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中国人参加的朝鲜战争中,除了最初几个月的时间双方真正是在作战以外,从1951年下半年开始,一直到1953年7月战争结束,双方基本上是处在一个打打谈谈的状态之中。其中,谈的时间远比打的时间长。因此,研究朝鲜战争,必须要研究朝鲜战争停战的过程。朝鲜战争停战谈判的开始及其经过艰难曲折最后取得成功,自然是战争双方反复努力的结果,但是这种努力背后的情况却是千差万别的。对于中共中央来说,它对停战谈判的态度就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了解这一变化的来龙去脉及其原因,理应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中国介入这场战争背后那些更为复杂的历史因素。

斯大林对联合国干预的应对策略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时,斯大林显然过高地估计了经过苏联顾问计算的北朝鲜军队的军事能力,以至竟没有考虑到应当采取适当的外交手段来阻止可能的国际干预。事实上,还在1月底,他就以抗议美国等国拒绝驱逐国民党和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名义,要求他的代表离开了联合国。对他来说,此举也许能够避免苏联在联合国公开卷入争论,从而引发有关苏联与战争关系的不恰当联想。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美国并不在意苏联对战争会做何种反应,几乎当天就做出了干预战争的决定。不仅如此,美国还利用其影响下的联合国多数成员国的理解和支持,在在7月初的安理会上轻而易举地通过了一系列不利于北朝鲜的决议。包括组成联合国军司令部,指挥各国军队直接干预朝鲜战争,以援助刚刚加入联合国的韩国政府。对于这一严重事态,苏联因为没有代表在联合国安理会,竟然失去了利用其否决权加以阻挠的重要外交机会。

当然,联合国的介入对于共产党人并非都是坏事。这是因为,在联合国的成员国中间,毕竟并不都那么赞同美国的军事干预政策,这就给了苏联重回联合国,发挥其外交影响力,以牵制美国军事干预计划的机会。苏联方面首先试探着利用英美之间的矛盾,推动英国出面提出和平调停的建议。此举遭到了英国的拒绝,而印度驻苏联大使却表现出了积极的态度。他随后以个人身份提议由美、苏、印三国组成朝鲜问题委员会,共同审议和调停朝鲜战争。对此,斯大林给予了相当的重视。苏联副外长葛罗米柯因此出面代表苏联政府表示了欢迎的态度。他告诉印度大使说,苏联的建议是:这件事应当在有中国和北朝鲜代表参加的情况下,由五大国代表协商解决。而为了更有效地发挥其外交方面的影响力,斯大林迅速决定利用8月苏联代表担任安理会主席的机会,重返联合国,以便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的议事章程,在朝鲜问题的讨论中发挥作用。

但是,斯大林的这些反应根本上都不是想要促成朝鲜停战。按照最初的军事计划,北朝鲜人民军应当能够在一个月之内解决问题,在此期间美国或者是联合国军应当难以做好大举干预的军事准备。正因为如此,斯大林在7月间继续对战争保持乐观的看法。他对美军介入在军事上所做的准备,仅仅是同意向北朝鲜人民军前线司令部派出“穿着文职人员的服装,作为《真理报》的新闻记者”的军事顾问,以便加强部队的有效指挥力量,同时赞同中国政府关于“集中9个中国师在中朝边境”,以便战争发生意外时能够迅速“入朝作战”的建议。直至8月底,北朝鲜人民军的推进在釜山一带受到美军的顽强阻击,陷入僵局,他依旧继续给金日成打气,声称:“苏共中央毫不怀疑,外国干涉者将很快地被赶出朝鲜。”
8月,苏联代表重新回到联合国安理会并出任主席。他对朝鲜停战问题提出了两项先决条件,即:第一,必须考虑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以及朝鲜人民的代表参加;第二,外国军队应当撤出朝鲜半岛。与此同时,他还要求撤销在苏联代表缺席时安理会就朝鲜问题作出的各项决议。显而易见,苏联人并不指望这些要求能够取得联合国多数成员国的赞同。苏联代表的努力唯一取得收获的,是9月29日安理会通过了一项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讨论有关美国侵略台湾问题的议案。

