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与不信任:转型中国的医疗暴力研究:2000~2006

  原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8年第1期p82-101

  摘要:转型中国的医疗暴力频繁发生。其成因众多,而医患双方及患方对现有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的信任缺失是关键因素。基于丰富的经验材料,本文概括了医疗暴力的特征和类型,并运用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理论,深入分析了医疗暴力与不信任之间的逻辑关联,进而提出制度改进方案,从强化激励和严格惩罚入手,积极培育一种迈向程序正义的过程导向的信任,力求遏制暴力。研究表明,暴力维权的普遍化已成为转型中国纠纷解决的一项重要特征。而下一步理论扩展的方向,则是迈向一种暴力维权的法理学。

  关键词:医疗暴力;暴力维权;纠纷解决;不信任

  收稿日期:2007-10-20

  基金项目: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与和谐社会的建构”(05JZDH004)

  作者简介:徐昕(1970-),男,江西丰城人,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卢荣荣(1983-),女,贵州毕节人,西南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

  Abstract:Medical violence has been frequently occurred in transitionalChina.There exist many reasons for the current situation ,but the criticalfactors are the lack of trust between doctor and patient and patient‘s mistrust about the present medical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Basedon rich experience materials,the paper has summarized the characteristicsand types of medical violence.Meanwhile,the paper has used Giddens'theory of duality of structure to analyze the logical relations betweenmedical violence and mistrust and has put forward the project of systemimprovement ,which starts with strengthening incentive and rigorouspunishment;actively cultivates a process-oriented trust towarding procedurejustice in order to containment medical violence.The studies indicatedthat the generalization of safeguarding rights with violent methods hasbecome an important feature in dispute resolution areas in transitionalChina.Next a theory extended direction might be such kind of jurisprudencetowarding sageguarding rights with violent methods.

  Key Words :Medical violence ;Safeguard rights with violent methods;Dispute resolution ;Lack of trust

  一、问题与方法

  医疗暴力,泛指医疗活动引发的暴力行为,亦称医患暴力或医院暴力。[1]中国近十多年以来,医疗纠纷日益普遍,医疗暴力频繁发生,医患关系不断恶化,矛盾复杂,冲突激烈,已成为转型时期一项突出特征,严重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引起了广泛关注。

  但多数关注仅限于新闻报道,深入的研究几乎付之阙如。通过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www.cnki.net)检索到的医疗暴力专论仅4篇;[2]其他涉及该主题的文献多表现为单纯的案例分析、[3]现状归纳、[4]对策概括[5]或局部建议。[6]这些文献主要关注医疗暴力的危害?成因及对策,原因列举较为粗浅,论证泛化,基本没有理论提升。台湾有人针对医疗暴力现象作过较深入的研究。如游宗宪基于剪报分析与个案访谈发现,病患在医疗纠纷解决中的自力救济是台湾社会的一项重要特征,而民众之所以采用自力救济主要是因为对现有排解管道的不信任,但此种方式无法实现其诉求。[7]林东龙有关医疗纠纷的社会学研究,利用唐纳德?布莱克的社会控制理论对医疗纠纷进行动态历程和背景脉络分析,也涉及医疗暴力现象。[8]

  医疗暴力的成因众多,诸如医患之间欠缺沟通,对病情?治疗有所误会,医疗效果与患方预期落差大,与其投入的金钱?时间?精力严重不成比例,失去健康?亲人的悲痛,医方态度不好,探明纠纷真相的困难,纠纷解决途径不畅,暴力索赔成功事例的激励等。但本文不打算一一列举,而试图从中提炼出一个核心命题,即医疗暴力源于不信任。因为透过种种具体成因可以发现,引发医疗暴力的关键因素在于信任的缺失——医患双方互不信任,尤其是患方对医方极不信任,以及患方对现有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的不信任。

