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与法律和公共政策

  内容提要:

  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得到有关艾滋病的信息后,当时的政策回应是要拒艾滋病于国门之外。1990年,报告在射吸毒者中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1995年,报告在23个省发现供血(浆)者感染,同年,报告发现母婴传播。1990年报告的感染者人数为493例,至2001年,中国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已被认为达100万。与此同时,在对待艾滋病问题上,中国的法律和政策中充满相互矛盾的规定。当每个人都可能因去医院做手术而感染艾滋病的时候,一种艾滋病恐慌在社会上出现,最典型的表现是主张将艾滋病人隔离起来,对故意传播艾滋病治罪。法律和公共政策必须对此做出回应。

  周教授:谢谢大家。今天下午我们请李楯教授来给做一个关于艾滋病与法律和公共政策的报告,这个讲座是由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中国青年报、青年参考编辑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政策研究所来共同主办,今天下午还多了一个单位,就是我们人民大学学生会也参加了这次主办。这次请的李楯教授是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专家网络负责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政策研究所执行所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今天李楯教授给讲的内容是关于艾滋病。大家知道,艾滋病在我国已经引起了最高领导人江泽民的注意。世界银行行长亲自给江泽民写信,大体的意思是中国艾滋病十分厉害;江泽民回信大体意思是:谢谢你,来电话合作。艾滋病成为了我国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虽然心血管病一年死亡人数达到500万,艾滋病据说才死10万,但心血管疾病不算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而艾滋病已经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

  今天我们有幸请到李楯教授给我们做一个半小时的报告,剩下时间我们再提问和对话。现在请李楯教授报告。

  李楯教授:谢谢大家!我今天在这里讲一下关于艾滋病和法律与公共政策的问题。首先讲一下关于艾滋病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艾滋病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不治之症。人一旦染上这种病毒,没有一种办法可以彻底治愈,现在的一些治疗方法都只是延续病人的生命而已。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很沉重的问题,是一个关系到人的生命的问题。简单地说,世界上从1981年报告这种病到现在为止,已经有2200万人死于艾滋病。到去年年底,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数字(还活着的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和艾滋病病人)有3600万。在中国有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我们究竟如何看待艾滋病在中国传播的情况。到去年年底,官方公布的数字:艾滋病感染者一共是28133人。这是通过我们的防疫部门、通过哨点监测和知道多少人中能检查出来一个、多少人中未检查出来一个所得出来得。不到3万人,不过据说现在的数字已经超过3万了。而这其中的病人(就是说通过医院确诊是艾滋病人,已经发作了)有1208人,死亡的有641人。这就是到去年年底官方公布的数字。但还存在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另外还有一些数字同样是官方公布,但以一种非常特殊的形式公布:据专家估计,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有85万人感染了艾滋病,20万人已经发现是病人,10万人已经死亡;但是没有几个月,就把这个数字提高到100万。当然还有一些别的数字,比如一些国际组织或者一些研究机构推断说现在已经达到150万,甚至更多。这些数字中反映出一个问题,就是说,艾滋病是一种病,无论人们如何看待它,它不像其它一些在社会中属于不合法的行为,比如吸毒。关于这方面政府的数字不准确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发现一个,就要强制戒毒。他不愿意戒毒就会跑。而病人是需要治病的。从我们所掌握的病人的数字(几万人)到官方估计的数字(100万人),两者相差比例太大。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这个数字是如何推算出来的?这个数字如果是确切的,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病人没有去国家的医院治病,去接受检测?当然,他可以到在电线杆上贴广告的游医那里去治病。为什么差别会这么大?另外,这个数字之所以差别这么大,也使我们考虑到一种情况。就是说,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家,对于影响到人们基本健康、社会安全的基本情况,我们的了解还是非常不准确的。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艾滋病和艾滋病问题是两个概念。艾滋病是生物学家、药物学家、医学家去对付的事,而艾滋病问题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问题。所以提到这个问题时,首先要请大家共同考虑,这个问题后面究竟存在哪些需要我们关注的事。