9月29日安理会通过上述议案的时候,北朝鲜的军事形势已经随着15日美军在仁川成功登陆而全面恶化。但即便如此,斯大林也并不指望能够在联合国阻止麦克阿瑟向北朝鲜推进。他显然更希望中国能够按照它所做出的承诺,出兵援助朝鲜。因此,苏联政府这时并没有设法提出一个能够被联合国安理会接受来作为讨论基础的和平方案。它坚持主张:朝鲜半岛的交战双方应立即停止敌对行动,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然后由北朝鲜的最高会议和南朝鲜的国会作为代表组成选举委员会,在联合国的监督下通过选举组成统一的朝鲜政府。而在实际上,斯大林在莫斯科明白告诉来访的周恩来和林彪:现在局势下没有别的办法,或者你们出兵把美国人顶回去,或者你们让金日成的人撤到你们的东北去建立流亡政府,二者必居其一。结果,事情正如斯大林所估计的,在麦克阿瑟指挥下的联合国军对苏联的劝告置之不理,必欲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上来,中国人被迫出兵援朝。

毛泽东的作战目标?

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出动,无疑带有不得已的性质。毛泽东用来劝说多数领导人的理由主要是两点,一是基于道义和感情的因素,因为都是共产党人,过去金日成等朝鲜同志曾长期与中共并肩作战,因此反复讲:“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二是迫于国家利益受到威胁,因为北朝鲜毗邻中国重工业基地东北三省,因而强调对朝鲜不能不帮,让美国人骑到鸭绿江边来,就会威胁我们,无论对朝鲜,对中国,对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

但是,从志愿军参战之日起,中共中央,特别是毛泽东本人,仍多少抱定了要在军事上解决问题的想法。还在10月2日,毛泽东最初起草给斯大林的复电,准备表明自己的态度时,他就详尽地说明过自己对这场战争的态度。他的观点很清楚:“既然决定出动中国军队到朝鲜和美国人作战,第一,就要能解决问题,即要准备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第二,既然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和美国军队打起来(虽然我们用的是志愿军名义),就要准备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就要准备美国至少可能使用其空军轰炸中国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使用其海军攻击沿海地带。”而在毛泽东看来,“只要我军能在朝境内歼灭美国军队,主要地是歼灭其第八军(美国的一个有战斗力的老军),则第二个问题(美国和中国宣战)的严重性虽然依然存在,但是,那时的形势就变为于革命阵线和中国革命都是有利的了。”毛泽东虽然注意到朝鲜战争有“两军相持成为僵局”的可能性,但他显然更看好“以战胜美军的结果而在事实上结束”战争的可能性。毛泽东提到的唯一困难,就是志愿军的武器装备与美军相比差距过大。因此,他的意见是,志愿军出动后,“第一时期只打防御战,歼灭小股敌人,弄清各方面情况,一面等候苏联武器到达,并将我军装备起来,然后配合朝鲜同志举行反攻,歼灭美国侵略军。”十分明显,毛泽东这时是以彻底战胜和驱逐美军为目标的。

当然,长期从事战争指挥的经历,也使毛泽东能够对军事形势做相当冷静的判断。比如在志愿军入朝之初,即第一次战役打响之前,毛泽东就曾专门分析过可能影响朝鲜战局结果的三大因素。“第一是目前正在部署的战役是否能利用敌人完全没有料到的突然性全歼两个三个甚至四个伪军师(伪三师将随伪六师后跟进,伪一师亦可能增援)。”此战如果是一个大胜仗,在现有兵力的条件下,敌人将立即处于被动地位。否则形势将改到于敌有利。“第二是敌人飞机杀伤我之人员妨碍我之活动究竟有多大。如果我能利用夜间行军作战做到很熟练的程度,敌人虽有大量飞机仍不能给我太大的杀伤和妨碍,则我军可以继续进行野战及打许多孤立据点,即是说,除平壤、元山、汉城、大邱、山峰在城市及其附近地区我无飞机无法进攻外,其余地方的敌人都可能被我各个歼灭,即使美国再增几个师来,我也可各个歼灭之。”如果敌人飞机对我的伤亡和妨碍大得使我无法进行有利的作战,则在我飞机条件尚未具备的半年至一年内我军将处于很困难的地位。“第三,如果美国再调五个至十个师来朝鲜,而在这以前我军又未能在运动战中及打孤立据点的作战中歼灭几个美国师及几个伪军师,则形势也将于我不利。”但显而易见的是,毛泽东内心里对战争的前途仍是相当乐观的。他明确强调:“我们应当力争此次战役的完满胜利,力争在敌机炸扰下仍能保持旺盛的士气进行有力的作战,力争在敌人从美国或他处增调兵力到朝鲜以前多歼灭几部分敌人的兵力,使其增补赶不上损失。总之我们应当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

