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社会》2009年第6期

  本文系笔者提交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举办的“第四届国际研究生‘当代中国’研讨班”(2008)主题发言论文修改而成,原题为《贿赂:在礼物赠与与市场交换之间》。在此,笔者要感谢香港中文大学政府与公共行政学系曹景钧教授所指出的许多重要问题,及其为论文的修改提出的宝贵建议,以及诸多与会同学在讨论过程中给予笔者的灵感。同时也十分感谢匿名审稿人所指出的文章缺陷和修改建议。

  摘要:本文主要依据H 市纪检监察部门的案件询问与谈话笔录文本,力图使用国家2个体关系理论模型,考察贿赂行动的实践过程。通过相关文本,笔者发现,以往将贿赂行为描述为一种不道德的交易行为,并不能准确揭示贿赂行为的本质;相反,贿赂行动中的行动者在实践过程中通过种种符号与象征行为,有将贿赂交易“自我道德化”的强烈倾向。而就经济学角度将贿赂行动描述为权力与金钱相交换的市场行为而言,也有将贿赂行为简单化的倾向,其与纯粹的市场交易行为本身有着本质区别。有鉴于此,笔者倾向于将贿赂界定为一种通过行动者的自我道德化表演,而嵌入在传统的礼物赠与行为与现代市场交易行为之间的特殊社会交换形态。

  关键词:贿赂;礼物;自我道德化;嵌入性腐败

  由于东方人特殊的尊严感,他们似乎喜欢把对钱币真正的兴趣掩藏起来,就连合法的交易也不例外。——西美尔

  一、问题的提出:当礼物遭遇国家

  腐败通常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个痼疾,甚至因其难以治愈性而被很多学者称之为政治癌症,其发生方式必然带有发展中国家的特征。McMullan在那篇具有开创性的文章《一种关于腐败的理论》(A Theory of Corrup tion )中,通过对西非的英属殖民地与前殖民地公共服务与政府腐败的考察,认为腐败滋长的主要原因来自西非社会旧的传统习俗和观念与现代国家建设之间的冲突(McMullan,1961:186)。贿赂作为腐败中最重要也最一般的表现形式,其背后必然带有这种冲突的逻辑。而这种遭遇所发生的冲突,在处于转型期的国家中是最容易出现的,中国同样也不例外。

  在现代国家的框架下,“礼物赠与”(gift-giving)何以成为一种政治性的事件?这需要我们突破以往对腐败行为的研究的认知窠臼,采取一种“国家2个体”关系的视角,在这种视角下,我们可以将贿赂行为看做是个体化的礼物赠与行为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冲突。Werner(1983:148)在1980年代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发展中国家的腐败研究进行全盘清算的时候指出,“‘礼物赠与’(gift-giving)只有在强迫接受西方价值的时候才转化为一种腐败”。如果我们站在国家与个体关系的视角来看,就会发现,贿赂实际上是传统的“礼物赠与”行为与现代国家之间遭遇的一个结果。

  许多学者可能会立即指责说这种观点模糊了传统的赠礼行为与作为腐败形式之一种的贿赂行为之间的界限。对于这种指责,当然可以理解,但是,通过对案例材料的解读,笔者发现,礼物与贿赂之间的判然二分只存在于法律规范(legalnorms )中,而不存在于社会实践(social p ractice )中(Scott,1969),进行贿赂的行动者有十分强烈的愿望将其行为礼物化。其中的机制显然在于,因为前者是不为社会规范所允许的,而后者则在社会道德与社会规范的容许范围内。本文主要基于经济人类学的视角,试图回答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处于市场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社会,行动者在展开贿赂行动的过程中,是通过何种机制将权力与货币的交易行为嵌入到中国传统的礼物-关系网络之中的?