  本文将围绕暴力与不信任这一主题,直面转型中国医疗暴力普遍化?激烈化的严峻现实,描述现状和后果,分析成因,提出对策,从医患关系角度分析转型中国的信任危机并尝试化解,最终迈向一种暴力维权的法理学。我们主要运用法社会学方法,以社会新闻作为经验材料,但超越新闻记者的眼光进行学术研究,力图运用并改进“小叙事大视野”的“问题中心”的法学研究范式,[9]探索一种细微与宏大?具体与抽象?经验与逻辑相结合的迈向社会实践的法学。即从医疗纠纷解决中发现医疗暴力问题,从医疗暴力中观察到不信任的关键因素,随后提炼出“暴力与不信任”的概念性命题和分析框架,以此解释不信任如何导致医疗暴力以及不信任何以产生,进而讨论重建信任的对策,主张立足制度建设,从激励与惩罚切入,着力于培育过程导向的信任,最后指出转型中国纠纷解决的一项重要特征——暴力维权的普遍化,探讨下一步理论扩展的可能性。

  为更好地说明问题,本文引入了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duality of structure)理论作为支撑。吉登斯认为,自马克思、涂尔干、韦伯以来的经典社会学理论要么片面强凋社会结构、制度、环境对个人及其行为的决定性影响,要么单向度地将个体的行为、理性作为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这种结构与能动作用的二元论割裂了主体与客体、行为与结构、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事实上,结构,作为规则与资源,既是能动作用的先决条件,也是能动行为的非预期结果。[10]结构不只是约束,也是行为的助力,甚至是能动作用产生的必要条件。[11]在医疗纠纷的解决过程中,医疗暴力的产生既受现有体制安排、制度设计、医疗过程中的潜规则等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也是医患双方尤其是患方的能动选择,体现了主体与结构二重化的过程。即现有结构性因素的“可信赖性”缺乏必然导致不信任产生,而不信任作为一种心理诱因,不仅左右个体的能动选择,也同时催生极端的焦虑与愤怒,令行为趋向暴力化。[12]当暴力在医疗纠纷解决中日渐“常规”,其本身也转化为一种结构性因素,进而影响人们的信任感和行为选择,形成“不信任-暴力-不信任-暴力”的恶性循环。因此,获取这一循环的复杂知识并进一步提出制度改进方案,重建信任,遏制暴力,成为本文努力的方向。

  二、经验材料及初步分析

  本文将利用经验材料描述转型中国医疗暴力的普遍化和激烈化现象,并进一步围绕主题进行分析。经验材料包括医疗暴力个案和一般性数据,时间跨度为2000年至2006年。调查方法包括实证调查和文献收集(特别是网络搜索)。

  2006年12月下旬,我们对上海市普陀区某三甲医院进行了实证调查。[13]该医院2000年至2006年共发生医疗暴力557起,占全部医疗纠纷的61.55%,大致呈逐年上升趋势。其中,打砸医院63起,停尸病房、在医院设灵堂38起,辱骂、殴打医务人员456起(表1)。但以上数据存在相当的局限性:第一,这只是一项总括性统计,有关个案细节?医务人员伤亡情况?医院的经济损失等具体事项,医院不愿透露,故无法展现该院医疗暴力的全貌。第二,存在隐瞒少报的情形。对该院工作人员的访谈表明,医疗纠纷及医疗暴力事件在逐级上报、最后由医务处统计存档的过程中,瞒报的情形普遍。加之推搡、辱骂医务人员等轻微暴力往往被忽略,故最终统计存档的医疗暴力只是实际发生的一部分。第三,因调查资源的限制,无法扩大实证考察的范围,而个别医院的数据难以说明或代表全国医疗暴力的整体状况。

  

  因此,本文的经验材料主要来源于文献收集,特别是网络搜索。当然,网络搜索的方法也存在缺陷:第一,各地区的信息开放程度及网络利用能力不同,致使所搜集的数据和案例集中于较发达的东部及中部地区;第二,网络信息多关注严重个案,轻微的医疗暴力事件没有被曝光或不能获得详细信息;第三,媒体对某些医疗暴力事件报道失实。但鉴于实证调查的限制,同时网络数据和案例又更为丰富广泛,更能说明全国较长时期内的普遍情况,故我们谨慎地选择了这种方法。[14]