志愿军入朝作战头两次战役的胜利,在相当程度上印证了毛泽东的乐观估计。尽管在战役开始之际,毛泽东还在主张保持谨慎的战法,尤其主张暂时避开美英军队,以免被其胶着,至少应当做到先打韩国军队,然后再打美英军。但眼见战役展开顺利,他的胃口就渐渐地开始变大了。进入到11月以后,他更是接连不断地提出一举歼灭美军几个师的极具想象力的作战目标。他甚至认为:“美国人是可以战胜的,美国军队比起蒋介石的某些能战的军队其战斗力还要差些。”“美英法对我毫无办法,悲观情绪笼罩各国,只要我军多打几个胜仗,歼灭几万敌军,整个国际局势就会改观。”第二次战役发起后,即11月28日,他明确提出:“西线争取歼灭五个美英师及四个南〔朝〕鲜师,东线争取歼灭两个美国师及一个南〔朝〕鲜师”,“此次是我军大举歼敌根本解决朝鲜问题的极好时机”。12月5日夺取北朝鲜首都平壤之后,毛泽东更估计美军将要全面撤退。“至迟我十三兵团到达开城等处迫近汉城时,可以证明”这一情况。

依据上述情况不难判断,毛泽东从志愿军入朝作战以来,始终不曾有过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想法,也不曾准备把自己的作战目标局限在南北朝鲜原来的分界线-三八线上。正因为如此,即使负责前线军事指挥的彭德怀在第二次战役结束之际已经明确提出,对朝鲜战争必须做长期打算,不能急于求成,并考虑在三八线以北休整部队,毛泽东还是明确主张必须打破美英利用人们头脑中三八线的印象“进行其政治宣传,企图诱我停战”的阴谋,否则“必引起资本主义各国甚多揣测,民主阵线各国亦必有些人不以为然,发生许多议论。”为此“我军此时越过三八线再打一仗,然后进行休整是必要的。”当然,他同意,要根本解决朝鲜问题,非“经过严重的斗争”不可,故“速胜的观点是有害的。”但是,他仍然极力强调战争的最终目标,即要迫使美军退出朝鲜半岛。因此,他一面委婉地表示同意彭德怀关于应当主要打伪军打的意见,说“只要能歼灭伪军全部或大部,美军即陷于孤立,不可能长期留在朝鲜。”同时却仍然强调还要歼灭几万美英军,称“如能再歼灭美军几个师,朝鲜问题更好解决。”因为“不歼灭伪军全部至少是其大部,不再歼灭美英军至少四、五万人,朝鲜问题是不能解决的”。

第一次拒绝联合国停火提议的经过

12月5日,眼看志愿军把联合国军打得节节败退,以印度为首的11个中立国家的政府联名向北京发出了呼吁,要求中国和北朝鲜的军队务必停在三八线上,以便终止这场战争。与此同时,印度以及英国在联合国的代表积极活动,一面与刚刚来到联合国的中国代表伍修权频频接触,了解中国方面停战的条件,一面提议建立由联合国大会主席等三人组成朝鲜停火委员会,在朝鲜先停火后谈判。要不要举行停战谈判的问题由此提上了议事日程。

几乎就在印度等国停战呼吁的同时,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已经得到指示,要他向苏联政府探询:在目前形势下,美国有无提出朝鲜停战的可能,应如何应付,志愿军应否越过三八线?中国方面之所以会主动提出这一问题,其实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苏联派驻联合国代表维辛斯基的态度。因为有消息说,维辛斯基倾向于赞同停止在朝鲜的军事行动。对此,葛罗米柯的答复很明确:第一,现在美国方面还没有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意图;第二,鉴于目前军事上的胜利形势,志愿军当然应当“乘热打铁”。随后,苏共中央政治局明确否定了维辛斯基关于应当在朝鲜实现停火的建议。莫斯科的电报指示称:目前的所谓停战提议,多半只是美国为了改变美军在朝鲜战场上的失败局面而采取的缓兵之计。

