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人口研究》2008年第5期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对河北省承德市和邯郸市农村居民生育行为和生育意愿的实地调查对比,发现当前我国生育政策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力度减小,认为宽松的生育政策并不一定导致较高的生育水平,而较严厉的生育政策也需要良好的工作和服务达到预定效果。本文通过调研分析和访谈了解,对生育政策和生育水平之间的关系,以及对生育行为、生育意愿的转变影响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生育政策;生育意愿;生育行为;生育水平

  「作者简介」王金营,河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徐蕾,衡水学院教师;杨江澜、李颖,河北农业大学教师;王春蕊,西南财经大学2007级人口学博士生。

  *本论文是王金营教授承担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顾宝昌教授承担的"中国生育政策研究"课题中"河北省承德地区2孩生育预测效果研究"的成果之一。该论文在调研过程中得到河北省人口计生委赵新主任、张志逊副主任、曹冀梅处长和承德市人口计生委付淑兰主任、陆俊勤科长和相关县、村领导的支持;另外,论文及研究报告形成过程中顾宝昌教授、解振明研究员、段成荣教授提供很好的建议和意见。这里一并感谢。

  1引言

  自上世纪70年代初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特别是自80年代初开始执行比较严厉的控制人口增长政策和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生育政策,90年代后我国人口步入了低生育水平的增长阶段,2000~2005年期间妇女总和生育率估计在1.6~1.75之间①「作者归纳众多研究者的研究结论得到的结果」,人口基本实现了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人口增长方式转变。经过30多年有效的控制人口增长和10多年持续低生育水平,低生育水平下的人口消极后果开始逐渐显现,诸如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出生性别比的偏高、可以预见到的低生育水平下人口将在达到高峰后快速减少、紧随其后的劳动力短缺和养老负担加重等。因此,人们开始倾注更多的精力研究探讨当前生育政策的调整,以便缓解超长期低生育率带来的一些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矛盾以及人口本身持续发展的矛盾问题。那么,我国目前的社会经济发展允许不允许把较严厉的生育控制调整为普遍的允许生育2孩呢?

  如果允许调整,在什么条件下可以调整或者具备怎样的环境和条件才可以调整?调整后会不会出现生育水平的大幅度反弹呢?回答这一系列问题,需要深入的调查研究和科学严谨的论证。

  自上世纪80年代初,有关我国生育政策与人们生育行为和生育水平关系的研究就不断见诸于报刊(周宝余、李彩霞,1982;许涤新,1984;陶玉龙、何国权,1984),自上世纪90年代末有关我国现行生育政策需要调整的研究和呼声渐起(梁中堂、谭克俭、景世民,1999年;陈友华,1999;等等)。大多数研究认为在我国生育政策对生育水平的转变和下降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当然也有研究者认为生育政策的作用并不明显(梁中堂,2004),而对于生育政策的调整存在截然相反的观点。陈友华(1999;2007)、李建新(2002)、王金营(2006)、乔晓春、任强(2006)等众多研究者从理论和人口发展规律以及中国的实际出发认为现行的生育政策一定要调整,这是绝大多数人口研究者认同的理念;而李小平(2004)等依据中、美、澳、欧的土地面积人口规模和生活水平的简单比较认为生育政策不应该调整反而应该更加严厉以使我国人口在200年内最终控制到3~5亿;许多计划生育实际工作者中一部分人认为或担心对现有生育政策进行调整会像1980年代中期那样出现生育率的较大回升。对于后者的观点或者担心的解排,就必须对生育政策与人们生育意愿转变、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为此我们选择执行不同生育政策的河北承德和邯郸农村地区进行调查比较。