  医疗暴力个案主要通过网络搜索获得。具体方法如下:(1)通过百度搜索主题词“医疗暴力”(加引号),2006年12月1日搜索到39,900篇,我们检索了前4000篇;(2)通过某篇文章的相关链接收集资料;(3)下载有关医疗暴力的专题讨论;[15](4)合并同一事件的不同报道?排除时间?地点或人物等主要信息欠缺的诸多案例,将医疗暴力个案归纳填表,得出附表一“2000~2006年中国的医疗暴力案例”。[16]附表一收录了2000年至2006年发生于全国20个省份的医疗暴力个案100件,这些案例集中反映了转型中国医疗暴力的基本状况、诱发原因、演化过程、行为特征和主要问题。

  医疗暴力的个案材料,对上海市普陀区某三甲医院的医疗暴力调查,加上大量全国和地方性数据,可以较全面地反映转型中国医疗暴力普遍化?激烈化的现状。2002年初,中华医院管理学会对全国326所医院的问卷调查表明,中国医疗纠纷发生率高达98.4%,而纠纷发生后,73.5%的病人及其家属曾采取扰乱医院工作秩序的过激行为,其中43.86%发展成打砸医院。患者死亡后停尸在医院大厅?病房的约占10%,围攻院领导的18.21%,攻击威胁医务人员的37.2%,数十人冲击医院的12.3%,黑社会介入的40.6%.这些过激行为对医院设施直接造成破坏的35.58%,导致医务人员受伤的34.46%.[17]2005年中国医师协会对114家医院的调查显示,2000年~2003年平均每家医院发生医疗纠纷66起,打砸医院事件6起,打伤医师5人。[18]2005年6月至7月中华医院管理学会对全国270家各级医院的调查显示,全国73.33%的医院出现过病人及其家属用暴力殴打?威胁?辱骂医务人员;61.48%的医院发生过病人去世后,病人家属在院内摆设花圈?烧纸?设置灵堂、纠集多人在医院内围攻?威胁院长人身安全等事件。福建?湖南?江西等地还曾发生过患者杀医生的恶性事件。[19]2007年初,中国医师协会对全国115所医院的调查表明,2004~2006年“医闹”[20]现象一直呈上升趋势,比例分别为89.58%、93.75%、97.92%,每所医院平均发生的次数分别为10.48、15.06、15.31次,直接经济损失分别为20.58、22.27、30.18万元。[21]大量地区性数据也显示出医疗暴力普遍化?激烈化的现状(表2),可作为全国性数据的补充。

  
  

  (一)医疗暴力的特征

  根据所收集的经验材料,医疗暴力的主要特征可概括如下:

  1.时间

  医疗暴力通常发生在医疗纠纷解决的过程中,纠纷当事人试图通过暴力解决纠纷,维护权利,而暴力又可能导致更激烈的冲突。此处的医疗纠纷是广义的,涉及医疗活动引发的医患之间各种不满?冲突或争执,既包括非因医疗事故引发的纠纷,如医疗过程中因用药?手术方案等引发的冲突(案例28:四川成都因意见分歧患者家属打伤医生案,案例58:山东青岛患者家属误会医生伤医案),也包括由医疗事故引发的纠纷。因此,医疗暴力集中发生在医疗过程中以及不良医疗结果出现后。前者受患方心急?恐惧?紧张等情绪影响较大(如案例8:河南郑州心急患者亲友打医案,案例26:四川成都蛮横患者家属殴打医生案),表现为对医务人员辱骂?推搡?打耳光等,实质是患方不满情绪的宣泄,暴力程度较轻。后者则多因严重后果出现,如患者医治无效死亡?久治不愈?造成严重的后遗症等导致患方情绪转为愤怒、仇视并期待获得精神和经济补偿,进而暴力成为报复手段或索赔策略(如案例2:广东中山患者突亡家属殴打医生抢走尸体案,案例19:贵州贵阳患者不满医效故意杀医案,案例25:湖北武汉不愈患者故意杀害医生案,案例35:四川郫县患者家属暴力索赔案等)。