  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谈以下几点。第一点,艾滋病作为一个社会问题,与世界性的贫困和社会不公正是相关联的。艾滋病是否是有贫困和社会不公正所造成的,我们暂且不说。但是艾滋病会加重贫困和社会不公正,这是无可争议的。最近,清华大学的景军教授接受国家国务院扶贫办的委托去河南作调查的时候发现,一个病人至少要连带2.5个人(连他自己3个人)进入贫困状态。我想,这大家都应该可以理解。如果一个家庭有人即使不是得了艾滋病,而是得了其它的大病,医疗费、照顾病人的拖累等方方面面就差不多能把这个家庭给拖跨了。另外,我们再给出一些大的宏观数字。这些年来为了对付艾滋病,整个世界上大致平均每年投入70到100亿美元。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90%以上,甚至95%以上,都在第三世界。而投入到第三世界的资金每年不到10亿美元。所以这里面显然是存在很多问题的,是和世界性的贫困以及社会不公正相关联的。另一方面,艾滋病这个问题出现后,又使我们考虑到一个问题,就是社会对于这种影响这么大的一个问题的回应能力。当这样的问题出现时,政府、国际组织、社会(包括民众)如何去对付,采取了何种方法,反映出我们在很多方面的回应是无效的、迟缓的。比如,在前不久的北京大学医学部研究分会举办的一个活动上,卫生部基供司司长谈到一个问题。他说:“回过头来看,我们当年所采取的政策是比较可笑的。从80年代我们知道有艾滋病这种病以来,我们采取的政策是‘拒艾滋病与国门之外’,就是说铸成新的‘长城’挡住它,不让它进来。”我们有些省还制定了省一级的行政法规,说:“不让它进我们省里来”。有些部门还制定了自己的一些政策、规定,说:“不能让它进入我这个部门来,我这个部门不能有艾滋病感染者,至于外边如何我们不管”。现在看来,这种回应显然是无效的。因为它不但进来了,而且增长得非常快。

  第二点,我们应该考虑如何对待这样的问题。中国从计划经济时代走入市场经济时代,再度从封闭走向开放,重新回归经济业主流。我们在中国形成的和接受的一些基本价值观念、规则与在世界范围中形成的价值观、规则形成冲突。比如从二战之后,我们认识到,我们人类的问题、各种的利益是不同的。我们要协调各种利益,要采取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要尊重每一个人的权利。当艾滋病问题出现时,使我们考虑到,在我们尊重、保护每个人的权利和维护公共卫生两者之间,我们如何处理这种关系?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这就和美国发生的“9.11事件”一样。在这个事件之后,从二战后确立的价值取向和规则受到破坏。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恐怖主义行为?为了反恐,我们是否可以不保护个人的权利和个人的隐私?可不可以过多地干预?政府可不可以随便检查每一个人?可不可以监控每个人的电话?几千年来,我们从靠暴力、战争解决问题,到认识到我们是个多元一体的社会,要尊重每个人的利益,凡是涉及到共同的事情,要协商解决,要协调解释。而现在由于恐怖事件的发生,这样一种规则和理念受到了挑战。

  艾滋病也导致了类似的结果。比如,某个人得了艾滋病,他可能传染给别人。从报纸上我们可以看到,为了别人的安全,避免艾滋病的传播,有少数人提出一些最极端的做法:把所有的艾滋病病人集中到某个孤岛上,孤立起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不可能知道哪一个人有这个病,一旦传染到我身上,我是无辜的。虽然有些艾滋病是通过静脉注射、吸毒和性行为来传染的,这是个体自己的责任。但很多人是被无辜地传染的。比如某个人仅仅是由于得了其它病去医院看病,由于医生在打针或验血时所用的针头不干净,导致了艾滋病的感染。这个人就是无辜的。又比如某人要做手术,需要大量的输血,使用一些血液制品。这就可能导致艾滋病的感染,而谁也不能保证自己一生中不进行这样的手术。因此,一旦被感染,这个人就是一个无辜的被感染者。在现实生活中,绝大数人不吸毒,绝大数人在性行为上是按主流社会的规则进行的,他们该如何去避免被感染这种不治之症呢?所以为了保护大多数人的利益,对于那些占少数的患者(无论是由于自己的责任或者是无辜的),我们是否应该无视他们的利益,或者漠视他们的利益,甚至侵犯他们的权利?