  河北省承德市是一个集"山、老、少、穷"于一身的欠发达地区。它位于河北省北部,地处燕山腹地,地貌为高原和山地两大类型,其中坝上高原占全市土地面积的10.5%,由坝下山地和燕山山地构成的冀北山地占全市总土地面积的89.5%.2006年全市总人口364万,其中满、蒙、回、朝鲜等少数民族25个,人口130万左右,在河北省乃至全国是属于少数民族集中的地区。2006年全市人均GDP 为11700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2918元,均大大落后于河北全省。上世纪80年代承德农村主要以放牧和人力耕种为主,耕地89%以上集中在冀北山地,不宜实行机械化,对男性劳动力的依赖较强。因此,在实行全省统一"独生子女"政策的开始阶段,由于政策与群众的意愿以及当地生产力水平存在着较大的矛盾和冲突,政策执行过程中引发了诸多社会矛盾。为此,河北省人大常委会于1983年采取了对承德、张家口等贫困山区的生育政策调整的措施。在1984~1986年期间,逐步将原来全省统一的独生子女政策调整为符合承德地区实际情况的农村居民可以生育2孩的政策①。「北京大学张纯元教授总结了承德市照顾农民生育2孩政策的要点:(1)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照顾农民可以生育2个孩子;(2)一孩与二孩间隔至少满4年,育龄妇女满28周岁是生育二孩的前提条件;(3)提倡晚婚晚育,男25周岁,女23周岁为晚婚,女24周岁初育为晚育;(4)交500元二孩生育社会补偿费(注:2003年后第4项取消)」经过20年来的努力,承德市总体妇女生育水平低于1.6,农村也低于了1.8.在河北省范围内仅比唐山、石家庄等较发达地区略高,人口自然增长率10多年来一直处于8‰以下②。「这里数据来源于承德市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承德市统计局2007-03-09.文中其它数据均来自本研究自己组织的调查」

  为了更加具有说服力,同时选择执行"一孩半"生育政策、经济相对较好的邯郸农村地区进行对比研究。这里选择邯郸的目的在于验证如下判断:宽松的生育政策由于与农民的生育意愿相接近能够实现人们预想的结果,而较严格的生育政策由于与农民的生育意愿有较大差距反而不能实现预想目的。通过对比分析可以告诉人们怎样的政策能够执行的好、能够实现预想的目标。当然这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据实势而定。

  另外,我们还重点关注,是否宽松的生育政策就一定导致较高的生育水平,而较严厉的生育政策就一定实现低的生育水平?!或者说,在当前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下,调整生育政策放宽2孩生育是否就会导致人们选择生育更多的孩子甚至超过2个孩子呢?这样的有关生育政策与实际生育水平和生育行为的关系问题是很多人所担心的事情,也是人们反对调整生育政策的一个说辞。因此,本报告通过对我国不同生育政策下人们的实际生育水平和生育行为的考察对上述问题予以分析和回答。

  2调查及数据资料

  为完成本研究的目的和考察河北省承德市农村地区二胎政策执行情况,以及对生育政策与生育水平和生育行为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我们采取了进入农村农户进行实地问卷调查以及与当地计划生育干部座谈交流相结合的调查方式,以获得第一手的资料。经过50天的问卷和调研提纲的设计论证以及案头准备,河北大学课题组于2006年3月16~21日对承德市两个县四个村进行了问卷调查,期间与承德市计生委、承德县计生局等地方相关部门进行了座谈。随后3月28~31日对邯郸市的永年县、邯郸县进行了入户调查和座谈。两地共进行问卷调查868份;其中承德624份,邯郸244份。本次调查的868份问卷中合格问卷859份,占98.96%,50岁以下的有效问卷841份,占总体的96.89%.在合格问卷中,男性调查者148份,占17.2%,女性调查者711份,占82.8%.其中,承德地区共624份,男性105份、女性519份;邯郸地区共235份,男性43份、女性192份。

  在调查过程中,调查员及课题负责人及时对每一份问卷的质量进行了检查。主要采取情景纪录检验和逻辑检验的方法。通过检验认为本次绝大多数问卷是被访问人真实情况的回答,数据质量可靠。

  3生育政策与生育水平、生育行为关系

  有关妇女生育率下降的因素分析和研究在国外已有许多成熟的理论,如戴维斯和布莱克于1956年提出的中介变量模型、邦戈茨1978年总结的总和生育率模型、考德威尔(Caldwell)的财富流理论、来宾斯坦的边际孩子合理选择模型、贝克尔的孩子效用最大化和孩子数量-质量替代理论(李竞能等,1992;田雪原,2004)。而这些理论表述了国外发达国家生育转变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内生发生的,文化传统的传播也起着重要作用(郭志刚,2008)。而在我国,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但是妇女生育率下降是伴随着计划生育工作不断加强而发生,那么是不是我国生育率下降的决定性因素就只有生育政策?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传统文化的转变对人们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的转变到底起怎样的作用呢?这里通过我们的实地调查和对这些地区生育率变动历史考察,来回答其中一二。