  2.地点

  医疗暴力通常发生于医院等医疗场所之中,较集中于门诊?急诊以及急重症病房。附表一的100例个案中,95%以上的医疗暴力发生在上述场所。一是因为医疗活动尤其是紧急、严重的病患医治集中在这些场所,医疗纠纷进而医疗暴力的发生自然更频繁;二是因为医疗纠纷发生后,患方要向医方讨说法、要赔偿,自然要找上门去。但医疗暴力也可能发生于其他空间,例如,出诊之时(案例13:河南郑州医生出诊遭殴打案),护送患者回家途中(案例6:湖北广水患者胁持医生索赔案),医务人员回家途中(案例21:江苏南京患者家属殴打医生案)等。当然,并非在医疗场所发生的一切暴力事件皆属于医疗暴力,因私人恩怨引发的暴力就应排除在外。

  3.主体

  医疗暴力一般发生于医患双方之间,医方会从主治医生放大到其他医务人员及整个医院(下称“医方”),患方则往往包括患者?家属及其亲友(下称“患方”)。进而,医疗暴力还可能涉及更多的纠纷参与人,例如,以帮助患者维权的名义介入医疗纠纷?把事闹大的“职业医闹”(如案例88:云南昆明患者“医闹”暴力索赔案),因医疗暴力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中的群众(如案例98:四川广安医院见死不救遭两千人冲砸火烧案中的民众[33])等。

  4.方向

  医疗暴力行为呈现单向性特征。首先,暴力行为几乎都是患方向医方主动发起的。其次,对于患方的暴力,医方的姿态多为消极的回避?忍受,由保安阻拦或请求警方处理,力求避免与患方发生正面冲突和暴力对抗。在附表一的100例个案中,医疗暴力行为全部是患方主动向医方发起的,其中,99例为患方的单方面暴力,医方以暴力回应的仅案例85(河南内乡医患暴力冲突致死亡患者侄子死亡案)。

  5.形式

  医疗暴力冲突激烈,形式多样,包括聚众冲击打砸医院(案例37:江苏南京患者家属冲砸医院案)、烧医院(案例98:四川广安医院见死不救遭两千人冲砸火烧案)?炸医院(如案例14:重庆不满患者炸医院案)?在医院陈尸?设灵堂(案例50:广东广州患者家属医院设灵堂案)?静坐?游行,围攻?谩骂?侮辱?恐吓?扣押?殴打医务人员(案例18:湖南衡阳“5.11”凌辱医生案),直至杀人(案例25:湖北武汉不愈患者故意杀害医生案)等。其中最为常见的是打砸医院,在医院陈尸?设灵堂,围攻?谩骂?侮辱?恐吓?扣押?殴打医务人员(如见表1、表2、附表一)。

  6.后果

  医疗暴力后果严重:就个案而言,会导致经济损失,人员伤亡;从长远来看,则会恶化本已脆弱的医患关系,导致医疗秩序混乱,影响社会和谐。例如,广东省2006年上半年发生200起暴力索赔医疗纠纷,某起事件的直接经济损失达200万。[34]据湖南省卫生厅统计,2000年1月至2001年7月,全省发生医疗纠纷1110起,其中医院财务损失案153起,医护人员受伤132起,直接经济损失454万元。[35]又如,2003年5月6日,天津河东区居民赵某跳楼后,被送至天津第三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家属以医院延误抢救为由,大闹医院,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近9万元。[36]还如,广州70暴徒砸医院案(案例24),医院直接经济损失2万多元;广东廉江数百患者家属围攻医院索赔案(案例83)中,医院遭受重大经济损失。暴力行为还会严重影响医疗秩序(如案例53:湖北东湖死亡患儿家属殴打医生围堵医院案,案例56:广东湛江死亡患者家属殴打医生、聚众围攻医院案,案例72:湖北东湖死亡患者家属聚众闹医索赔案),破环医方对病人救治的信心和积极性,妨碍医患双方的正常交流,甚至延误救治时机等。从医疗领域发散开去,医疗暴力还会进一步加深整个社会的信任危机,破坏社会和谐。