  我们之所以要把这个问题在这里提出,是因为我们长久以来形成的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对每个人权利的保护)和我们最基本的规则受到了挑战。这就引出了我的第三个问题。无论数字的大小多少,也就是说不管是很多人感染了艾滋病或者仅有一个人感染了艾滋病。比如说,全世界已经有2000多万艾滋病人死去,3600万人还活着;中国公布的最大数字:100万人感染、20万人发病、10万人已经死去。这些摆在我们面前的究竟只是数字还是一些活生生的人?这就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作经济分析的人、做宏观规划的人(包括国家决策人)有时候往往看到的是一堆堆的数字?这些数字代表多少?究竟给社会、经济带来多大的损失?比如有中科院院士说,这已经给我们带来了几千个亿的人民币损失了。我们不管如何看待这些数字,甚至对它提出疑问,这只是一种从数字来说明问题的方法。这些数字是要求这个社会来重视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哪怕只是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当我们看到他是像我们一样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我们如何对待他?有没有一种最基本的同情之心?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人权、人道主义;用我们祖先的话来说就是不忍之心、侧隐之心。我们有没有一种关于人和人之间最基本价值层面的考虑?因为有人提出这样一种观点:艾滋病虽然是一种无法治愈的病,但这个病实际上是很难传染的。大家都知道,国内外宣传中的艾滋病一般是通过性行为传染,但性传播的平均概率仅为1/500,也就是说,500次性行为可能有1次传染的机会。如果采取一些措施的话,例如采用安全套,它能够避免90%以上的危险,很难传染。

  从另一方面,很多关于艾滋病的宣传,比如可以和艾滋病人握手、可以和艾滋病人吃饭,为什么我们对他们依然还是不敢接触呢?有这样一件事。有一个级别很高的单位,由于工作需要,请了一个艾滋病感染者来谈谈情况。到了吃午饭的时候,别人都一起吃饭,却给了那个艾滋病感染者一些钱让他自己去吃。原因是这个单位的领导觉得和艾滋病人一起吃饭不舒服。这仅仅是由于不知道艾滋病人吃饭不能传染吗?不是这样的。这是因为即使概率非常低,也可能有被传染的可能。比如给艾滋病人看病的医生,安全设施很好,传染的概率非常低,避免血液接触。但是人的手上可能有很细微的伤口,医生可能察觉不到,在动手术的时候,就会有血液接触。即使危险率极低,是不是100%不会被传染呢?那不见得。在这里我想到当年我应美国政府邀请去考察美国的司法制度的一件事。在美国夏威夷的路边,我看到一座铜像,一名陪同告诉我,那是一个牧师。当年在这里为土著居民传教,同时他也是一个医生。由于当时当地的麻风病很厉害,他在当地为土著居民治疗麻风病。这个牧师每天和土著居民说:“上帝会保佑你们的!”。但有一天他终于说:“上帝会保佑我的!”。这是因为他自己也被传上了这种病。

  这是不是说,一个人要去帮助另一个人的时候,是不是要绝对没有危险时才去帮助别人呢?我觉得我们知道艾滋病的危险,有一种自我保护意识和采取保护措施时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要爱惜生命、尊重生命。无论是别人的生命,还是自己的生命,都要爱惜它,要敬畏它。但是当我们向另外一个困难的、需要帮助的生命伸出手的时候,是不是在绝对没有危险的时候才进行帮助。所以,艾滋病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我们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问题。