  3.1宽松的生育政策下的生育水平

  3.1.1被调查地区农村家庭的总体平均生育孩子状况①「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承德市和邯郸市妇女总和生育率均为1.40.但是,人们认为这与实际不相符合。本研究还是基于实地的调查实际情况来分析」

  在这次调查的有效调查问卷中,已婚妇女实际生育孩子数是以2孩为主,其次是1孩,二者合计达到了93.38%.承德地区农村2孩及以上家庭所占比例为54.44%,1孩家庭所占比例41.20%;邯郸地区受调查农村2孩及以上比例为57.74%,1孩为38.10%.承德被调查者平均生育孩子数为1.47,而邯郸平均生育1.74.可见,即使承德地区农村执行2孩政策也并非所有家庭生育2个孩子,甚至比执行1孩半的邯郸还要低。这说明在一定条件下相对宽松的2孩生育政策也能够实现低生育水平。

  3.1.2分年龄别育龄妇女平均生育存活孩子状况

  调查中,承德地区29岁以下的育龄妇女生育孩子数以一孩为主,其比例占到该年龄已婚妇女的85.44%,30~34岁妇女生育一孩的比例为56.79%,二孩为39.51%,35岁以上育龄妇女生育二孩的比例明显增加,其比例占到该年龄段妇女的73.51%,尤其是处于生育周期后期的40岁以上育龄妇女的二孩率为77.54%.对比来看,邯郸地区农村育龄妇女29岁以下一孩比例为74.29%,30岁以上育龄妇女以二孩为主,占该年龄段妇女的70%,3孩以上的比例也高于生育政策执行较好的承德农村地区。在35岁以上妇女中二孩率为73.97%;40岁以上育龄妇女的二孩比例为63.64%,3孩及以上的多孩率要明显高于承德地区的比例。

  

  从各年龄段的育龄妇女平均生育孩子数来看,承德农村地区都低于邯郸地区。尤其是45~49岁妇女的平均生育孩子数低于邯郸地区该年龄段妇女情况。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河北省调整承德地区由一孩政策为二孩政策,邯郸为一孩半政策时,这一年龄组的妇女刚刚进入生育旺盛期。由此我们从承德地区40~49岁妇女的已生育孩子数可以看出,即使在刚刚将一孩政策调整为二孩政策后的一段的时期里,那时正处于生育高峰的妇女也没有因为政策的调整生育多于两个孩子。换言之,生育政策的调整并没有引起生育率的大的反弹。

  根据调查结果和分析我们可以得到有关生育政策与生育水平关系的3个方面的结论:(1)生育政策的宽严与否与实际生育水平的关系并非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在相对较宽松的2孩生育政策下,实际生育水平并非一定会超过政策要求的水平,这实际上与人们的生育意愿以及政策执行(计划生育工作)情况有着密切的关系。(2)从承德由1孩政策向2孩政策过渡并执行20多年的情况下的人们实际生育孩子数量看",允许生育2个孩子人们就会生育3个孩子"的推断是不能够成立的。(3)从承德与邯郸两个地区被调查者分年龄段的平均生育孩子数的比较看,在邯郸地区一贯的一孩半政策下,由于生育政策与生育意愿的差距较大,使得计划生育工作难度加大执行的直接成本较高,反而造成政策的执行效果相对较差,实际生育水平超过了政策的允许。总之,宽松生育政策下的生育水平不一定会比较严格生育政策下的高,同时宽松生育政策目标的实现仍然需要强有力的计划生育工作和优质周到的计划生育服务。(4)通过不同经济水平地区之间的比较我们还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是,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还相对落后的地区,生育水平的下降生育政策和计划生育工作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紧紧靠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并不能够实现人口控制的目标。

  3.2生育政策影响着生育行为的转变

  生育行为包括婚姻、生育意愿、生育时间、生育数量、生育间隔、避孕选择、生殖健康等等与生育相关的行为和意愿。生育行为决定着生育水平,生育政策通过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和约束最终对生育水平产生作用。本研究主要通过领取独生子女领证、结婚年龄、生育意愿、生育间隔、避孕等指标考察生育政策对生育行为的影响。