莫斯科的答复显然符合毛泽东上面的想法。在深入讨论了印度等国关于停火问题的动议和苏联政府对停火问题的态度之后,周恩来于12月7日凌晨3点受命紧急召见了苏联大使,说明了中国方面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周恩来告诉罗申大使说:近来,联合国秘书长、印度、英国和瑞典的代表不止一次地询问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伍修权,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停止在朝鲜的军事行动。中国政府打算答复如下:“在朝鲜的军事行动将在下列条件下停止:

1、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
2、美国军队撤出台湾海峡和台湾岛。
3、朝鲜问题应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
4、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联合国并从联合国驱逐蒋介石的代表。
5、召集四大国外长会议准备对日和约。

如上述五项停止军事行动的条件被采纳,五大国(指美、英、苏、法、中)即可派出自己的代表,以召开签订停战条件的会议”。

对此,莫斯科当然赞成。只是,他们相信,印度等国代表“其实是美国的探路人”,对他们不能过于坦诚,“在汉城尚未解放之前,还不到中国亮出自己所有的牌的时刻。”“况且,中国的五项条件可能被美国利用,去打联合国决议的耳光。不应当给美国这种好处。”斯大林提议,中国方面应该公开表示赞成结束在朝鲜的军事行动,并迫使联合国和美国就此提出具体条件。

12月9日,依照斯大林电报的精神,中国代表伍修权在联大对印度代表表示了愿意看到联合国和美国就停战问题提出具体建议的态度。此举使中立国家代表倍受鼓舞。经过紧张活动后,印度等国提出的停火案在14日的联合国大会上获得通过,随即成立的朝鲜停火三人委员会很快致电中国政府,表示愿意与中国谈判停战问题。

但是,要停战,即使只是要表示赞同停战的意向,就不能不慎重考虑越过三八线的问题。然而在实际上,越过三八线已经成为中苏两国一个既定的方针,全无回旋和犹豫的余地。既然如此,继续与印度等国围绕停战问题进行周旋,看起来就毫无意义。因此,12月22日,就在志愿军准备发起第三次战役,大举越过三八线之际,周恩来受命公开发表声明宣布:中国不会上联合国所谓“停火”方案的当,除非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美国武装撤离台湾海峡,中国政府获得它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否则决不停止战斗。

第二次拒绝联合国停火建议之经过

第三次战役从12月31日起,一直打到1951年1月8日。中朝军队不仅占领了美军的补给基地仁川港和南朝鲜首都汉城,而且把战线向前平均推进了100公里,几乎打到了三七线。这边是斯大林大为兴奋,电贺“这是人民爱国力量对反动力量的伟大胜利”,那边联合国内部停战的呼声却又再度高涨起来。

还在1950年12月29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就通过了一个给麦克阿瑟的秘密指示,要求他准备在一旦战线不守时,务必将部队安全撤出朝鲜。志愿军的第三次战役进攻似乎证实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担心,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后来明确讲,那个时候华盛顿领导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上”。他们不能不一面指示麦克阿瑟作好撤出朝鲜的一切准备,一面被迫表示接受朝鲜停火三人委员会1月11日突然提出来,并且得到英国等国同意的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五步方案。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后来在回忆这段情况时承认,自美国将中国干涉问题列入联合国大会议程以来,它就在不遗余力地试图让联合国通过决议将中国推上“侵略者”的被告席。但军事上的失败和印度等中立国家的停火呼声使得美国政府进退两难。仅仅是出于担心失去联合国多数支持的考虑,国务院煞费苦心地选择了支持三人委员会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五步方案的作法。然而,“我们热切地希望并且相信,中国人会拒绝这个决议,从而我们的盟国会回到比较清醒的立场,并追随我们把中国人作为侵略者进行谴责。”

1月13日,由于美国投了赞成票,联合国第一委员会顺利通过了朝鲜停火三人委员会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五步方案,即(一)立即实现停火;(二)举行一次政治会议以安排恢复和平所应采取的进一步措施;(三)外国军队分阶段撤出朝鲜,并采取措施以实现联合国关于建立统一政府的决议;(四)在实现第三条步骤之前,制定出管理朝鲜和确保朝鲜和平与安全的临时性办法;(五)由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国代表举行会议讨论远东问题,其中包括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