  我再谈到一个问题。正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们看到我们曾经出现了非常严重的艾滋病恐慌。比如在北京前一段时间出现的“扎针事件”,事件中的感染者要报复这个社会,拿着带着被艾滋病污染的针,去扎一些无辜的人,要使其他人也感染艾滋病。这造成了非常大的恐慌。同时我们又看到有些人,把艾滋病问题说得十分严重。就像刚才周教授说,艾滋病究竟严重到什么程度?我认为时非常严重的问题,但我们也要准确地认识这个严重程度。据我所知,大概到现在为止,在中国和世界上,排名前10位的死亡都不是艾滋病,都差得很远,甚至和交通事故、工伤、自杀的比率相差得都很远。

  艾滋病是一个需要重视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些人把艾滋病带来的危险过分夸大,我们就要考虑到他究竟是什么目的。甚至我说一句很多人都会骂我的话:“很多人都是在吃艾滋病饭的。”因为不论在国际社会,还是在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的投入越来越大。所以我们在制定法律和政策的时候,要非常准确地把握这个事情在社会中究竟是一种什么状况?即使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它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严重状况?它的现实情况究竟如何?如果我们连这些都搞不清楚,就轻易做出决定,不管这个决定是出于你的感觉、出于你的情绪、出于你的价值判断,还是出于你好像是在某个方面通过很多深入的调查研究所得出来的结论,都不准确。我们只有倾听不同的意见,进行对比,这样做出的最后的决策可能会相对好一些。

  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关于艾滋病的情况。下面我讲第二个问题——法律公共政策。

  在中国,我们从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强调法制。在那时,我们制定了很多法律。现在属于法律系统的,包括从中央的宪法、国务院的行政法规、法规性文件、部委的规章、地方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的规章等一系列法律法规,有效的、可以强制的、普遍适用的、规范性的文件共有1万多件;加上那些适合我国特殊国情的、党的文件、同样是需要遵守的、有效的文件,共有2万多件。非常大的一个体系。但是在这之中,我们大家会注意到有这样一种现象:从92年、93年邓小平南巡到中央决定要搞市场经济之后,就形成了一个大量修改已制定的法律,不但要制定新法律,还要修改已制定的法律。第二个变化是为了加入WTO ,我们修改了大量的法律,尽管现在还没有改完。法律制度为什么要改呢?是因为它不适应于发展,不适应于市场经济,不适应于党后来提出的要执行法治。这就使我们考虑到一个问题,中国社会发展最大的危险就是会出现“有制法而无法治”的现象。就是说,法制制定出来后,法你们的,包括法我。有一个电视剧中有这么一个镜头:一个学生说:“你知道什么是法治吗?那就是你不听话,我就治你。这就叫法治。”我们很多法律是部委机关、行政机关制定出来。全国人大常委办公厅某局长曾公开发表文章说:“立法破权,立法吓人。”而真正在一个法治社会,按我党在中央提出的概念,法律是应该由我国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各部委(包括执政党)只能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行动。那么,作为国家机关,依法行政,违法无效。如果很多规定只是为了管住,那么它距离我们提出的法治,距离就非常远。

  那么这个“法治”是什么概念呢?由于时间关系,我只讲两点。第一点,法律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但是人的基本权利是立法也不能剥夺的。我们知道我国在后一些年代,尤其是在90年代以来,始终强调我国从来是讲人权的。我们已经签署了联合国两个重要的人权国际法律文件。一个叫做《社会经济文化权利公约》,另一个叫做《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第一个不但签署了,而且全国人大已经批准了。第二个签署了,现在还在技术处理过程中。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家中,在联合国签署的文件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批准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所以这只是个时间问题。正如我前面讲的,我们已经接受了作为人类文明遗产的、制度文明和法律文明中的一些重要的准则。也就是说,在艾滋病问题上,我们的一些准则很可能受到挑战,这样一些准则我国已经接受了。这在法制的制定过程中表现出的第一点是:人的基本权利是立法也不能剥夺的。

