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开放时代》2007年第6期p121-134

  摘要:“气”是人们在村庄生活中,未能达到期待的常识性正义衡平感觉时,针对相关人和事所生发的一种激烈情感,它有身体暴力、语言暴力、上访、自杀等诸种“释放”方式。基于维系村庄共同体的需要,熟人社会中存在着“忍让”意识形态、伦理秩序、面子机制、命运观等对“气”的有力平衡机制。李圩村的经验材料表明,这些平衡机制日益失效,人们越来越肆无忌惮的“释放”“气”,村庄中乖戾之气横行。这必须放到当前中国现代性和伦理变迁的背景下去理解。

  关键词:“气”;村庄生活:“释放”方式;平衡机制;伦理变迁

  一、“生气磨牙”与狭小的村庄生活空间

  李圩村是淮河北岸的一个行政村,由四个杂姓的自然村组成,它是传统的农业型村庄,以种植小麦、玉米、棉花和花生为主,大部分村民的生活都还比较贫穷。相对其它平原地方的聚居状况来说,李圩村村民的居住状况显得非常分散,这可能与当地土地相对较多有关。村民往往是东住一家,西住一家,每家门前都有非常大的院子,院子前和房子后面还有非常大的空地。最初进入村庄,感觉地理空间非常广阔,当时我想,这里应该没有宅基地纠纷吧!在我的印象里,宅基地纠纷比较多的地方应该像华北平原的村落一样,村民们拥挤着居住在大平原的一小块高地上。但事实与我料想的恰恰相反,这里的宅基地纠纷和耕地纠纷都非常多。[1]在调查中,我感觉到李圩村村民的生活空间与本地的地理空间似乎完全相反,显得非常狭小,人们在一个非常狭小的空间中展开频率非常高、标的利益却并不大的争夺。

  在家庭内部,因分家、赡养或者家庭口角直接或间接导致了非常多的纠纷,这种纠纷往往既涉及到代际之间,也涉及到兄弟之间。纠纷常常导致父母的赡养无人过问,生活无人照料。一些纠纷经过村干部和司法所多次调解都无效,甚至闹到法庭也作用甚微。许多父子兄弟因此形同陌路。在一起赡养纠纷中,儿子对父亲上法庭告自己非常不满,在法庭判决他负赡养义务后,每个月他将米和钱送到法庭,再由法庭工作人员送回村庄给住在旁边的父亲,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老父亲去世。在另一起纠纷中,两兄弟都不愿意死去的父亲安葬在自己的承包地里,最后父亲被葬在两家地界的放水沟中间。在家庭生活中,父母与儿子、儿媳之间常常因生活琐事发生争吵,进而发展到儿子、儿媳辱骂甚至殴打父母;更为严重的是,儿媳妇回娘家叫人来“教训”自己的父母,这种事件也颇为常见。[2]在李圩村,父子兄弟关系不好的非常多,比较极端的是,平时见面不讲话,老死不相往来,这种情况大约占了四分之一。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

  在村庄中,村民之间的纠纷也非常多。村治调主任告诉我,他每年亲自调解的纠纷就有大几十起,尤其是农忙的时候,几乎每天都有人来找他。这些纠纷包括宅基地纠纷、耕地纠纷、家禽家畜侵害庄稼、日常口角纠纷等。而治调主任调解的只是纠纷中的一部分,许多纠纷由乡司法所直接调解,另外一些纠纷由当事人通过语言暴力(如骂大街)或身体暴力(殴打)来解决。李圩村的村民常常为了一点小小的口角闹得不可开交,甚至大打出手,邻居、兄弟、堂兄弟之间打得头破血流的事情也不少见。在我调查时,村民李某自己告诉我,他在一次口角中,将自己叔叔的骨头打断,花去医疗费五千多元,他叔叔也不讲情面,通过姻亲关系找到县检察院,两次将他拘捕。此事最终导致了两家力图通过各种资源进行对峙,现在两家老死不相往来。而李某讲述此事时,余气未消。

  村庄中村民与村干部之间的矛盾也比较多。从频次上看,村民与村干部的直接纠纷就不少,最近三年,村民与村干部发生了好几次群体性冲突。而在背地里,经常有村民打电话给媒体反映村干部的相关问题,也发生了多起村民上访的事件。其中有两个村民为了一件事情,到省城、市、县、乡等地方上访了上百次。另外,还有很多次,村民计划上访,却因为一致行动能力不够未能完全付诸实施。村民每天都站在通过村庄的乡村公路上聊天,常常聊到激动处,大家对村干部的做法群情激愤,于是就相约去上访,立刻就有人开来拖拉机,大家一同去找政府,但往往是大家到镇上,大家“冷静”下来后,就各人找理由离开了,于是,群体性上访最终难以动员起来。