  二、文献回顾与嵌入性腐败概念的提出

  (一)礼物与贿赂

  一般来说,对“礼物”现象的人类学研究从M.莫斯开始到马林诺夫斯基及列维-斯特劳斯,再到萨林斯,对于这条线索已经有很多学者做过回顾(Yang,1989:38;阎云翔,2000:428;古德利尔[1996]2007;林升东,2006),而且与本文的主题并不是直接相关,因此在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相对而言,对于中国社会中礼物赠与和交换现象的研究文献并不是很多,纯粹对中国实践中的礼物赠与现象的研究甚至可以说还不是很充分。但也有一些值得关注的成果,比如阎云翔的《礼物的流动》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他认为,在中国的情境下,“礼物可以被视为一种符号,或一种依靠关系这一社会基础传达人情的工具”(阎云翔,2000:219);之后相继有一些关于中国乡村中的礼物赠与和人情消费的研究成果出现(顾伟列,2001;黄玉琴,2002;朱晓莹,2003)。而真正将礼物赠与行为与贿赂行为综合在一起进行研究的文献主要是杨美惠(MayfairMei2Hui Yang)和阿兰。斯玛特(Alan Smart)。杨美惠(Yang,1989)在《中国的礼物经济和国家权力》一文中,提出了“礼物经济”(gift2economy )的概念,并且认为要将中国的礼物经济现象置于国家权力的视野下来理解,中国的礼物经济就好比生存于国家权力这座“大厦”脚下的“小草”(同上:37),是个人应对国家权力的方式。但是杨美惠对礼物和贿赂之间的关系并没有阐释得十分清楚,只是认为在中国的情境中,礼物赠与同贿赂之间有清晰的界限(同上:48)。而这一判断恰恰是与其国家权力的视角相悖的,因为与国家权力关系最暧昧的礼物赠与正是贿赂。斯玛特(Smart ,1993:389)看到了这一点,他认为在以往关于礼物的人类学研究中,忽视了一种特殊的交易形式——贿赂。并根据其对中国外商投资中的贿赂行为的考察,指出贿赂与中国人其他的礼物赠与行动有着相同的逻辑,也是一种人际关系的投资,贿赂并不是单纯的市场交易,而是有着很强的外部性——社会资本的产生。并据此得出结论,“礼物、贿赂与商品并不是可以严格以概念加以区分和标签的实体”(Smart,1993:405)。

  虽然斯玛特比杨美惠更进一步阐明了礼物与贿赂边界的模糊性,但是他也同样没有能够说明,行动者究竟是如何将贿赂与礼物化的,而这一过程的说明将是厘清礼物与贿赂关系的关键。

  (二)嵌入性腐败

  虽然在关于礼物的人类学研究中,对于贿赂问题的处理相对简单,但是在腐败研究领域中,贿赂是非常重要的概念。作为一个相对成熟的研究领域,西方腐败研究的知识积累路径还是比较清晰的,基本上是走了一条从道德论(Wraith Simpkins,1963)到功能论(McMullan,1961;Leff,1964;Bayley ,1966;Nye,1967),再经由后功能论(Heidenheimer,1970;Scott,1972;Waterbury ,1973;Banfield ,1975;Williams,1976;Moodie,1980)发展到嵌入论(Khan,1996;Johnston ,1998;de Sardan,1999)这样一条路径。在这一过程中,腐败研究开始呈现多学科化,经济主义的理论视角开始受到挑战,尤其是来自经济社会学与经济人类学的腐败研究。

  约翰斯顿(Johnston,1998:70)提出了嵌入性腐败(entrenched corruption)的概念:“腐败是植根于(entrenched )、嵌入于(embedded )社会环境(social settings)之中的,这种社会环境即是腐败的结果又有助于维持这种腐败”。因此约翰斯顿认为,当下在许多国家大范围发生的腐败正是这样一种嵌入性腐败,这种腐败并不是因为制度不成熟而产生的特定时期的混乱现象,而是一种高度组织化的,并且深深嵌入在政治与社会情境之中的行动。其可怕性与严重性在于,它像一种寄生病毒,与政治和经济体制形成一种共生的关系,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它可以达到一种均衡(equilibrium),这种均衡一旦形成,将使得打破均衡,也就是反腐败付出很高昂的代价,这是任何一个国家所不愿意看到的现象。另外,嵌入性腐败还与地方性的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德萨旦(de Sardan,1999)在对西非的各种腐败活动进行考察后发现,腐败是嵌入在谈判、礼物赠与、团结、掠夺性权威以及再分配积累(redistributive accumulation)等一系列活动的逻辑之中的(同上:25)。但是约翰斯顿并没有详细展开这一概念的核心逻辑,也就是腐败交易活动中的“嵌入性”(embeddedness )问题,以及这一活动的微观机制——自我道德化。本文试图利用现有的材料,对这一点作更进一步的阐述。