  医疗暴力的特征分析折射出医疗纠纷解决中结构性因素的影响。第一,医疗暴力发生的时间、地点当然受制于医疗纠纷解决的过程。第二,由于现有纠纷解决机制疲软,医疗纠纷的解决进而医疗暴力更多地发生于医患之间,而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双方范围均有所扩展,尤其是患方呈现出组织化倾向。第三,医疗暴力的单向性体现了在公力救济和社会型救济不足、个人严重质疑医疗过程和效果时,患方采取的近似于“报复”性质的私力救济。第四,医疗暴力的形式激烈,除了情绪宣泄的需要,也受到转型时期纠纷解决中“大闹大解决”这一经验逻辑的影响。第五,医疗暴力的后果严重成为加深信任危机的重要原因。而这六大特征如何内嵌并凸显于医疗暴力之中,以及如何影响医疗暴力的产生或恶化,下文将有论及。

  (二)医疗暴力的类型

  医疗暴力实质是一种私力救济行为,即患方认定权利遭受侵害,在没有中立第三方介入纠纷解决的情形下,不通过国家机关和法定程序,而依靠自身或私人暴力,以解决医疗纠纷,实现权利。它是患方自行处理冲突的纠纷解决机制,是通过暴力维权和实现私人正义的权利救济机制,也是一种以暴力威慑和制约为核心、高度分散、私人执法的社会控制机制。就类型而言,医疗暴力属于攻击型、暴力型私力救济。[37]以收集的若干医疗暴力个案为范本,依据当事人实施暴力行为之目的,医疗暴力可分为情感宣泄型和索赔策略型两类。

  1.情感宣泄型

上一篇:八十年代以来我国离婚水平与年龄分布的变动趋势

下一篇:Watchman Nee and the Little Flock Movement in Maoist China

免责声明:本文仅用于学习和交流目的,不代表素心书斋观点,素心书斋不享任何版权,不担任何版权责任。

 

斯大林的“联合政府”政策及其结局

关于战后苏联的对外政策,国际学术界大体上形成了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由于受到革命的意识形态的主导,苏联的对外政策具有侵略性和进攻性,美国的传统学派和新修正学派都持这种看法。[1]另一种观点认为,斯大林关注的主要是国家安全利益,而不是意识形态,战后苏联国力的衰弱使其对外政策表现出保守性和防御性。[2]笔者对战后苏联外交史的研究结论,总体来说,与后者相同。不过,如何分析和认定这种防御性的外交政策及其发展趋势,研究者之间就有各不相同的看法了。笔者认为,从战争结束到1947年初,斯大林对外战略的总体构想是在……去看看

20世纪以来中国乡镇体制的变革与启示

原载《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p16~23  「作者简介」陈剩勇,浙江大学地方政府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孟军,浙江大学政治学理论专业博士生。(杭州310028)  「内容提要」乡镇体制改革是政治学与公共行政学界持续多年的热点话题,乡镇体制应该如何改革,乃至乡镇一级政府是否应该继续存在的问题,当今学者的看法大相径庭。既有的研究大多局限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本文从大历史的视野,运用政治学的国家政权建设理论,全面考察了晚清以来我国乡镇体制的变革历程,揭示乡镇行政管理体制与地方社会发展之内在关系,通过对乡村治理和地……去看看

乡村选举:利益结构和习惯演进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乡村民主选举,作为国家权威下的规则输入,影响其运行和绩效的关键性因素,是具有特定结构形式和表达方式的利益格局。在因乡村选举而进行的利益博弈中,处于不同结构位置的国家利益、社区利益、个人利益及家庭利益,都是通过“习惯”来表达的。“习惯”将行动者对财富、权威、秩序和面子等现实需求,模式化为村民选择行为的预期和过程,进而影响甚至决定乡村选举的结果。由于“习惯” 的固守和演进与国家制度化方式及乡村社区模糊化进程处于互动的链条之中,乡村选举对“习惯”的改造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去看看