  在李圩村调查的日子里,我总是感觉李圩村村民的乖戾之气盛行。事实上,也有很多老干部向我感慨:“现在的人气性大着哩!”在对村民的访谈中,我听到的频率最高的词汇要算是“生气磨牙”了。问村民们家庭关系为什么存在那么多问题,父子兄弟为何会反目,回答常常是:“生气磨牙多了,就容易伤了感情。”问村民们自杀者自杀的理由,回答常常是:“也没什么大事,还不是生气磨牙。”问村民之间为什么闹纠纷,得到的回答也是“生气磨牙”。问上访者为什么坚持上访上百次,他也回答:“我当时很生气!”最初,我对村民们的回答不太在意,但听多了,不由得引起了注意。仔细揣摩,觉得“生气磨牙”这几个字还真很形象,“生气”是李圩村村民生活状态的真实写照,而“磨牙”则形象说明了李圩村生活空间之狭小。村庄狭小的生活空间好似人的口腔,而村民则似其中的牙齿,口腔狭小,牙齿相磨也是理所当然的了。然而,促使人们“磨牙”的“气”又是什么呢?为什么李圩村村民的“气”这么大呢?

  查《现代汉语词典》中的“气”,与我们这里谈论的“气”相关的有以下几条:

  “⑥人的精神状态:勇气/朝气勃勃。⑦人的作风习气:官气/娇气。⑧生气;发怒:他气得直哆嗦。⑨使人生气:故意气他一下/你别气我了!⑩欺负;欺压:挨打受气/再也不受资本家的气了。”[3]

  除去其中的动词用法,“气”指的是人的一种情感状态。按照滋贺秀三的说法,传统中国人的讼争所要维持的是“情理”,即一种“常识性的正义衡平感觉”,同西方人和现代人相比,古代中国人不把争议的标的孤立起来看,而将对立的双方,甚至周围的人的社会关系加以总体全面的考察。[4]也就是说,人们在发生争议时,对争议及其周围的人和社会关系有着某种先在的期待,这种期待构成了“常识性的正义衡平感觉”的基础,也就是其中的“常识性”。因此,在村庄生活中,我们不妨对“气”作如下概括:“气”是人们在村庄生活中,未能达到期待的常识性正义衡平感觉时,针对相关人和事所生发的一种激烈情感。“气”对于当事人是一种极大的心理负担,对于村庄也是一种社会负赘,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排遣、宣泄、释放。

  二、“气”的“释放”方式

  激烈的情感要么不予释放,村民们称其为“忍气吞声”,或“忍下这口气”,但大多数时候,李圩村的村民总会找到释放的渠道。当相关的人和事没有达到期待时,人的情感就不会处于衡平感觉上,就会导致“气”的产生。尽管一些村民基于各种考虑不会发作,但每一次衡平感觉被打破时所产生的“气”都会进入大家的“账本”中,一点一点地积累着。一旦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一般是到了当事人觉得非爆发不可的地步时,那就不是就事论事了,而是要算互相之间长久以来积累的总帐了。这时,长久以来积累的“气”会在瞬间全爆发出来。有时,当某人的行为太过分,对方认为大大违背自己的期待,常识性的衡平感严重倾斜时,那产生的也可能不是细小的“气”,而是非出不可的大“气”了,这时在村庄内外必有一番大的“事件”。

  在村庄中,“气”和村庄生活的其它方面常常纠缠在一起的,一个人有“气”时,应该怎么做,可以怎么做,怎么做的限度在哪里,这些都有特定的规则,未经阐明而村民都很清楚,是一种地方性共识,人们据此知道如何行事,这构成了哈耶克所说的“未经阐明的规则”。[5]在村庄中,生气时如何释放激烈的情感让人感觉有道理,会获得同情,如何释放感情让人感觉过分,从而会受到谴责,村民对此都会有相对一致的看法,这些构成了村庄生活的规则,虽然从来没有被正式宣布过,但大家心里都很明白。为了一点小事都要去争“气”,会被村民看不起,让大家觉得不好相处;而如果一味忍气吞声,任何时候受了气也不声张,同样会被村民看不起,最终往往在村庄中就会落得牛马不如的下场。因此,村庄生活中,既不能睚眦必报,也不能总是忍气吞声。