  第二点是程序重于实体规定、程序的规定,也就是一个程序正义问题。法治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这就是说要实现设计好一个规矩,这个规矩不是针对张三,也不是针对李四。不能像过去国民党时期,蒋介石做主席,主席权利非常大;改林笙做主席,主席的权利非常小。不能因为人、因为事情而改变。这是预设的,主席的权利该多大,就多大。在哲学、法学、伦理学上有很多经典的例子。我们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好几个人要份一张饼。怎么分?怎么能公平呢?有几种办法。一个人说:“找一个道德水准非常高的人,不偏不倚,有他来掌刀切,再分给大家。”另一个说:“要找个技术非常好的人来切。道德好,技术不好,就会切得不公平。”还有人说:“那也不成,我们应该一个人分、两个人监督他。成立一个监督机构来监督他。”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我们制定一种规则,由谁来分都可以。规则是:掌刀的人只能拿最后一块饼。这就是说,这种制度要求他尽量切得公平。只能是尽量而已,因为人世间没有十全十美的事。如果我们有好的制度,就会使我们想做坏事也难。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制度,那么想凭人的品德,做好人也不容易。于是现在就出现了这种情况。现在有些贪官被抓起来关在监狱里,专家说:“你为什么收那么多钱哪?”他回答说:“你不知道啊。每逢年底来的人十分拥挤,送礼的时候是你推我挡。我不要的话,他扔着就跑。”于是说:“你上缴吧。”有些地方的党组织设立廉政账号,据说中央已经取消了这种制度。当送礼的每人都送了一份时,有人不想要这钱,但又不敢交出来,怕得罪人。于是他可以偷偷地把钱存在那个账号里,将来进行调查的时候,他就可以说:“我是收了钱,但是我已经把钱交给党了,存在那个账号里了,可以去查。虽然我不敢用真名,但是某月日我确实存了多少钱,你可以去查。”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当一个好人都难做的时候,那就麻烦了。所以法制就是要建立一种预先设定的制度,这种制度在程序上保障做坏事不容易,使这个社会尽量公正。这就是法治。我们讲法律时,实际上是友好法律、坏法律之分的。很关键的一点是这到底是法治之下的法律,还是一种制法的法律。如果是一种制法的法律,也就是说,,规定是法律就要遵守,写在纸上的法律都要遵守,那就太显而易见了。希特勒的法律和秦始皇的法律是否要遵守呢?法律是有好坏之分的。只有在法治的理念下,这才是一种相对好一点的法律。

上一篇:艾滋病、污名和社会歧视:中国乡村社区中两类人群的一个定量分析

下一篇:八十年代以来我国离婚水平与年龄分布的变动趋势

免责声明:本文仅用于学习和交流目的,不代表素心书斋观点,素心书斋不享任何版权,不担任何版权责任。

 

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战略框架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教授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 年第6 期【内容提要】中国和平崛起理念的提出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代表着中国国际战略思想的重大创新。本文旨在对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战略做出框架性剖析。其主要内容是:从理论角度总结中国国际战略理念的变革,强调中国外交进一步体现“有所作为”的观念之源;提出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战略之核心为积极参与战略;就实施和平崛起的国际战略提出具体政策建议,即强调以发展实力为核心、根据崛起目标调整国家间关系、学会更好地利用国际机制以及国内……去看看

普世文明,还是中国价值?