  (三)嵌入性问题:寻租与庇护关系网

  嵌入性(embeddedness )问题由波兰尼率先提出,波兰尼通过对经济人类学相关研究的回顾,认为在19世纪以自发调节的市场为核心观念的市场经济出现之前,人类经济是一直嵌入在社会之中的,“人类的经济是浸没(submerged)在他的社会关系之中的”(波兰尼,[1944]2007:39240)。格兰诺维特将嵌入看作是连接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的理论节点,强调的是社会关系网络在现代经济行动过程中的作用,并且坚持认为“是社会关系、而不是制度安排或普遍道德,能在经济生活中产生信任”(格兰诺维特,[1985]2007:12)。因此,虽然都是“嵌入”,但波兰尼和格兰诺维特面对的却是不同的问题,前者的问题在于一个“脱嵌”(disembedding)的自我调节的市场社会的产生,将对人类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后者的问题在于,在经济行动中,到底是什么带来信任以降低交易成本,是制度、道德还是社会关系网络?

  嵌入是普遍的,但是在分析不同的社会行动时,所面对的具体的嵌入性问题又是不同的。面对腐败问题,为了使得概念更为清晰,笔者认为嵌入性所要表达的是以下两者之间的关系,即契约关系与非契约关系。如果我们将腐败描述为以货币换取公共权力的排他性运作的契约活动,那么这种契约关系对非契约性的社会关系,如亲属关系、朋友关系、邻里关系等等的嵌入性要高于其他经济行动。如人们常说的“走后门”现象,其中开启“后门”的钥匙就是这种具有一定排他性的非契约关系。而所谓的“打通关系”指的是,货币是循着这种关系的脉络流动的,排他性的非契约关系作为货币流动的节点,掌握着货币流动的方向。

  腐败研究中的两大经济学模型都是将腐败行为描述为一种契约关系。这包括布坎南和图洛克(Buchanan Tullock,1980)的著名的“寻租”(rent2seeking)模型,以及克里特加德([1988]1998)的“委托-代理”(principal-agent)模型。二者都试图将腐败中的交易活动看作与市场中的交换行为类似的契约性活动,因为租金的概念可以一般化为“要素在一种制度或权利安排下能够获得的收入与它在另一种不同的制度或权利安排下获得的收入的差额”(赛明思、莫卡洛:2005:45)。因此,在这种理论框架下,腐败活动形成的仍然是一种契约关系。在国内学界,有学者使用经济学的委托-代理模型分析了合谋腐败中的“私下合约”,以及这种合约的“自我执行”机制(叶国英,2007:103)。笔者非常认可经济学模型对于腐败活动的分析,在某种程度上,腐败活动,尤其是贿赂活动确实是人类的一种典型的经济活动。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这种经济分析范式忽略了这一特殊经济活动所产生的外部性——非契约关系。正如一些学者在批判寻租理论时所指出的:“在一种物质的、实际资产的生产性概念以及相应的浪费概念的前提下,用物质数量进行的寻租分析,是一种脱离了人们的偏好和社会制度组织的分析。”(赛明思、莫卡洛:2005:53)

  前面提到,斯玛特认为在当下的中国社会,贿赂与礼物赠与活动一样,都可以产生社会资本,形成社会关系。用来分析腐败问题的最常见的社会关系模式为斯科特提出的庇护关系网络(patron-client network )。

  他使用庇护关系模式解释了东南亚的政治变迁,并对庇护关系模式的特征做了细致的界定:首先“互惠”是关键,换言之没有互惠不能成为庇护关系;其次庇护人与被庇护人是基于一种不平等的关系;再次,是一种“面对面”(faceto face )的关系;最后庇护关系网有一定的扩张弹性(diffuse flexibility )(Scott ,1972)。庇护关系虽然是一种面对面的关系,但是可以形成具有中间人(broker)的层级网络。Khan(1996:303)将腐败活动中的庇护网络分为两类:一类是世袭式庇护网络(patrimonial patron client network ),另一类是代理人式庇护网络(clientelist patron client network)。以“头衔”为基础的世袭式庇护网络可能在非洲某些国家还能发现踪迹,但也已经是以头衔和现代科层制相结合的面目出现的“新世袭主义”(neo-partimonialism)。通过诸多实证的案例可以发现,大量存在的是代理人式的庇护网络,在其中公职人员作为权力的持有者,充当庇护网络中的代理人,利用国家权力形成一个特殊主义的庇护网络。而嵌入性腐败就是指在中国地方政治与社会中,腐败活动中的交易与契约执行,是嵌入1「这里必须说明的是entrenched与embeddedness的翻译问题,虽然都翻译成“嵌入”,但是embeddedness在经济社会学中已经成为一个约定俗成的关键词,而entrenched只是被大量用在腐败研究领域之中,其本意为扎根的、根深蒂固的、嵌入的和风俗化的。在本文中,笔者试图使得entrenched所要表达的观念更为清晰,并且这一观念是与经济社会学中的enmbeddedness 所要表达的观念是相通的,因此将entrenched也翻译为嵌入」在种种非契约性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的。