  在李圩村,村民为了达到常识性正义衡平感觉,从而“释放”“气”,一般会采取下述几种方式,这几种方式往往又纠缠交织在一起。

  一是通过身体暴力解决。这是李圩村的村民经常会采取的方法,人们因口角争议,几句话没有说好,生气了相互之间就会讲狠,气急时常常会作出暴力性反应。当然,这常常是村庄中的强者对弱者采取的方法,弱者一般是不敢“轻举妄动”的,因为动用起暴力来,当时依赖的仅仅是力量对比,吃亏的恐怕还是弱者。正因此,在李圩村,力量强大的家庭和个人与力量弱小者,生“气”的预期和底线是不一样的。力量弱小者的容忍度往往更大些,而力量强大者的往往更容易生“气”,更容易肆无忌惮地通过身体暴力来获取预期的衡平感。

  在李圩村,力量与生“气”预期及“气”的释放方式之间的联系原则似乎被大家认可,尽管他们可能并不认为这就是正义的。村民们都很清楚各自力量的大小,也因此认为一个人对“气”的反应应该与自己的实力相匹配。强者的容忍度小受到大家认可,弱者的容忍度小则被认为是不知天高地厚。尽管如此,这并不是说,强者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将弱者往死里逼,强者占强也有限度。在我的访谈中,村民们在对近来发生的一起暴力冲突的评价中,就强烈谴责强者。李圩村因建造村小学教学楼,至今还欠着本村包工头的承包建筑款,包工头采取了包括以自杀相威胁等很多方法胁迫村委会付款,都无济于事。后来在开学时,他将小学锁起来了,于是很多村民就围到小学门口议论。其中一个村民李某说:“村里的钱也不知道被谁贪污了!”这引发了在一旁的村支书的哥哥的不满,他认为对方是在说自己的弟弟,双方发生争执,后来被村民劝开。但村支书的哥哥回家后,约同老父亲、几个姐夫等人冲到李某家里,将李某兄弟俩打伤。对于此事,村民们认为,村支书的哥哥听到李某的议论,生气和当场质疑都有一定道理,但事后又冲到李某家里进行殴打,则太过分了。

  当然,并不是力量上的强者才会倾向于使用暴力,有时弱者也可能嗜好暴力。因为在暴力上,强者和弱者是可以转变的。在力量不平衡时,强者与弱者的相互转换取决于他们对于暴力所可能造成伤害的容忍预期。强者通常之所以嗜好暴力,是因为他预期自己在暴力冲突中不可能受到大的伤害;而弱者之所以通常回避暴力,则因为他预期自己常常会是暴力冲突的受伤者。然而,如果弱者意识到暴力冲突中自己可能会受到的伤害,并愿意付出受如此伤害的代价,以让强者付出同样甚至更高的伤害代价,这时,强弱关系就有可能被颠倒过来。因为强者使用暴力的预期是自己不受伤害,但一旦他意识到弱者的预期是让自己受到伤害,而不顾成本的“豁出去”,他常常会胆怯,从而作出让步。这就是李圩村村民通常讲的“要命的怕不要命的”,或“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另外,弱者还有其它方式来对付强者,那就是借助其他人的力量,可供借助的力量通常是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实际上,李圩村的村民在看待一个村民的力量时,常常会考虑到人际关系网络因素。因为力量在他们眼中,除了包括个体的身体力量外,还包括小亲族[6]的力量,甚至姻亲和其他社会关系网络的“势力”。近来,李圩村村民借助的力量范围似乎有越来越大的趋势,主要表现为村庄之外的力量介入村庄之内的越来越多。当然,一旦这种力量可以被引入村庄,就不分强者和弱者了,因为大家都可以很容易借助外来的力量,而村庄本身的熟人社会性质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村庄之外的力量被引入村庄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姻亲的介入,主要是争吵生气后,年轻的儿媳妇将娘家人引来殴打、羞辱老父母,这种事情在李圩村已经发生了三四起。例如,张某的娘家奶奶去世,张奔丧回来,没有将孝布收起来,她的婆婆嘀咕了几句,说这样对我们不吉利之类的话。张当时就回娘家,叫上娘家兄弟和近房的五六人来到村里,张的婆婆挨了一些拳脚,鼻青眼肿。二是村庄之外“混混”的介入,主要是村民之间争吵生气后,一方或双方将村庄之外的“混混”引进来教训对方。如村民李甲开着拖拉机在集镇上出了故障,不小心碰伤了同庄的李乙,当时李甲只关注自己的拖拉机维修,而将李乙晾在一边。李乙只受了点皮伤,并无大碍,但事后想起李甲的态度,越想越气,于是找李甲理论,李甲的态度不太好,这让他更加生气,于是李乙在镇上叫了几个“混混”来到庄里,将李甲家锅碗瓢盆全砸烂了。再如,某村民喜欢喝酒闹事,村里有人看不惯,就把外面的“混混”叫来教训他。村里的人也不干预,觉得他活该。这个村民挨了一次打,服输了,就没有以前那么“嚣张”了。