政府权力、精英关系和乡镇企业改制

原载《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5期  提要:通过对苏南和温州乡镇企业不同的改制方式的比较,本文分析了改制背后的政治因素。虽然财政约束、监管约束和信息约束可以部分地解释两地改制方式的差异,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两地权力关系的不同,即政治约束。本文指出是人民与政府之间、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之间不同的权力关系解释了谁可以参与、谁被排除在外,谁的利益得到考虑、谁的利益可以牺牲。乡镇企业改制所揭示的问题对当下国有企业的改革有着借鉴意义。  关键词:政府权力;精英关系;乡镇企业改制  *这篇文章是我的博士论文《市场……去看看

批判者的异同:考克斯与后现代主义

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1期【内容提要】 考克斯与后现代理论都属于批判理论,它们的共同之处就是挑战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中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反对其给定的概念,追求人类解放。双方之间也存在巨大的差异:考克斯的理论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并在这一基础上寻求世界秩序的重构;而后现代理论的基础是法国后现代主义理论所依据的语言哲学,后现代理论反对任何重构的努力,认为任何重构的努力只会带来新专制与新束缚。【关键词】 考克斯;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历史唯物主义在众多的国际关系理论中,西……去看看

中原大战前的冯玉祥

一 蒋桂战争中的失算   蒋介石于1927年背叛革命以后,他在北方就拼命拉拢冯玉祥与之合作。当时冯玉祥因为军事上取得节节胜利,也亟想扩充实力,所以他们一拍即合。后来蒋介石表面上似乎很慷慨地把河南、山东的地盘分给西北军,并任命冯玉祥为军政部部长,但是蒋最害怕冯扩充军队,所以蒋在编遣会议时,把西北军的人数大加削减。当时冯部有不少立过战功的将领们,都被编遣掉了,并以深造为名,送入陆军大学。这是冯玉祥当时感到最为痛心的一件事。另外,冯玉祥要求将青岛市划归西北军,也遭到蒋的拒绝。因此,冯、蒋之间的矛盾就日益尖锐了。 ……去看看

[作者惠赐]从重集体体能向重个人智能转变

中国人重集体体能是与生俱来的。在传说中,我们这个民族是女娲用泥土创造的。这位刚刚补天归来的英雄母亲,一下子就创造了好多人。在潜意识里,与泥土血肉相连的中国人,认为自己一开始过得就是集体生活,中国人都是集体里的一分子。   中国人对自己集体的自豪感,在和大洪水的胜利搏斗中达到极致。当时虽然工具简陋,只有石器,木棍,骨器和少量青铜器,面对铺天盖地的滔滔洪水,我们的祖先跟西方的先民不一样:西方的先民是靠上帝恩赐的梛亚方舟逃过一劫,我们的祖先则气壮山河,迎难而上,大战洪水,惊天动地。经过几代人的长期奋斗,终于在抗洪英……去看看

货币不可无锚

市场物价要自由浮动,但为了要减低交易费用,货币或明或暗总要下个锚或挂只钩。   人民币应否升值引起舆论满天飞,有人说,让人民币自由浮动是尊重市场,是按自由市场的规律从事云云。这观点可能对,也可能错,但一般都有误解的成分。问题不简单,让我简略分析一下重点吧。   一、货币的主要用途是协助市场的贸易与投资,包括国际贸易与投资。这是说,货币的主要用途是降低交易费用,其他皆次要。很不幸,脱离了昔日的本位制后,好些国家把货币政治化:压力团体各有各的企图,赤字财政可用货币供应出术,通胀可作为间接抽税,等等,而什么大选在即,增加……去看看