  基于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大致可以归纳出这个网络的以下几个特点:(1)这种关系网络以对公共权力的排他性运作为目标,庇护也以这种运作的成功为基础;(2)这种关系网络有很高的扩张弹性,作为代理人的权力所有者,可以同时庇护多个委托人,而且所有的委托人都可以同时成为扩张网络的中间人;(3)这种关系网络的功能并不只是从事腐败活动,也同时承担着普通的社会交往功能,因此其没有很高的组织性。

  (四)自我道德化

  虽然可以证明腐败活动对社会关系网络的嵌入性很强,但紧接着的一个问题就是,这种嵌入性是通过何种微观机制发挥作用的呢?

  这其实涉及一个更为普遍的社会学问题,就是行动者在采取非道德行动时是如何制造信任,以降低行动的道德成本的?笔者在“贿赂2赠礼”的实际案例中发现,行动者处在一种道德紧张之中,一方面行动者非常清楚地知道其行为的不合法与不道德性;而另一方面,行动者既然无法使其行为合乎法律(因为贿赂一经送出就失去了合法性),但行动者却在另一个方面下足了功夫,即采取种种策略使其贿赂行为合乎道德,以减轻贿赂赠与过程中行动者双方的道德紧张感。笔者将这第二种行为称之为行动者的“自我道德化”,即行动者一方面在做为社会道德所不耻的事情,一方面又要让这一过程进行得合乎道德,即使得贿赂行为在某种意义上获得礼物赠与的外观,从而减轻行动者的“罪感”——道德成本。

  但是想证明上述假设并不容易,需要大量的实证材料来支持,尤其是如何获得行动者双方自身的想法。笔者在调研过程中接触到了一些纪检监察机关与司法机关允许查阅的部分贿赂案件的档案材料,从中发现,纪检监察机关的《谈话笔录》和司法机关的《证言笔录》(当然都是已经结案的档案)对于研究贿赂行为颇有价值,因为其中部分涉案人员对行为过程的描述非常详细。从这种详细的描述中,笔者发现,绝大多数的贿赂行为居然是“同构”的,不同级别、不同部门、不同时间的贿赂过程却有着相同的“赠与-接受”结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同构性,笔者认为就来自于上面所提到的行动者的“自我道德化”动机。本文力图通过对贿赂过程的语义深描(thick descrip tion of discourse)揭示作为文化实践(cultural p ractice )的贿赂行动背后的自我道德化过程。

  三、案例情况分析:国家表达中的贿赂与市场交换表象

  在Sun (2004)对中国腐败行为在两次改革(198021992和199222002)中的次数分布情况的统计中,我们可以看到,贿赂在我国始终是比例最高的一种腐败形式:从1980年代到1992年,全部11种腐败形式中,1「Sun (2004)所列举的11种腐败形式分别为:贿赂(bribery)、贪污(embezzlement )、投机倒把(p rofiteering )、账外帐(accounting violation )、渎职(negligence)、挪用(misapp rop riation )、以权谋私(p rivilege seeking)、性犯罪(sexual related offense)、挥霍浪费(squandering)、非法收入(illegalincome)和走私(smuggling)」贿赂所占的比重为35.6%,远远高于第二名贪污(embezzlement )所占比重的16.9%;而从1992年至2002年的十年间,贿赂的比重比上一阶段又有大幅度的提升,为58.2%,第二名仍然是贪污,但只有10.9%(同上:39)。在国家的表述中,贿赂被界定为:

  “受贿”错误,是指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中的共产党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利益的行为。(《纪检监察机关案件检查工作实用手册》,2001:632)

  根据这一界定,笔者收集了2000年以来被H 市纪检部门认定为“受贿错误”案件的五个案例。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本文主要聚焦于对贿赂行动分析,因此在选取案例时并没有特别的标准,只要是被检察及司法机关认定为“受贿错误”的案例,都在考察范围之内。以下是笔者对所收集的五个案例的一些基本数据的统计结果。1「本文所利用的材料是通过合法、正当的手段,在获得材料持有单位的许可的情况下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