原载《开放时代》杂志,2010年第5期  内容提要:  近十年的中国思想界,在各种各样的“中国价值”、“中国模式”、“中国主体性”的叙背后,有一个共同的理论预设,这就是对抗普遍理性的历史主义。中国的历史主义从90年代的反西方主义思潮发展而来,在21世纪初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进一步挑战价值性的普世文明,相信历史只是以个性的方式存在,国家乃是个性化的集中体现。它试图发现中国特殊的民族本真性,以对抗西方的文明一元论,然而,历史主义对中国的整体化诠释是暧昧的,在抛弃西方文明中启蒙价值的同……去看看

怀念李慎之先生

请李慎之先生为《哈维尔文集》写序是徐友渔的主意。那是1998年的夏天。我拿着友渔给的电话号码先和李先生通话,先生在电话那头声音洪亮,中气很足,我一时有些吃惊,不能把他和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联系起来。等到了在社科院的办公室里李先生见面,才看出先生实际上比较瘦弱,脸上有明显的老人斑,甚至有点忧郁的气质, 我带去了手头几乎所有关于哈维尔的材料,很多仍然是不完善的译本,比较凌乱,一股脑儿堆放在面前的茶几上。他谈起自己和东欧国家的接触,1956年匈牙利事变时,他每天给中南海准备一份简报,那是用特大号字体排版的。他还问我:“有……去看看

我国宪法文本中作为人权限制理由的四个利益范畴之关系

原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内容提要:我国宪法文本中依次出现了四个限制人权的理由:公共利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集体利益。国家利益是公共利益的形式表达,社会利益是公共利益的实质表达,集体利益是公共利益的除外形态。  关键词:公共利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集体利益  Abstract There are four reasons to restrict human rights in our constitution,public interest ,state interest,social interest and collective interest。State interest is the nominal expression of public interest ,Soci……去看看

中国传统文化信念、人力资本积累与家庭养老保障机制

   2010/07/13
原载《经济研究》2007年第8期  内容提要:本文首先构建一个人力资本积累模型,考察传统文化信念驱动下的家庭养老保障机制以及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对家庭养老和人力资本投资行为进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表明,传统文化信念将后代人力资本积累与父代养老保障有机地联系起来,提供了一种很好的家庭养老保障和人力资本内生积累机制;现收现付型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不利于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其次,本文以我国现实数据为基础进行实证研究,得到结论是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对我国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而家庭养老保障……去看看

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的正当性

2000年2月,德国西门子基金会的迈尔(Heinrich Meier)博士在慕尼黑大学作了"为甚么要政治哲学?"的讲演。同年,迈尔应聘为芝加哥大学Georges Lurcy客座教授,5月到芝大用英文又讲了一次这个题目。《为甚么要政治哲学?》(Warum Politische Philosophie?)就是这篇讲演的内容。有理由断定,《为甚么要政治哲学?》的书名来自施特劳斯(Leo Strauss)这样一句话:"为甚么要哲学?"   现代哲学已经发展到了这样一个地步:哲学或科学本身的意义悬而未决。只要提一个最明显不过的例子即可了然:曾有一段时间,哲学或科学普遍被认为是、或者能够或者应该是社……去看看

后现代社会“大众文化”语境中的“狂欢化”景观

(作者:四川大学)[内容提要]:前苏联文论家巴赫金在研究了拉伯雷的作品之后,提出了“狂欢化诗学”理论。以其颠覆性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我国,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和西方文学思潮的引进,“狂欢化诗学”理论在我国的文论界也产生了影响,并随着“大众文化”的不断扩展和消费社会的无限蔓延而入侵到人们的日常生活。这样一来,人们的生活也被“狂欢化”了,出现了多种狂欢化景观。我试图论述被“狂欢化”了的后现代社会及各种文化现象,从而把文学理论和当代社会联系起来。最后指出:当代社会的人们就是生活……去看看

贾谊美学、哲学思想抉微

1.贾谊研究误区、原因之我见  被有些论者认为是唯物主义的贾谊之“道”,其实质恰恰是唯心主义的。为什么人们长期处于错谬之中而不自知呢?关键在于所凭籍的材料。在研究贾谊美学、哲学思想时,人们大都看重的是其《新书》10卷,特别是第8卷中的《道术》、《六术》和《道德论》等篇目。由于它们完备而集中,引用起来顺手而方便,况且其他地方似乎再也找不到像样而系统的材料,所以,人们宁愿信其真而不愿言其假。其实,就是它们迷惑了不少论者的双眼,不由自主被导入歧途。  近年来,笔者对汉代美学、哲学思想颇感兴趣(出版过一部专著和……去看看

