还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赫鲁晓夫只看事情在外交政策上的意义,而根本不考虑事情的规模、困难和问题就作出了决定。我们手头既没有中方的申请和其他文件,也没有书面计算资料,我们只能以空话来对付赫鲁晓夫。有鉴于此,富有经验的米高扬主张以沉默来对待这件事。

  赫鲁晓夫第一次审理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关系问题就是这样开始的。他态度很坚决,坚持要求得到每个项目实施时可能失败的原因或它对本国经济造成后果的几乎全部理由。他对长江大桥建设的独到设计,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兰州——乌鲁木齐——阿拉木图铁路建设计划和苏中首都之间直达交通计划等,尤其激起了他的巨大热忱。那时人们把这条干线称为莫斯科——北京直达列车。

  在讨论过程中,我一次又一次地提请第一书记注意我国重型机械制造业的有限能力。我的理由越来越使赫鲁晓夫生气,对此他总是毫不客气地、无根据地加以拒绝。显然,他已经事先决定,9月份他将率领苏联代表团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届时他要在那里宣布发展苏中联系的重大计划。我知道,赫鲁晓夫是那样一种人,他善于接受新事物,非常有魄力,也很固执。但他不善于倾听反面意见和不能容忍提这种意见的人。在首次同他交谈后我便知道,实际上,我对我的意见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最终,我和米高扬弄清楚了,赫鲁晓夫有一个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谈判的个人计划,而且是一个规模广泛的计划。这就是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一项内容广泛的经济协定的计划。这些内容是,由苏联按照自己的设计和工艺、在苏联固定义务的基础上,援助中国建设大约140项大型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企业;这就是提供非常优惠的贷款计划。计划在国民经济各部门签订两国间的科技合作协定,包括苏联同意参加建立中国的核物理科学试验基地和为这些目的提供试验用的原子核反应堆;计划签订以建设阿拉木图——乌鲁木齐——兰州(莫斯科——北京)铁路和在中蒙境内建设至乌兰巴托铁路(这条铁路将连接由乌兰巴托至苏联境内的铁路)的方式,发展苏中交通线协定;计划签订完全的和实际上是无偿将中长铁路和旅顺海军基地以及苏中合营股份公司交还给中方的协定。

  赫鲁晓夫认为,我们的讨论(更像其独白)结束了。这时我再次试着对其所说的内容作总结:这样,在总协定里应该包括22座大型钢铁厂和有色冶金厂、23座矿井和其他煤炭企业,其中包括两座重型单件设备的露天采煤和采油负岩场、11座生产能力庞大的化学工厂和4座热电站和水电站。这些项目是协定的中心问题和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