  3.2.1领取独生子女证的情况分析

  本研究通过调查对已婚且生育存活一个孩子的家庭是否领取独生子女证的情况进行分析发现:承德地区有23.43%的家庭在生育一胎后领取了独生子女证。其中,第一胎是男孩的家庭里有30.22%领取了独生子女证,要高于第一胎是女孩的家庭领取独生子女的比例(14%)16个百分点。而同样情况在邯郸只有16.47%的家庭领取了独生子女证。其中,第一胎是男孩的家庭里有20%领取了独生子女证,也高于第一胎是女孩家庭领取独生子女证的情况(13.33%)。从总体上来看,承德地区独生子女证的领取情况要好于邯郸被调查地区。这与承德20多年来在较宽松的计生政策下,各方面工作到位有关,特别是宣传教育、优质服务和知情选择下,人们的生育观念发生了较大的改变,人们更加重视孩子的教育质量,对孩子的数量需求退为次要。从我们对计划生育工作者的访谈中也了解到,在国家出台独生子女家庭父母享受奖扶政策和60岁后每月50元生活补贴政策后,领取独生子女证的比例有提高趋势。这也反映出在二孩政策下,利益驱动可以使人们打消多生的欲望和自愿放弃多生的权利。

  对生育一胎后没有领取独生子女证的家庭是否还想生育的情况进行分析发现,在承德有63.93%的家庭还想生育,这其中第一胎是男孩的家庭中38.85%的还想生。而邯郸同类家庭里有77.46%的家庭还想再生育,其中第一胎是男孩的家庭还想生育的占到了52.5%,这大大高于承德地区的比例。

  从这一点又可以看出,并非生育政策宽松的地区人们的生育愿望就高,就会多生育孩子。同时,即使在邯郸这样一个生育意愿较高的地区,放宽生育政策后人们的愿望也并不会超出人口控制目标所要求的范围。

  从通过这里的分析我们发现,在承德经过20多年的计划生育服务和宣传,特别是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追求孩子数量的生育行为大大得到转变。然而,生育政策对生育行为的约束又是有限的。一方面政策范围和宽度应该与农民的意愿相接近。从邯郸的实际情况看,如果不能与农民的生育意愿相接近,则政策对人们生育行为的约束会遭到抵制,人们为追求其意愿的数量和性别就会跨越政策的界限;相反如果政策的范围和宽度与农民的生育意愿相接近,则政策对生育行为的约束就更加明显。

  另一方面,无论生育政策宽松或严格,都需要有合理贯彻生育政策的计划生育工作机制和力度推进来保障。

  3.2.2已有孩子家庭的生育行为影响分析

  (1)已有孩子数目对是否还想生育的影响分析

  调查显示,在承德地区一个孩子的家庭明确表示还想生育的仅占48.19%,尽管还有一定比例持观望态度的家庭也还有继续生育的可能性;但是,两个孩子的家庭还想生育的比例大大下降,仅占4.25%.在调查中发现,二孩的家庭还想生育的原因主要是想要男孩,同时大部分被访者认为影响家庭生育孩子数的重要因素是家庭的经济状况。故在家庭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想要男孩就会引发生育多孩。邯郸地区的情况基本类似,1孩家庭68.24%的想生育二胎,而已经有2孩及以上的家庭再想生的比例就大大下降了。

  (2)不同年龄人群的的生育行为分析

  在承德地区被调查妇女中,低年龄组的家庭(< 24岁,25~29岁)生有1个孩子的居多数,并且有超过55%的家庭仍想生育;而中年龄组家庭(30~34岁,35~39岁公)有一定比例生育了2孩,想再生比例减小,即使只有1孩的家庭由于处在观望中,其想生的欲望也明显降低。

  (3)教育和收入对被访者生育行为影响分析

  在承德地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调查者还想再生育的比例要大于其它情况,其次是高中及以上和小学文化程度者。值得注意的是有高中及以上学历被调查者家庭中只有1个孩子而放弃生育第2个孩子的比例高达70%以上,而其他学历层次只有1个孩子的家庭放弃再生育的比例都较小。这说明在承德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促进了生育水平的降低。但是,邯郸被访地区的情况相反,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者还想再生育的比例最大,达到42.50%,其次是初中和小学的。这与邯郸地区人们的生育意愿和文化氛围有关。调查发现,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已有1个孩子的家庭里放弃生育2孩的比重呈"U"形状。这表明高收入者少生而中收入者更易多生。