中日关系困境解读

文章来源:《国际论坛》2006年第1期[摘要] “安全困境”是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用以解释国家间关系紧张、对立乃至冲突形成机理的一个基本命题。中日间出现的安全困境是导致当前双方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中日间安全困境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大国崛起背景下的结构性原因,如不加缓解很可能成为两国走向冲突的诱发因素。建构主义理论提示,缓解或争取跳出这种局面的途径,在于培育和形成东亚区域安全共同体。它对于中国的和平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关键词] 大国崛起; 安全困境; 中日关系今年以来,由历史问题所引发的中日官方和民间之……去看看

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

作者:海南师范学院教授  政治思想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是现代社会所特有的概念。它涉及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应当如何才最为合理。也可以说,所谓自由主义,就是关于公民在现代国家享有何种权利与义务的学说。从个人一面看,自由意味着公民在一个特定国家里应当摆脱(liberity)某些状况,免除(freedom)某些状况,和接受某些约束限制(restrain and limit)。从国家一面看,自由主义的国家理论之最基本含义是,国家如何保证公民个人的自由,如何以法律形式限制那些妨碍他人(也就是社会公众)自由的行为。由以上两方面可以看出,个人自由能否……去看看

儒教自由主义的趋向

从工业社会与农业社会的标准来看,二十世纪以前的儒教社会基本上是农业社会;二十世纪以后,这些儒教社会开始向工业社会转变。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东亚儒教社会基本上是资本主义社会,尽管各地资本主义成熟的程度参差不齐。     一、东亚儒教社会形态的演变      东亚的儒教社会,是指那些受儒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较多的国家和地区,主要包括中国大陆、北朝鲜、南韩、日本、台湾、香港、新加坡和越南。从工业社会与农业社会的标准来看,二十世纪以前的儒教社会基本上是农业社会;二十世纪以后,这些儒教社会开始向工业社会转……去看看

农村金融领域“系统性负投资”与民间金融规范化模式

原载《改革》2006年第6期p43~48  金融机构贷款行为的歧视性检测是金融伦理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在各种贷款歧视行为中,“系统性负投资”现象尤其值得关注,所谓“系统性负投资”,是指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从一个地区的居民中获得储蓄,而没有以相应比例向该地区发放贷款。对这种系统性负投资的一个检测方法是审查银行对某个社区的信贷与储蓄的比率(Boatright ,1999)[1].  对农村金融领域“系统性负投资”的研究已经积累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黄季馄(1999)[2]、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01)、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和国家……去看看

苏联领导人确定对华援助问题的内幕

斯大林说:“斯大林今天活着,而明天将会死去,但苏中人民的友谊将永存”  在约•维•斯大林去世前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曾访问莫斯科。他受毛泽东的委托,会见斯大林并与之就苏方大规模地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工业化达成了协议。  那时我在苏联对外贸易部工作,任副部长,主管对外经济联络工作。由我领导的管理局和联合公司,负责解决国外工业企业的设计、建设和设备问题。因此,我被邀请参加了周恩来与斯大林的会见。  在准备参加会见这种情况下,我总是先到自己的顶头上司—&……去看看

中国的银行竞争:机构扩张、工具创新与产权改革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银行业有过两次大规模的竞争。第一次竞争发生在1984年至1997年间,以机构扩张为主要竞争手段;第二次竞争发生在1997年之后,以金融工具创新为主要特征。第一次竞争所依托的是行政层级;第二次竞争主要是对西方现代银行已经发明的金融产品的模仿。中国银行业必须过渡到以投资收益为最终目的、以制度创新为依托的竞争阶段,才能在加入WTO后得以生存和发展。历史表明,没有多元化的股权结构,没有以明晰产权为基础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和激励制度,国有银行的我不“创新”只能停留在模仿阶段,以投资收益为目的的竞……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