  二是借助语言暴力来解决,俗称“骂大街”或“耍泼”。在李圩村,如果地里遭到小偷光顾,或遭到牲畜侵害,又无法找出小偷或牲畜的主人时,很多村民可能会通过“骂大街”来消解心中的气。但一个村民偶尔“骂大街”还可以,经常骂则会令村民讨厌,从而导致自己在村庄中丧失名誉;而且,通常只有妇女“骂大街”才是可以接受的,男人骂则会遭到村民的耻笑,从而丧失名誉。李圩村有一个男性村民喜欢“骂大街”,村民们都很不喜欢他,他家开的小卖部因此而生意很差,很多村民宁愿走远路到另一个庄上的小卖部去买东西。

  在明确的双方冲突中,“骂大街”通常是弱者使用的消气方法,可以算作“弱者的武器”。在运用语言暴力时,强者和弱者的地位通常会发生转变。因为生气时,村民们采取让自己消气的方法时一般会考虑名誉,通常是在不损害自己名誉的前提下采取行动。然而,如果弱者愿意付出让自己名誉受损的代价,以让强者付出同样的代价,这时,强弱关系就有可能被颠倒过来,这就是李圩村村民通常讲的“要脸的怕不要脸的”。在“骂大街”中,骂的人固然丧失了名誉,但“骂大街”本身会成为村民的笑料,而在笑谈中,被骂的人也同时丧失了名誉。“骂大街”时,一方破口大骂,或者在地上打滚,强行耍赖,使得另一方的家甚至不敢开门。因此,“骂大街”实际上是以一种“作贱”自己的方式侮辱对方,让双方都丧失名誉,从而成为村庄里的闹剧和笑料。在我访谈时,有几个村民津津乐道地给我讲述不久前发生的一起某通奸妇女针对其“奸夫”的“骂大街”事件,讲述中村民既表现出对此妇女的不屑,也表现出了对“奸夫”的嘲笑。

  三是上访、诉讼等。“气”在中国村民的上访、诉讼实践中是一个比较关键的因素,导致了许多人们无法理解的离奇个案。[7]这种“离奇”主要体现在上访成本之高,上访标的之小,两者对比之鲜明。秋菊打官司就属于这种类型。[8]我在李圩村接触了几起旷日持久的上访案,其中最突出的一起案件,当事人在各级政府上访达到上百次,他在上访上投入的精力实在太大,但始终不肯放手,不达目的不肯罢休。另外一起因小事而导致的纠纷诉讼中,一方当事人至少去了法院五十趟,最终从胜诉中得到的受益远远抵不上付出的成本。访谈时,这位当事人对我说:“只要他把钱拿来,我的气出出去了,也就行了。”而在解释当初的起诉行为时,他说:“当时我是弄起气来了。本来派出所处理了,他不给钱,还要说大话,听着就生气。我想,派出所不行,法院还拿你没有办法么?”在李圩村,村民好像很喜欢去上访、诉讼一样,这与当地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太协调。尤其是上访,频率非常高,此外打电话给政府和媒体的情形也非常常见。在访谈中,村干部多次向我抱怨:“这里的老百姓太刁钻,气性大,动不动就上访,就去找政府,找媒体,找上面闹,把问题往外面捅。”

  十九世纪德国法学家耶林说:

  原告为保卫其权利免遭卑劣的蔑视而进行诉讼的目的,并不在于微不足取的标的物,而是为了主张人格本身及其法感情这一理想目的,与这一目的相比,诉讼带来的一切牺牲和劳神对权利人而言,通通无足挂齿——目的补偿了手段。被害人为提起诉讼而奔走呼号,不是为金钱利益,而是为蒙受不法侵害而产生的伦理痛苦。对他而言,所要求的并非单单是返还标的物——此时常常为确认诉讼动机而把标的物事先捐给济贫院——为的是主张自己正当的权利。心灵之声告诫他自己,决不后退,重要的不是区区标的,而是他的人格,他的名誉,他的法感情,他作为人的自尊——即诉讼对他而言,从单纯的利益问题变化为主张人格抑或放弃人格这一问题。[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