重读王小波

我爱王小波。  今年春节匆匆回了趟老家,火车上受了不少罪,但有一样收获,就是把王小波的那本《我的精神家园——王小波自选集》又读了一遍,算来这已经是第三遍了。我虽然算不上购书狂,然而书架上未读的书并不在少数。  小波先生对于杂文随笔取代小说而成为这个时代文学的主要成就深表悲哀,说只喜欢看杂文、看评论、看简介的人,是不会懂得任何一种艺术的,不幸我就被言中,聊可自慰的是,还有一本书曾得到我如此礼遇的书,而且恰恰就是小说,就是钱钟书的《围城》,还有小波先生自己的《黄金时代》。不过总的来说,我仍然是喜欢是堕入小波……去看看

中国代表制度改革的实证研究(下)

三。代表制度改革的具体路径  代表制度改革的设计思路就是从代表这一政治主体入手,针对存在的问题和原因,立足点于完善代表的选举产生机制,着力打造代表活动的舞台,提高代表的素质与执政能力,保证代表充分发挥代表作用。这是完善人大制度的根本。因为各级代表是各级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他们的素质和执政能力如何直接关系到整个代表大会的作用发挥。  (一)完善代表的选举产生选举机制  从近年来的人大选举实践来看,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一方面,社会各界对人民代表选举程序的公平性、公开性和竞争性的要求越来越强烈,对代表的素……去看看

现代文化基地的守护与重建

1处于世纪之交,回顾走过的坎坷之途而思考未来的发展之路,是中国思想文化界难得的举动。然而,由于复杂的环境和复杂的资源,众说纷纭也是必然的。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依然此起彼伏,一波接着一波,知识界的又一轮分化又已鲜明呈现,一些根本性的裂纹是无法弥合的,最终难以达成共识。面对这种现状,我依然顽固地考虑着一个问题:现代文化基地的守护和重建。我不愿象一些朋友那样过于乐观地奢谈中国现代文化,更不敢奢望在今日中国能够迅速全面地建设现代文化。因为我们虽然张口闭口“中国现代文化”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却显然没有认真……去看看

论中国妇女婚姻的权利贫困

近百年以来,中国女性的婚姻权利经历了三大变迁。中国传统社会流行的是包办婚姻、所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家庭成为女性婚姻权利的桎梏。在毛泽东时代,强大的组织和单位取代了家庭,成为制约女性婚姻自主的主要因素。进入后毛泽东时代的改革时期,金钱渐渐成为主导女性婚姻的重要因素。从阶段演变来看,女性婚姻由家庭包办、组织干预发展到了市场买卖。所以,中国妇女在婚姻权利方面所折射出来的贫困现象,深刻反映她们所处的不公平、不公正和不幸福的地位。   一、从传统社会到民国时期妇女的婚姻权利   在传统中国,女性婚姻权……去看看

江青的最后十年

选自《江青全传》R.特里尔著     ◇自杀之迷(1991年5月14日)   一九九一年三月十五日,江青在北京酒仙桥的住处高烧不退,因而被送进公安医院。与其它病人一样,江青要填写住院单。这次,她写的名字是:“李润青”。这再一次表明她对自己和毛泽东婚姻的怀念之情。“润”是毛泽东早年的使用的字,“李”是江青的姓,“青”则是江青的“青”。三月十八日江青高烧退了,体重减了几磅。她被转到“一套病房”接受住院治疗,病房内有卧室、卫生间和起居室。医生再次建议给她的咽喉施行手术,但她拒绝了,同时轻蔑地说:“我就不信你们敢不小心翼翼……去看看

行动力与制度限制:都市运动中的中产阶层

原载《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4期     提要:本研究以社会运动理论为基本视角,通过对目前中国城市中普遍出现的中产阶层市民组织化维权运动的现状及问题的描述和分析,探讨市民组织化、行动化的主要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国家-社会关系的演变路径作出说明。作者认为城市中产阶层在房产物业纠纷的维权运动中表现出了相应的权利意识和行动力,而对市民自主组织的政治/法律限制已构成市民组织化表达行动和社会发育的制度瓶颈。  关键词:城市中产阶层;都市运动;行动力;制度限制  一、问题说明  本研究旨在通过对城市中产……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